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中畢業前經歷多年的西方古典音樂教育，但在「被培養」的路途上，總是對於西方古典音樂之外的世界充滿好奇。所以，大學之後選擇進入與音樂有些關聯的媒體領域，開始關注新媒體與流行文化範疇。母親為台東的阿美族人，但在成長過程中，除了自己不怎麼流利的族語和桌上時常看得見的阿美族菜餚以外，對母親的原生文化並不那麼理解。因此，在思考博士論文研究時，希望能夠透過所學來尋找自己受母親影響，但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身份認同。博士論文即研究當代原住民音樂在社群媒體的影響下，原住民音樂人如何藉由音樂闡述自己對原民相關議題的思辨，以及如何藉由創作和傳播來尋找認同。以博士論文作為開端，就此開啟了我對當代原住民音樂與文化的研究。

一年多前曾經寫過一篇跳脫「原住民音樂」框架的短文，想試著拋棄不適宜標籤和不妥當的分類，並透過不同帶有族群文化與具官方認證原住民音樂人的作品來呈現多元樣貌。因為我認為這種分類，可能只是「某個群體」想像中關於「某種類別」的音樂樣貌，但我認知到關於音樂的獨特性，最該突破的應該是不再被標籤的自由。因此，在經過博士論文訪談音樂人對自己音樂詮釋的旅程，並試著重新思考當代所謂具現代性的跨文化交流之後，我在後續觀察當代「族語流行音樂」上最在意的，反而是音樂人會不會不小心為了創造族語音樂，反而落入因不擅族語，只是為了族語而族語的「華語思考再翻譯」框架中。

談族語音樂框架是困難的，如同金曲獎每年對語言分類的討論一般。從歷史脈絡來看，持續提升母語使用的精神，仍是必要的，只是在音樂類型與文化邊界都開始模糊的當代，如何透過明確的原住民語言與電音類別互動來談創作人對自我的認同，其實仍然是困難的，但又希望藉由「原電音」的潮流，來談論在臺灣聽音樂所遭遇的語言紛擾。因此，我只能透過接近這個互動時刻的觀察，來試著談談音樂人在創作過程中所展現的樣貌。

去年參與了派樂黛承辦的《MINETJUS電⾳製作解密》課程，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一方面希望更理解音樂人有意識地讓音樂類型與族群文化碰撞時的創作過程，是透過哪些方式思考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則順勢進入田野現場觀察平常較不易遇見的音樂人關於創作的思考場景。當然一開始的動機比較簡單，一是平日聽音樂時在文字介紹會看見的名字是課程師資，二是想體會「只有具原住民身份」才能參與的官方認證感，三是想來學習能夠透過音樂創作表達自身認同貼上「都市原住民（俗稱都胞）」這個標籤，卻又不那麼踏實的感受。沒想到最後透過這個課程遇見了各種樣貌的音樂人，反而覺得從他們身上觀察到一種貼撕標籤的行動。

在課程中發現，有些原住民青年開始在意進入國際脈絡的途徑，甚至希望建構系統化的族群風格。然而，音樂類型風格的標籤是經由歸納而來，如果先思考類型，或許會框架了音樂本身，尤其在現代與傳統碰撞時原住民文化所呈現的多元上，似乎不太可能只以一種分類來概括所有風格。所以，當新世代音樂人希望貼上「國際」的標籤時，反而間接地撕下了「多元」的標籤。

「多元」用在臺灣原住民族群上似乎是老套的詞彙，但在參與課程時觀察到的，這個標籤仍足夠概括描述課程學員的整體狀態。這裡指陳的多元含義不只是家庭和文化背景的個體差異，還有音樂作品呈現出的整體圖像，實際上是各種顏色交融而成。透過這個標籤所呈現的不同顏色，反而理解了新世代從創作中探詢認同的方式，其實是來自於認清「文化斷裂」的存在。

博論訪談期間，遇過數位資深音樂人擔憂新世代對自身傳統音樂與文化的理解不夠深刻，因此鼓勵原住民青年在從事音樂創作時，能夠多接觸原鄉進行田野。身為長成一個大人之後才選擇成為原住民的中世代，在尋找文化認同與自己之間的關係時，才隨著往回追尋的過程緩慢地理解斷裂所刻畫的，是一種不屬於什麼類別的歸屬感，貼上「文化斷裂」這個標籤，反而感覺到歸屬。尤其在這種文化界線模糊的年代，音樂作為一種對世界與社會溝通的管道，建構了獨特的理解，讓聽眾和音樂人彼此能透過音樂的聽覺與創作共同直面文化斷裂，隨著音樂適應現代性，卻又保持初始找尋認同的意圖、目的和意義。

James Clifford在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1988）一書中談到：「每一次對文化的挪用，無論是內部人還是外部人，都隱含著一種特定的時間位置和歷史敘述的形式。」也就是說，現代原住民青年在貼上「文化斷裂」這個標籤的過程中，處在一種挪用正在熟悉的文化來正視斷裂意義的狀態，在時間上銜接了傳統性與現代性，空間上則回應了對「過去殖民歷史環境」的想像，並在這種狀態下產製了具有現代性特質的混雜（hybrid）音樂作品，以各式流行音樂曲式來表演、述說和詮釋當代創作者的自身認同。

原電音的第一波潮流起始自Suming於2010年發行的的首張個人創作專輯《Suming》，專輯中的〈Kapah（年輕人）〉和〈Kayoing（美少女）〉就以電音作為風格，將族語的節奏唱進編曲中，〈Kayoing〉這首歌甚至在唱腔上帶入Auto-Tune。Suming的歌曲帶有強烈的個人特色，儘管編曲與混音混雜了流行音樂曲式，但旋律線條的輪廓仍舊極具Suming獨有的自身阿美文化特色。

近年原住民文化與電音的碰撞再次掀起潮流。阿爆於2019年發行《kinakaian（母親的舌頭）》在第31屆金曲獎獲得「年度專輯獎」、「年度歌曲獎」和「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這張專輯與派樂黛唱片合作，編曲上以電音類型為專輯主軸，多首歌曲取樣排灣古謠。這張專輯在製作上，將語言視為音樂元素，使得原住民的主體性不再需要透過對語言的強調來產生流動，而是提高音樂的特殊性，讓其中所展現的自我認同，得以和臺灣當代社會情境脈絡溝通。《MINETJUS電⾳製作解密》部分學員後續於阿爆領軍的《N1：那屋瓦一號作品》中有單曲呈現。以Natsuko夏子的歌曲《Fu’is 星星歌》為例，歌詞結合阿美語和日語，即是以Natsuko自身認同透過音樂這個溝通場域，和她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她所處的當代社會情境脈絡溝通。

Suming在2019年以華語專輯《Bondada》探詢屬於臺灣的節奏，專輯靈感來自一趟太平洋島國新喀里多尼亞之旅，體會了當地音樂人對雷鬼節奏的律動之後，開啟了他對臺灣節奏的好奇。因此，這張專輯由bon-da-da的節奏貫串，透過音樂創造文化中的節奏主導脈絡，並非以族語作為原住民文化的符碼，我認為這提醒了我們在尋找文化的方向性上，不是只有族語的使用，還有更多的可能性。透過課程在音樂的各種練習，學員漸漸地理解族語作為音樂元素的主體性，也懂得能夠在編曲上測試各種聲音，以傳統器樂入曲，從古調取樣，詞句中隱含著文化故事，甚至在意唱族語的口氣。在貼上各種與原住民文化情境對焦的音樂標籤後，反而在節奏的追尋常是隨著音樂類型的脈絡。

電子音樂以BPM（速度）得以區分成更多風格類型，也因此在聽覺上產生了多種不同顏色的歌曲，然而透過Suming在Bon-da-da節奏圖騰的主軸上，卻使得原住民族的主體性，以另一種方式與臺灣歌謠歷史對話，並仍然產製了具有現代性特質的混雜。以「節奏」對焦文化情境，創造了和以「族語」為出發在「文化斷裂」觀點上的差異，這點反而是當代較少被覺察的。

或許朝著文化斷裂的面向時，矛盾產生於多數人對臺灣原住民文化的不熟悉，因而造成了文化隔閡所產生的不明確美感。這種文化模糊的世代或許和當代日常媒介化的滲透所造成的碎片化有關，然而每個世代有各自的風格樣貌。新世代原住民音樂人在創作時貼上「文化斷裂」標籤，就是因為理解了原住民族經歷的長久殖民歷史，也明白了這個世代在語言、文化和土地環境的斷裂，既然斷裂產生了，那麼我們就正視因為斷裂而產出的音樂。我認為應該討論的，並不是夠不夠傳統，或者夠不夠現代，而是當我們活在這個世代，基本上已經是斷裂的，努力的追尋文化很美，但如果音樂中透露出斷裂，那也很美。音樂的特殊性在於能夠建構獨特的理解，因此透過音樂讓生命回到能夠抓住的根源，不論根是什麼，都是一種得以往前邁進的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