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路易士出現在墨西哥城桑切斯家門口之際，他抱持著的問題並非「貧窮」是什麼，甚至也不是要為他創造出來的「貧窮文化」這個概念找證據。他在問：在一個過度擁擠、髒亂、缺乏隱私、步調快速、物質貧乏、高度社會性的環境下，人究竟如何經歷工業化與城鎮化？他們怎麼想，他們怎麼看，他們如何思考與感受？

貧窮可以是具體事實，貧窮也可以是抽象概念，貧窮可以是日常生活，貧窮也可以是需要介入的問題。「對貧窮作戰」是某些人政策辯論的主題，但卻是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與「命運」。我們或多或少都嚐過貧窮的滋味，看過貧窮的處境，或是讀過小說看過電影，可以設身處地去同理貧窮。甚至，我們還會更進一步採取行動，去當志工，去參加貧民窟小旅行，去讓自己親身走過那些街道、跟那些人談話。眼前的場景與活生生的生命撞擊你的心臟，在湧出各種難以名狀的激動情緒中，你想介入，你想幫助，於是你又去參與了探討社會階級與不平等的講座，你對於資本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結構性問題朗朗上口。但在這一切之後，你知道你終究還是不了解「他們」，你還是站在一個遠遠的距離旁觀，你僅是以概念來填補空白，這個時候，《桑切斯家的孩子們》將是你會需要的一本書。

相較於有些人相信弱勢者無法表述自己，必定需要別人來幫他表述，路易士展現了對窮人的平等態度與信任感。路易士先拋下所有能夠類別化這些人的概念，採用了一種即使是人類學著作也很少見的寫作方式，他刻意減少研究者的分析，幾乎完全讓桑切斯的家人們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出自己的故事。《桑切斯家的孩子們》表明了弱勢者也能夠看穿自己的處境並且深知自己是自身以及社會危機的受害者;他們的自白，可能比任何社會科學家所希望能夠說出的都還要準確。與其他充滿術語的人類學著作相比，它生動、精準、幽默且栩栩如生，讀起來會給人一種情感上的滿足感，這讓《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一出版就馬上變成暢銷書，而且是人類學著作史無前例的暢銷，但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在學術界引發了諸多討論與褒貶兩極的評價。

用概念來理解一群人，與用生活來理解一群人，會有多大的不同?同時被恩格斯與作家羅伯茲描述過的經典工人社區可以作為例子。

「這個人家裡出身很『低』，你們不要跟他玩」，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出自宰制階級的父母警告他們小孩遠離底層階級的孩子，但實際上卻是發生在英國公認最貧窮的「經典」貧民窟沙佛爾德（classic Salfordslum）「之中」。這個貧民窟是恩格斯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的取材來源。同樣的貧民窟，也一樣被作家但同時也是該地居民羅伯特・羅伯茲所描繪。[1]在羅伯茲的筆下，沙佛爾德貧窮、骯髒、過度擁擠、生活將就、高自殺率、教育失敗、向上流動機率極低，也無怪恩格斯稱其是個「經典工人社區」。但羅伯茲旋即用他栩栩如生的描述挑戰我們對工人社區的刻板印象。該社區內部並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同質化」趨勢，反而是一個高度分層、井然有序的小社會。在這個分層的小社會裡，位於最高階的是「菁英」、「貴族」，由幾個領頭的家族來擔任，通常是街角的小店主、酒吧老闆、技術工人與商人，他們在社區中深具影響力，並懷著向上流動的抱負。而社會底層則是由被鄙棄為「低中之低」（the ‘lowest of the low’），或被簡單稱之為「沒級」（no class）的人群來組成，包括無技術工人或季節性工人（如碼頭工人）、街頭小販、砍柴販售者，以及乞丐。社區內女性普遍參與勞動，多半在紡織廠工作，但也因她們從事的工種而有分層。織工（weaver）被認為是「頂級」，接著是絡筒工（winders），細紡工（spinner）則被認為是不體面的， 因為這向來是愛爾蘭人從事的工作、薪資比其他部門低，加上工作環境潮濕炙熱且地板滑溜，女人工作時常赤腳、衣著輕便，還會被認為在道德上「漫不經心」。社區裡的每個人都清楚這個分層體系，並對每個人的社會位置了然於心。這個社會位置決定並維繫著個人在工人社區內的信用能力與影響力。即使普遍貧窮，皆從事勞力工作，居民們仍努力用「誠實」、「體面」（respectable）來建立並提升自己在社區中的地位，盡可能地在各方面維持聲望（prestige），對於那些聲名狼藉之人，則避之唯恐不及。

在這個經典工人社區裡的所謂的「工人階級」，沒有自然因「共同的目標和文化聯合起來」並擁抱他們「歷史命運」。在居民的心中，階級鬥爭確實存在，但並非是聯合一致對抗主宰階級，而是發生在社區內部。鬥爭更多是關於如何在社區內部爭奪社會位置的搏鬥，是「與命運的奮鬥」而非「對雇主開戰」。[2]在這個所謂「工人社區」裡的「工人階級」，因而呈現一個社會金字塔，與外界人士對所謂「工人階級」流於同質且感傷的描繪，英雄且正氣的塑造，或是斥之粗魯低能的鄙視印象都截然不同。

路易士試圖超越這種研究者與作家、觀察者與內部居民觀點的二元對立。我們對於貧窮的概念性解釋普遍是指經濟上的剝奪、生活中缺乏組織或是物資缺乏，但路易士主張窮人所身處的貧窮，以及他們每天面對的日常，不能將之僅僅定義為此。長期生活在貧困狀態會成為結構性的存在，為人帶來特定的理性（rationale），並發展成一種人在動盪、擁擠的生活條件下能夠繼續每一天的防衛機制。路易士將之稱為「貧窮文化」，並主張貧窮文化比貧窮更難消除。

貧窮作為一種文化

我們可以試想當我們面對貧困的處境時會有什麼感受？我們可能會覺得自憐、無奈、憤恨、控訴。那再試想如果是長期處於貧困的狀態，或是一出生就是在這樣的社區中呢？以上這些情緒可能還是會有，但很快你就要超越這些並學會生存。你可能要習慣家裡只有一個房間但永遠會擠很多人；你可能要學著跟爸爸後來的伴侶與他們生下的姊妹們相處；你可能要夠機靈、夠狠、知道如何打架，混幫派結盟並同時在社區中爭取地位與尊重；你可能要知道如何用五分錢讓大家都吃得開心還可以招待朋友；你可能要知道離家出走時可以去哪裡住；你可能要有能力在被情人拋下時毅然走出來自己帶孩子；你可能要學會如何應付街上無故找你麻煩的警察，被丟入監獄的處境……。除此之外，你還要學會接受這一切但又不至於絕望，一無所有還懂得慷慨，你要有幽默感、要知道如何苦中作樂，你甚至還能時時幫助你的親戚，你會尊重那個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還堅持著責任感並餵飽你的人，即使他對你滿懷愛意卻從不假辭色也不願靠近，你渴望愛的證明，卻總挫折於得不到半句溫言溫語。你與所有的機構、制度、工會都保持距離，覺得事不關己且懶以聞問，或打從心底不信任他們，你還比較相信靠著自己的機巧遊走在非正式的經濟與政治領域中的功效。你可能有機會當老闆，但會因為你的堅持（如善待你的員工）很快使你再次回到貧窮。安頓在貧窮中，需要一些慣習、心態、行為模式，這些長期下來就累積成文化。這「貧窮文化」幫助你適應貧窮的狀態並在其中存活下來，只是一旦你浸淫在這種文化中，它也阻止你脫離貧困，你會開始認同這是你的一部分，你會不想往上爬，你會即使離開了，最終還是選擇回到這個最熟悉且你知道如何「尊嚴」地活著的地方。最辛苦的是那些身在底層卻有「中產階級心態」的人，如康蘇薇若，掙扎著往上爬，卻總是挫折不堪的回到原處。

「貧窮文化」因而透過家庭一代傳給一代，成為一種持續的狀態，其特徵包括失業或是不充分就業、從事低薪與不需要技術的工作、童工普遍、缺乏現金無法儲蓄、需要錢時就靠高利貸或非正式金融，無多餘食物等。因無法提前計畫，遭受貧窮的人們普遍不負責任，喝酒與訴諸暴力是對壓力的經常反應。但貧窮文化也並非沒有積極正向的面向，在持續的不穩定中，人們養成一股對自由的強烈堅持，一種活在當下的生活能力，以及對財產豁達的態度。

即使已有「貧窮文化」這樣的理論假設，在訪談時心中也必定有對貧窮、工人、剝削、不平等、資本主義等的種種概念，但當我們在閱讀《桑切斯家的孩子們》時，卻沒看到路易士馬上拿出這些概念來結構、解釋人們的生活處境。我想路易士清楚當這些概念一端出來，就像擦了阿拉丁神燈，巨大的精靈將盤旋在所有的材料之上，研究者與讀者就難以避免地會把它當「濾鏡」來篩選我們所能看見的東西。若我們用貧窮這個概念去看人，我們只會看見「窮人」，看到「窮的」桑切斯一家人只能擠在一間房間裡、墊著麻布袋睡在地上、沒有什麼家具、工作時有時無、混幫派、性早熟、不信任、痛苦、憤怒，強烈的無價值感。但我們可能就會因為不知如何安放那些「不典型」、「不符合」的其他事實，而只好視而不見，從分析中刪除：如桑切斯家持續請傭人、餐桌上永遠不缺麵包、他們都樂在工作、爸爸是工人但也做著利潤頗高的生意同時有三個家養著二十五個人、他們常去跳舞、看電影，適當的時候想寫詩，想看見人生的美好。雖然擦一擦就跳出神燈的精靈，可以幫助我們（讀者與研究者皆然）很快地在混亂無序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理解的方向與一條通往結論的捷徑，但這個精靈也會反過來偷走所有真實卻無法放入概念框架中的細節。結果是，吃掉這些不符合概念的真實的精靈越來越胖，但我們手握著的神燈卻越來越老，且過度使用。最糟的是，我們再也沒有機會找到新的神燈。

換句話說，把貧窮放在前景，把窮人的生活作為證據，可以方便我們去思考、理解或改善貧窮，但可能也容易產生「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只看到符合貧窮狀態的特徵，而對其他不符合貧窮的事實忽略不計，或存而不論，進而把身於貧窮狀態下的人給同質化、他者化甚至受害者化（victimized）了。到底誰是「窮人」？在經濟上被剝奪、生活中物資缺乏的人們都有一樣的心理狀態嗎？他們需要什麼？這些都不是能夠直接從概念就「預設」答案的問題，我們必須一直去問，一直去尋找答案。《桑切斯家的孩子們》這本書在這個時候出版，再次提醒著我們去重新了解，重新概念化身邊正發生的貧窮。

今日，我們知道許多專門研究工人社群的社會科學家都在反思把人群同質化後可能產生的問題，如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呼籲我們除了要關注工人階級的「物質世界」之外，更要關注他們的「意義世界」。強尼・裴瑞（Johnny Parry）則關注工人階級的內部分層，不停思考「工人」這個集體名詞是否遮蔽了群體內部的階級分化，並主張應把階級看作一個與其他社會身分與地方歷史脈絡相互作用後產生「階級化」過程的結果。

我們是想要透過人來了解貧窮？還是想要透過貧窮來了解人？我想如果拿這個問題來問路易士，他的答案肯定是後者。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士選擇這麼寫，讓民族誌讀起來像「小說」，絕對不只是同理與溫善而已（即使這些不言而喻），他畢生都在思考如何精進人類學的方法論，並找到一種可以用在現代社會研究中的民族誌書寫。他出版的幾本著作一直持續關注工業化與城鎮化過程中人的處境與回應，他反思以理論概念為先、預設「歷史必然」、僅拿人的生活來驗證的做法，也反對並試圖修正各種「文化」概念下，過度同質化社區與人群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