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失去後才懂得珍惜」、「失去了才發現曾經擁有」，這些看似了無新意的表述，或許很大程度描述了我們生命中都曾經歷的荒誕情節。雪裡紅老師透過民族誌與生活中關於離鄉背井、文化資產、認同、情緒、記憶的片段，探討失落與存續間的辯證關係。在「反思文化」觀點啟發下，點出生活習慣轉變、生活地景或語言消失等引起的鄉愁，反而將引發失落感，進而產生穿越時空的羈絆，始料未及地成為重新凝聚、珍視、銘記的契機。猶如《大亨小傳》中的Daisy，正因不曾真正走入Gatsby的生命，而成為Gatsby心中永遠閃耀、願意付出一切的目標。若是如此，失去是否意味著終結？抑或是再生的契機？

邱筱喬博士的新書《Visions of Marriage: Politics and Family on Kinmen, 1920–2020》訴說一段段在金門發生，關於愛、情感、親密關係、（跨境）婚姻、非婚（non-marriage）、生命想望的故事。金門在熱戰和冷戰中都成了前線，軍管制度管制身體也管制情慾，更意外延續了彷彿時空錯置的親屬體系，同時催生不同以往的婚姻、家庭功能與意義。近代海峽兩岸的政經政策、通婚、多元性別運動，都顯示無條件地侍奉丈夫、公婆的女性角色並非必然。新型態之性別和婚姻關係，一次又一次反映「事實」、「傳統」的創新可能。今天由雪裡紅老師為我們導讀這本新書，思考親屬、婚姻、親密關係、性別這些經典研究範疇的更多可能。

個體究竟能否掌控幸福感，抑或受外在權力框架限制的問題？近年開始受到注目的幸福感（happiness）研究，和在發展研究中的「福祉」（well-being)有什麼關係？又有什麼異同？雪裡紅老師認為，人類學觀點下的「幸福感」研究，有助於探究個體於結構中之動能。除了能做什麼、想做什麼，也在探索做不了什麼。在同時探究內在、外在世界通達之可能性與複雜性，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可能是由一段又一段追尋、獲得、失落、和解、再出發的旅程拼接起來。

人類學家以自身作為研究對象有學術價值嗎？以自我為主角的民族誌合理嗎？如何維持客觀、判斷真實性、證明可信度？微觀角度下呈現的研究發現，和其他人有什麼關係？這些微觀研究，是否具備足夠的公共性，因此具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些提問背後有著對於學術研究過程與成果之想像。例如，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完全客觀中立、全然不受個人價值觀影響。又如，認定「他者」（或包含自我）是大尺度單位—如「文化」、「社會」、「社群」等—才能啟發有學術意義的討論。以上都是老師們在人類學課堂上最常被同學問到的問題。今天就由何浩慈老師為大家從「自我民族誌」與「俗民紀錄片」（或稱「民俗學電影」）來為大家說明這些疑問。

人類學與「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是相愛相殺的兩個學科，但歷經時代變遷，兩者又再相逢。什麼是發展？什麼是發展研究？和發展人類學關係如何？人類學和發展有什麼愛恨交纏的關係？雪裡紅老師梳理當中的殖民脈絡，反思各種典範轉移下的話語與實踐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田野啟程前問了英國的老師：「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提醒的？」他只說：「活著回來。」（Stay alive!）當時聽起來很嘴砲，後來才體會到其實有道理。他已經預見了田野中會遭遇種種試煉，田野工作者必須保護自己，又得兼顧研究資料搜集。字面上的意思是確保生命不受威脅，但象徵性的意涵是活過博士班、乃至「人類學家成年禮」的考驗。在這個努力活下來的過程中，真切地關心、同理報導人們讓自己好好活著的擔憂與策略、絕望與希望。

「妳一個台灣人為什麼跑去研究香港？」這是我每次分享自己研究時，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本地人」才能做好田野嗎？ 究竟「局外人」（outsider）還是「局內人」（insider）做起田野更具有正當性、更有優勢？這是人類學界至今爭辯不休的議題。博班入學面試時也被問到，以我對這個辯論是否熟悉作為判定我算不算「圈內人」的依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