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稱自己在做「幸福感」（happiness）的研究，但有論文產出前，倒是想先來寫芭樂文，我想這也是理所應當的吧（哪裡？）會以幸福感作為研究主題，有學術考量；但老實說，也與個人生命經驗密不可分。因為感到生命中有缺憾，才期盼找到答案與希望，就像取名字的邏輯，缺什麼叫什麼。（可以這樣類比嗎？）研究期間的日記，像是田野工作者對自身參與觀察後寫下的田野筆記，像是以下這一段：

這幾個月，像在深山溪流中醃漬，時間如溪水從皮膚上流過，有時冷冽有時溫暖。生命中發生的大小事是被水沖到身邊的魚、蝦、蟹、石頭、落花、樹葉、枯枝、垃圾，有的在身上留下傷痕，但因為浸泡水中，痛覺被稀釋了，水還封住了傷口，讓血不至於肆無忌憚流淌，反而以蕾絲般的圖紋緩緩漫向四周。溪水流過之後，發現自己還在這裡，還沒被沖走，還穩穩站著，聞到溪水生生不息的腥味，聽見急促的呼吸聲和心臟倔強的跳動。爬上溪邊石頭，每一步都有點沉重，因為水浸濕衣服加重了重量。抬頭，突然被穿透樹梢的光迷了視線，瞳孔因長時間注視溪底的黑暗而一時不適應。所幸閉上眼，感受包裹身體的微風，接著聞到腐敗有機質完全分解後產生的清新草味，又聽到一陣窸窣聲，緩慢試著睜開眼，原來是一隻攀木蜥蜴爬到腳附近。我沒有像以前一樣驚恐跳開，決定坐下來，開始和牠對視，觀察這個過去因沒來由的恐懼而沒機會接觸的存在。

目前市面上與幸福感概念相關的詞彙有「福祉」／「安適」／「福利」（well-being/welfare）、「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社會福祉」（social well-being）、美好生活（good life）等，定義、範疇眾生喧嘩。本「芭樂人類學」平台於2018年陸續刊登過多篇相關主題的精采文章，包括（以刊登時間排序）：郭佩宜〈在《幸福路上》遇到人類學家〉、bricoleur〈名為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系列、潘美玲〈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八張：流亡藏人的「幸福路上」〉。而不斷再版、被翻譯成數十國語言的達賴喇嘛與戴斯蒙•屠圖主教訪談錄《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The Book of Joy: Lasting Happiness in a Changing World），則提及與他人、社會、多物種、世界連結的斷裂，是人們感到不幸福的根本原因。

資料來源：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124272601559

「幸福感」、「福祉」、「美好生活」等語彙固然在常民生活中廣泛使用，但抽象、個體差異顯著的本質，使其於學術研討層次上被視為棘手議題。人類學觀點傾向視上述概念為詮釋、建構結果，並因此不將其用於衡量社會進步程度或政策施行效度。基於對人類經驗、生活樣態多樣性的關注，人類學聚焦探究這些用語之多層次、多面向社會、文化、政治意義，辨識跨文化、乃至群體差異，以及相關經驗對人類生活之影響。人類學領域中的「幸福學」（Happiness Studies）大約自2010年開始有顯著發展，此領域漸受重視，有其政治、經濟、社會脈絡。二十世紀下半葉起，歐美富裕社會持續因工業化、商業化、資本主義化而高度發展，但此社會情境標示出的「現代性」，卻被認為導致情緒、精神健康隱憂。常被提及的批評諸如「快樂水車」悖論（hedonic treadmill），指一旦財富累積到一定層級，金錢便不再能增加人們幸福程度。更有甚者，經濟成長往往伴隨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當個人生活水準跟不上整體榮景，與他者比較後，被攪動之相對剝奪感削減了對生命的滿足感、價值感、意義感。

「現代性」幻想破滅後，代償似地對鄉村或前工業化社會產生懷舊情懷。至九零年代，與後現代主義、傳統主義、反資本主義、反消費主義、在地化（localisation）、本土化（indigenisation）等思想匯流，集結成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漢學家Robert Weller指出，此種「反都市」（anti-urban）情結，透過將鄉村生活浪漫化、理想化，映襯都市生活的腐敗（corruptions）與矯揉造作（affectations）（Weller 2006: 57）。

關於美好生活（good life）的願景，經常與「烏托邦」（Utopia）連結；如是世界中，所有不對的事都會被矯正（Moore 1990）。以臺灣而言，八零年代經濟起飛後，現代化、工業化、都市化帶來社會發展，卻也促發了一股與自然、傳統脫節的焦慮（Weller & Hsian 1998）。都市、鄉村二元想像延續至今，「移居東部」在懷抱田園夢的都市群體間蔚為風潮，宜蘭、花蓮、臺東被視為實現「慢活」—健康、靈性、低碳、簡樸、詩意、有在地族群美學意涵—的世外桃源。「都市人」回到「鄉下」經營農場、民宿、支持採用在地食材的「私廚」餐廳；嚮往永續生活之群體嘗試開闢「生態村」或類似另類（alternative）生活提案；文創小店如雨後春筍，除販賣個人創作，也營銷在地文化元素、友善農業、環保產品。年輕人嚮往重建與土地的連結，協力小農架設產銷通路，甚至自願成為農夫，更有人進入／返回部落、社區投身地方發展，期待實現文化保存、環境保護、社會正義等理想。上述多元形式實踐者懷抱類似期待：追求人與他人、非人物種之和諧共生，反思消費主義與資本主義。

臺東縣成功鎮海濱公園「2022臺東慢食節」活動一隅（拍攝：筆者）

有學者認為（Ahmed 2010; Davies 2015; Mathews & Izquierdo 2009），這些願景促成了2000年之後興起的「幸福產業」（happiness industry）：以「幸福感」為目標進行大眾書寫，相信人人皆有爭取自身幸福之能力與義務，而已獲得幸福的人，也並非出於好運。在將上述說法標籤為「幸福產業」之學者眼中，相信個體可掌控幸福感者，犯了「責任化」（responsibilisation）謬誤，抱持新自由主義思維，將道德、經濟、政治等大尺度問題轉嫁於個體，忽略政府、財團、社會權力結構造成之限制，導致個人須為自身福祉負起全責（Davies 2015）。採納「幸福產業」標籤之學者認為，生產與普及幸福感的說法（專有名詞稱之為「happiness turn」）（Ahmed 2010: 3），雖宣稱推廣「感覺幸福的科學」（science of feeling good）、「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另類療癒」（alternative therapies）、「自我成長」（self-help）、尋找東方起源宗教之古老智慧與身心靈平衡，但其實僅為行銷策略，為的是確保在這些領域被視為專家者得以名利雙收。

學者（例：Laidlaw 2002; Thin 2008）考量倫理、道德、價值後，指出「幸福感」（happiness）與「福祉」（well-being）應被視為兩個不同概念。「福祉」與社會價值觀相符，而「幸福感」則可能違背美德、責任（Calestani 2009; Chua 2014; Fischer 2014; Stafford 2015）。由此角度理解，「幸福感」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的煩惱」（bourgeois preoccupation），是新自由主義的、任性縱欲的、個體主義的、烏托邦的、不道德的、違反了越來越成主流的解放思潮（emancipatory politics）（相關評述請見Walker & Kavedžija 2016: 5）。此預設招致一個後果：由於認為整體利益與個人目標勢必衝突，追求「幸福感」將在實現個人目標前提下犧牲整體利益，故「幸福感」成了過於個人化、令人費解、尷尬棘手，因而被刻意避免使用的詞彙（Thin 2008: 135; 也可參考 Mathews 2012; Walker & Kavedžija 2016）。基於此邏輯，「幸福感」研究被評為只考量私利與自我滿足等主觀感受而忽略大我；相反地，「福祉」是客觀的，為群體生活品質著想，相關研究扮演著撥亂反正角色（cf. Ahmed 2010）。

然而，亦有學者指出（例：Johnston 2012），研究人類正向經驗不必然意味著否認、「河蟹」問題，以維持既有權力、利益結構。為的不是「正向思考」，而是全面地看見議題與相關者之本質：雖然光明背後必定有陰影，但也就證明，陰影另一面很可能有光明。此論點可由細緻區分幸福感不同尺度、層次、範疇差異來理解。

「短期幸福感」指涉對欲望之即時滿足，使人「感受良好」（feeling good）；「長期幸福感」則與社會價值觀、美德相連（Walker 2015）。前者是享樂主義的（hedonic），追求感受上的愉悅（cheeriness）；後者則可達致亞里斯多德描述之「終極幸福」（eudaimonia），與道德（morality）相連，使活著有的目與意義，也是獲致喜悅、豐足、自我實現人生（fulfilled life）之最核心要素（Fischer 2014: 2）。Fischer的分類中，終極幸福（eudaimonic happiness）被歸類為福祉（well-being），而享樂式幸福（hedonic happiness）可能引發人際關係張力，因社會中之個體皆須在個人快樂與文化、道德、社會價值觀間尋找平衡。然而，Walker（2015）不認為兩者必定不相容，他觀察到一種社會脈絡限制內的「平靜」狀態（tranquility），可平衡享樂式幸福與自我實現式（終極）幸福：「平靜」狀態下，每個人的幸福感都是相互關聯的（relational），是「不間斷的社會生活之流中的一部分。」（[a] part of the uninterrupted flow of social life）（Walker & Kavedžija 2016: 21，筆者翻譯）。這樣的狀態已預先調和了自我、他者、世界間的關係，所以不存在本質上的矛盾與衝突（Throop 2015: 63）。

百家爭鳴，還沒有結論，但「追求幸福」的命題已在全球各地、跨文化情境備受矚目。而「過得好」不只象徵客觀目標，也可能隱含主觀判斷與個人感受、動機、價值觀、信仰或意識型態。最終，投射出人類本體論的追尋：如何活著？如何死亡？生而為人有何意義？

2018年秋天，旅行到了 Knaresborough。這個位於英格蘭中北部、鄰近 York 和 Harrogate 的小鎮國際知名度不高，卻是英國歷史上著名預言家Mother Shipton 的誕生地。她於1561年離世，提早一百多年預言了1666年發生的倫敦大火。今日，遊客仍可造訪位於森林深處、她當年出生的山洞，占卜、神祕學、巫術因此成為當地觀光產業賣點。我在其中一間禮品店巧遇了幾臺「占卜機」，提供以下「命運」選項：財富與名聲、戀愛好運、長壽、功成名就、無可救藥的夢想家、自由的靈魂、尋找愛的人、含著金湯匙出生、頑皮但善良、永遠幸福快樂。占卜機畢竟是用來娛樂（或許也有些安撫作用），往往提供能討好使用者的說法，因此不會出現孤老終生、窮困潦倒、卑鄙自私、無聊可悲之類的選項。

於英國中部旅行途中巧遇之水晶球「占卜機」（拍攝：筆者）

另一臺「占卜機」中提供的「命運」選項（拍攝：筆者）

若此推論成立，那麼占卜機目標使用者（使用英文的群體）的渴望和其他文化情境中之個體似乎很相似，這是否支撐了「人類普同心智」存在之可能性？文化只造成行為、社會規範、儀式等形制差異，但深層情緒、動機、需求會否相通？在香港和臺灣原民族聚落兩個脈絡極度不同的環境工作過後，我反而開始思考此問題。以往，跨文化比較方法論乃運用於反省刻板印象與單一文化本位對世界之誤讀，但「比較」是否也有另一效果，可用於檢視特定元素、情節會否普世皆然，或至少，在特定群體中存在共性？

我在Knaresborough的落腳處是一幢獨棟別墅，屋主帶著三個孩子，是位單親母親，與先生離異後需維持大房子開銷，故經營民宿。感受到她想找人說話，第一晚我們暢聊了數小時，她分享心路歷程，我也說說關於臺灣、人類學、留學的故事。接下來幾天，我必須開始工作，帶著筆電遍訪鎮上圖書館、咖啡廳、茶屋。連日陰雨綿綿，使得對此地的回憶籠罩一層朦朧霧氣。稍稍撥開氤氳之氣，浮現森林中雕刻人臉的參天古樹、山壁內的教堂、斷垣殘壁卻屹立不搖的碉堡、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期間建造的拱型高架鐵道、會把接觸到的物品「石化」的水井（但其實是經年累月浸潤下，水中礦物質在物品表面蒙上一層看似石材的灰色物質）。歷史任性地駐足，呢喃著舊日榮光，深怕被遺忘；另一頭，當代居民日常生活靜靜展開，或許太習慣了，和傳說、遺跡擦肩而過的瞬間不能更平淡無奇。然而，卻在遇到外人的時刻悄悄甦醒。

個體究竟能否掌控幸福感，抑或受外在權力框架限制的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人類學觀點下的「幸福感」研究，或許有助於探究個體於結構中之動能：做到了什麼？想做什麼？可以做什麼？終究做不到什麼？得以探究同時與內在、外在世界通達之可能性與複雜性，進而理解，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或許是一段又一段追尋、獲得、失落、和解、再出發的旅程拼接起來的。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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