你的田野工作是什麼「顏色」？

2018年我結束藏區的田野返台時，巧遇Alice Goffman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2018）中文版一書出版，雖說該書在研究倫理及真確性仍受到質疑，乃至引發全球性的熱議（林浩立已做了精闢回顧及評析），但在拜讀之後，我對該書的喜愛卻意外超越多部經典民族誌。

作為民族誌文本，Goffman並不刻意掩飾自己與報導人的深度聯繫，文字間流露她與第六街（田野地）的蔓生情感，顯著異於我們所熟悉的冷靜筆調；同時，這樣的情感也非僅是投射出筆者過於沉溺在浪漫、高貴、溫情而過於油膩的客體想像（該類陳述總令我聯想到某種田野工作的政治正確：你該與田野地及報導人建立良好關係），書末附錄記錄了Goffman在田野中的情緒與衡量，以及離開田野後的不適應症狀，特別是描述在她的報導人──查克遭到槍擊死亡後，她陪同夥伴尋仇，復仇、憤怒的意念衝入腦中，透過文字傳達給讀者，她就如同第六街的人，參與其中，第六街的生活碎片進入體內，成為Goffman生活、生命的一個組成。

這正是這本民族誌的迷人之處，一項可能遭到評述為「入戲過深」的敘事風格及其爭論，喚醒讀者／我的田野經歷，躍躍欲試的回應，通過田野歷程中的自我覺察，很大程度影響了我對博論文體的決定。我的田野地點──木扎（化名），是青藏高原上的一個以康巴藏族為主要居民的縣城，海拔四千餘公尺，曾為世界上最高的城市。在木扎，我試著理解並描繪「冬蟲夏草」此一世上最高價的草藥材的採集及交易的文化生活。作為《芭樂》的初心者，我以一段田野歷程的描述起手，並回應「文本中自我現身」之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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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扎田野工作的各個記憶中，無一不是沾染著瘋狂與混亂的色調，種種情緒不平靜地劇烈震動，我總是不顧後果的去嘗試或抗拒，喜樂與憤怒、哀傷與刺激、愧疚與置之不理，交疊在一起，因為情緒失控與暴力衝突事件，兩次讓自己置身險境，在木扎的田野遭逢中，我品嚐到生活的各種滋味。

旺姆（化名），是我的摯友兼報導人──朋措（化名）的妹妹，剛成年不久的她是某家青年旅館的員工，或許由於性格相近，我倆認識不出幾天，就成為最好的玩伴。記得那是個大雪的夜，我與旺姆一同走回旅館，被店裡客人一起拉去大廳喝白酒，少不經事的她在慫恿下大口灌酒，任誰也承受不住六十度的勁道，不久便連站都站不穩。此時已近午夜，旺姆酒力正發作，跑到客房裡鬧事，不讓深受高原反應折磨的房客休息。也已半醉的我試圖制止，以強硬的口吻要求她離開，「我不要」，旺姆斷然拒絕。

對於她不懂節制和發酒瘋已點燃我的怒火，我壓低嗓子並抑制著憤怒：「我現在真的很想打你」，旺姆彷彿用著全身的力量嘶吼：「你要使用暴力嗎？那我討厭你們台灣人，我也討厭你」。此時旅店店長跑了進來將她拉走，大夥一起開車送她回家，不過旺姆一路上卻只是反覆低語：「你們不會懂我的痛苦」。

正當我以為旺姆已經冷靜，卻再度發作，一溜煙跑下車，直闖某戶人家，情急之下我也追去。處於爆炸邊緣的我，一路踹翻路邊的板凳，揮拳打了石牆不知幾次，卻無法明白這種狂暴的情緒從何而來。追進幽暗的屋裡，只見旺姆不知從哪抽出一把刀，一邊笑著一邊瘋狂朝空氣亂砍，劃破垂掛的帆布。

我試著安撫她，但她又急奔進另一間屋子。見狀，我跟著進入屋內試著逮住她，不過她手上的刀始終讓我警戒。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屋內，我點亮手機照明，眼前一張床鋪是棉被掀開但沒人，看來是剛剛離開，另外兩張床上則躺著兩名女性，仔細一瞧她們發現不過是裝睡，身體正發抖著（這麼大聲怎可能不醒來）。擔心旺姆傷人，我硬將她拖到院子，打算與店長合力將她送回車上，但旺姆手裡始終緊握著刀不放，我趁她不備時試著搶下刀，她巧妙的閃開，注視著我幾秒後，接著竟用刀刃劃自己的手，場面開始失控。

我急著掏出懷裡的紙巾擦拭她手上流淌的血，但她仍不罷休，反覆說著：「我很可憐，你們都不懂」的字句，這些話令我失去理智，對她吼著：「為什麼要同情自己，你他X以為只有自己最可憐嗎？」那種將自己喬裝成楚楚可憐的話語，總令我抓狂，彷彿整個世界只有自己。我再次伸手奪刀，她查覺到了，反用刀抵住自己的喉嚨，完全無法預測她下一步的行動。我承認自己幾乎發狂，哪怕是一瞬間，腦海真的只有瘋狂的念頭：徒手抓住刀刃，不計後果。突然間，她把刀刃架在我的喉嚨上，突如其來的動作讓一旁的店長愣住，失去理智的我凶狠的瞪著旺姆：「你殺啊，如果這樣讓你開心的話，殺了我啊」。

這一夜，狂暴如紛飛大雪，掩蓋了視線。旺姆跌坐在雪地中嚎啕大哭，打破了草原之夜的寂靜，傾訴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她壓抑著自己，一直以來，她是刻意用一副笑鬧的姿態面對人群，戴著面具活著。我躲到電線桿後，偷偷聽著她的故事，後悔方才對她的粗暴，僅僅幾分鐘便承受不住這股餘緒，留著淚對店長丟下一聲「保護她」，黯然離去。

這一夜我沒能入睡，躺在床上千頭萬緒，口袋裡翻出昨晚那張擦拭旺姆手上傷口的紙巾，血液早已凝結成紅褐色，我看著它發楞，對於自己的失控仍不可置信，昨夜的場景不由自主地浮現，那些瘋狂的亂砍與自殘的畫面，刀刃抵在喉嚨瞬間的冰冷觸覺，我掂估著自己與死亡的距離。

一早起身在街上散心，意外遇到酒醒的旺姆。她竟拉著我一起吃早餐，絲毫不記得昨夜的事，我不由得大笑：「你知道我昨晚差點就被妳殺了嗎」？她睜著豆大的眼睛望著我。旺姆害怕會因昨晚的失態被老闆責罵，我深深明白自己得支持她，輕輕對她說：「沒什麼，承擔就好」。自那一天起，不知為何，我與旺姆幾乎形影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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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的時日，我陪同旺姆向前雇主討回她與朋友被惡意積欠的工資，見證她被現職公司解雇而爆發暴怒，為收入中斷而苦惱，連續數日陪伴她赴旅館、茶樓、按摩店逐一求職面試，為幾乎沒有勞工保障的低薪工作折磨（糟糕透頂的勞動條件），也涉入令她離家出走的家庭紛爭（混亂到不行的日常生活），連帶加深了我與朋措（兄妹）原先的緊張關係。

曾幾何時，我的田野工作因為她開始涉入貌似缺乏研究關聯的場所（撞球店、紙醉金迷的演藝中心）和人群（警察、混混、酒客、特營場所經營者），接觸多種階層的藏人，他們與我平日接觸的文化菁英有些不同。看似偏離主題，卻令我逐步意識到一個追逐現代生活象徵的家庭所必須承受令人窒息的實質壓力，同時理解到藏族女性在傳統社會文化中背負的重量，它們時而各自運作，時而彼此加乘，左右了生活在其中人們的行動抉擇。

「蟲草」生計並非一項獨立體系，它既嵌合於既有的本地文化之中，與人們的生活各類面向彼此相連，它也作為一項來自於漢地的、現代的、資本主義的介入媒介，挾帶而來的巨大金流（以及通過其他方式傳遞的文化）亦與本地的既存文化持續共構，挑戰著過往人們所認知文化的既定範疇（林徐達，2010/12/06）。蟲草已然是為當地文化生活的一項配置，一種藏人追求「現代」的媒介，一旦疏於對於其他生活面向的認識，顯然對於這項圖示的瞭解也將因此囿限。那麼，以自身作為研究媒介的田野工作者，思考以何種姿態介入當地是重要的。

 

 

以健行嚮導及文史工作者為職的朋措，健壯又陽光，是我在木扎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主要報導人，雖說關係「好」，我倆卻屢屢發生衝突，維持某種難以言明的張力，這種張力除了源自眾多人類學反思轉向中所談論「研究者─報導人」的課題，還疊加了「感情四角關係的對手」這種棘手的糾葛。令人困惑的是，即便情感關係經常成為一種田野工作者對於當地的「侵入」行為，影響田野工作進行方式甚鉅──成為某種情感的競爭威脅，或是透過婚姻及情侶關係獲得訊息及資源，在我田野進展面臨困頓時，報導人曾向我明示：「娶個藏族妻子應該很有幫助，她可以教你藏文化」（特別是推薦對象的家族從事蟲草貿易，我坦承自己當時相當迷惘）──卻幾乎無一例外的被作者抹除於文本中，一如殖民時期人類學者挾帶隱形的武力和權威，卻對它的壓倒性效力隻字不提（我不確定是否曾寫在日記）。

朋措為拓展旅遊業務，亟需網路文宣及行程規劃的能人，加上自己創業之初缺乏資本，因此看中了我具備的文字能力，每每請求我協助撰稿及編修，吸引顧客的瀏覽率；相對的，作為一位缺少當地人際網絡的外來研究者，我需要的正是如朋措一般擁有關心自身文化並擁有良好口語表達能力者，甚至願意安排家鄉的牧房供我長住，進入他的家族網絡中潛心研究（牧場上的放牧生活一直是我的夢想）。站在田野任務的角度，「我─朋措」意外達成完美的供需平衡，他肯定是不可多得的合作對象。

然而，朋措找我寫稿的頻率與日俱增，明顯壓縮了我在蟲草貿易和採集調查的工作時間，加上還有來自他人的類似請求如雪片飛來，不堪其擾，最終我決定選擇性的拒絕請求與邀約，然而此舉成為我與朋措衝突的導火線。起初我自以為給予朋措的協助純粹出於情誼，在這項認知下，協助將會是收放自如。然而朋措卻開始對於我的回絕百般懇求，並在拗不過我的硬頸之下便以生氣回應，甚至在得知我承諾替他人寫稿時，對我大發脾氣，彷彿我是他的專屬人員，於是我不服氣的回嗆：「我幫誰寫是我的自由，憑什麼只能幫你寫」，堅持不退，兩人不歡而散。

「研究者─報導人」的關係相當微妙，我彷彿陷入「田野對象無境索要」的窘境，這種遭逢類似於Jean-Paul Dumont（1978；同時見林徐達，2011）在The Headman and I中描繪的經歷，在他委內瑞拉─圭亞納地區的田野工作中，被當地人視為取之不盡的物資提供者，然而當Dumont拒絕索求，反遭憤怒回應。不同的是，我並不是攜帶豐富資源及藥品的知名學者或NGO代表，沒有物資、經費拮据，人際資源與商品通路亦極端缺乏，不過是一位靠著積攢幾年的工資籌措學費與自力海外田野開銷的普通博士生（感念最後一年的田野工作獲得中研院民族所的補助），這使我很大程度的必須倚靠報導人的支持和資源（人際網絡及地方知識），既然朋措看重我的書寫能力，看似一樁不錯的交易，在情誼上也是助友人一臂之力，實踐自身文化中的道義價值觀。

在這「供需」關係下，田野工作者彷彿該盡力討好才能穩定獲得所需之訊息，然而該怎麼妥善處理我卻毫無把握。2016年在同為藏區的新芒縣（化名）遭遇的「詐騙」經驗令我付出相當的代價：在朋友承諾願意帶我進山進行蟲草採集調研的情況下來到新芒，卻被帶往他的家中修築房子，長達一個月的期間每日13個小時在烈陽下掘土、搬磚、搬石頭，等待上山的那天到來不敢違抗。然而最終蟲草山只去了一次，還因要求再次前往而受到斥責，覺悟到田野已宣告失敗的我在離開前一晚給了朋友家人三千元人民幣的費用，不過這筆支出是體驗支付還是友情贊助卻始終難以說明（此時還需要維持與報導人的良好關係嗎）。這次「做土水」的遭逢令我錯失該年度的蟲草採集季節，我被拋入憤怒、沮喪的情緒中，險些放棄蟲草的研究主題，博士生自有畢業期程壓力（你知道的），所幸在我交換學生時期擔任導師的藏學院院長不斷鼓勵我繼續朝向藏學領域前進，堅持下去。如今這段經歷已成為朋友間茶餘飯後的笑話：「你這可能是人類學的創舉，畢竟連費孝通、王銘銘也沒有幫人修過房子啊」（冏）。

 

 

 

「並不是全心付出對方就會在乎你的需求」，低估了詐欺仍是做為社會某些階層人群的維生技術（若對方也同意這是詐欺的話），我的天真賞了自己一記重拳。而這宛若公式般的因果關係在我過去經歷的田野場域似乎是一項基本態度，但某位擔任大學教職的藏族好友告誡：「在我們藏族社會你做越多地位就越低，當你被看輕時他們反而不會在乎你」，這套說法自然擁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卻已劇烈衝擊我原先的田野工作認知。

「與田野地人群保持和諧一致」仍標示著田野工作的理想形式（不，它甚至晉升為倫理議題），但伴隨著的「困難、不確定、偶發事件、倫理曖昧、恐懼和自我懷疑」（Marcus，1998:106；同時見林徐達，2011:160）卻遮蔽在理想的光環之後遭到忽視。「詐欺」的田野經歷或許令我相較許多田野工作者過於世故，卻也清醒的理解：和諧關係是一種方式而不是一種公式。由此看來，「與報導人同桌吃飯」還稱得上是田野工作的指標嗎？

 

參考書目：

Dumont, Jean-Paul

1978  The Headman and I: 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in the Fieldworking Experience.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Goffman, Alice；

2018（2014），《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李宗義、許淑雅譯。台北：衛城。

Marcus, George E.

1998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 Th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林徐達

2011  〈論地方知識的所有權與研究職權：從詮釋人類學的觀點省思Lahuy的「論文返鄉口試」〉。台灣人類學刊9（1）：147-185。

2015  《詮釋人類學：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苗栗：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