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當1949年物理學家Libby發明了碳十四同位元素定年後，立刻在考古學界掀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此之前，考古學家判斷器物的年代只能用地層的疊壓關係以及器物風格做推斷，所得出的年代結論僅只是相對地誰早誰晚，或是以臆測的方式推估一個年代；而碳十四的技術出現後，許多和年代相關的推論被全面改寫，一些爭議性的案例也透過檢定後有了與過去不同的答案(如 都靈裹屍布 ，不過最近的研究又有新的翻案)。

2014年8月，我在蘇門答臘島西北端Bukit Barisan山脈環抱的 Bener mariah 醒來。海拔一千兩百公尺的熱帶高地常年涼爽，清晨的空氣更近乎冷冽。我穿上棉蘭朋友的uniqlo羽毛衣，走出房門。客廳裡，年近八十的男主人ayah已經做完晨禱， 頭戴黑色Peci、身穿家居灰毛衣、下半身圍著沙龍，正以鼻頭快要碰到電視螢幕的距離關注總統大選的憲法法庭爭議新聞。

最近台北市長選舉出現一則花絮，網路上流傳一片競選微電影，拍攝小資女上班族的一日，勾勒悠遊卡與其生活的緊密連結，片尾將悠遊卡的妙用歸功於曾任悠遊卡公司董事長的連勝文的「努力」。星巴克110元咖啡的小確幸早餐在許多網民眼中過於不食人間煙火，負面批評不斷。該影片傳達的訊息主要有兩點：一、悠遊卡能應用於日常生活許多層面是一種「進步」；二、「促成此進步」的是連勝文，因此連勝文會是好的市長。這篇芭樂主要討論第一點：為何悠遊卡取代了小額現金是一種「進步」？

「在以色列，考古學幾乎可以說是國家癖好(national hobby)！」而這個聖經應許的奶油與蜜之地，今正飽受戰火摧殘。千百年來，猶太教徒、穆斯林、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爭辯著對於這塊土地的空間、文物與遺跡的合法擁有權。空間與物質遺存本來是中性，在時間更迭的長河裡，對不同的使用者而言有不同的意義，以色列正透過當代考古發掘與詮釋，賦予物質文化族群與國家的標籤。

來談談人類學家做為公共知識份子這件事吧。關鍵是，人類學界充滿了公共知識份子，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常常被忽視。

王丹請求盡速返台就醫的例子是否全然是一個法律程序問題呢？或者是一個知名人士的關說特例問題？或者是一個外國人與公民權享用的問題？除了人道主義的角度之外，在我看來，這整件事所牽涉的問題其實就是當代哲學家德希達﹝J. Derrida﹞所討論的Hospitality﹝好客接待﹞的法哲學問題。這就是一個主權政治與其如何接待「外國人」的問題。

與「金城武」相似，「黑暗部落」或者是小瑞士，其實也是飄移能指的一種。台灣不只六十石山的後山溪谷處有黑暗部落，實際上另一個也是知名的原住民部落司馬庫斯，在1979年才有電力牽入。這種特殊名號的轉移和重複特性無疑也是台灣原鄉觀光化的一個必然景象。對照於台灣不斷使用的「小瑞士」，「小京都」，「東方夏威夷」等等稱號，正是這種在地與全球跨區的對比挪用。台灣被稱為黑暗部落的地方不只這裡，但是對於黑暗的想像同樣都是微弱的政治照護力量與觀光想像的交互下所生產出來的。

七月十六日這一周，雅加達流行一個笑話：印尼這個國家現在有三個總統：蘇西洛（SBY）、佐柯威Jokowi（JKW）還有普拉博沃Prabowo（PB）。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這故事坦白說有點複雜，印尼的政治「分分合合，沒有原則」，不過還是勉強可以在一篇文章內說完。

318是一個非常的經驗，就像突然爆開的花朵，那麼燦爛，那麼令我們驚訝。但是這朵花並不是天外飛來，也不是我們突然「起僮」變出來的。如果我們不能把她放回我們自己的生命之流和台灣的歷史命脈，我們可能會持續焦慮她的存在或不存在。深怕她雲裡來霧裡去，而無覓處。

在以黃河中游為中心所展開的中國史中，其他地區向來被認為是帝國邊陲，以及文化上的相對弱勢，但在歷史恆流中，這種帝國與邊陲的關係卻有許多變化與值得討論的空間，不但中心之中又有中心、有次中心、次次…中心、泛中心，其界限既缺乏固定的形式，族群也常是一種交叉式的存在；更別說許多時候遠方的中心並不及於邊境，尋常百姓不過是過著自己的生活。

經過兩個十年，台灣研究的需求已經不同於「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最開始成立的樣貌。我認為在這樣的改變之下，以NATSA的組成背景可以形成三個層次的台灣研究。首先是台灣研究作為實質內容研究（Taiwan study as facts），這些以各類社會學的實證內容研究，媒體研究，歷史資料研究等類型都可以見到。以台灣本地在歷史縱深與地理關係之間，所探究的實質問題並且加以本質化為「台灣研究的內容」。第二個層次，是台灣研究作為象徵意義的研究（Taiwan study as symbolic comparison）。意思是，當台灣研究作為與其他相似發展，或者地理位置關係相近的地區比較時，所產生出來的象徵意義。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文學與電影討論等，都在這個層面上有許多發展。但是第三個層次，在目前的台灣研究當中比較少見，那就是台灣研究作為符號學平台的研究（Taiwan study as a semiotic platform）。我所謂的符號學研究，約略可以從台灣研究作為一個論述平台的角度來談。美國學術環節所分類出來的亞洲意識回流與美國內在亞洲化的亞洲研究裡，台灣研究到底佔有的地位為何？如何把台灣作為東南亞之一，作為大洋洲之一，作為離散華人之一，以及亞洲當代文化之一的多樣性，在這個具有符號學意義的平台上重新理論化。

"看著沿路的Urubamba聖河，以及兩岸據說有六千公尺的高山，我們感覺這邁向聖城馬丘比丘的聖河，好像一條為我們鋪好的絲絨布道，讓我們飄然於途，邁向聖城，沿路陽光燦爛，遠山青綠之間，我們漸漸意識到，我們與Pisac越來越遠。剛剛離開住了五天的夢幻小鎮，來到Urubamba我才發現我有點懂了Pisac小鎮與Ayahuasca等致幻植物之種種。"

五月的台北捷運，破天荒地發生了恐怖的隨機殺人事件。原本潔淨明亮的現代都會通勤空間，瞬間化為殺機四伏的奪魂地。一時之間，我們不知身在台北，特拉維夫或是巴格達。一種屬於遙遠年代或他方，為保全生命而必須戰戰兢兢的存在恐慌，排山倒海而來，短短四分鐘之內，原本理所當然的集體安全感，摧拉枯朽般傾圮，取而代之的是對陌生者的恐懼、懷疑。媒體的嗜血，這一次不再只是隱喻。

太陽花對學術人的挑戰是什麼？
太陽花牽動了我們的想像和動力。換句話說，學術圈的某種力量把我們的大學日常圈限在一定的範圍裡，如果我們稍微省思，或許可以嘗試找到生活慣性和動力的客觀結構性因素，而這個結構又如何被我們內化成價值和習慣。

「雖然語言很重要，但語言總無法表達全部感受，言語也不能道盡完整的意思；音樂倒是唱出文字之外的世界，那是我講不出來或不想講的內在感覺」(我們的同學，2014/4/16) 在2014年春天學運期間，我們有許多學生穿梭於街頭與課堂間，常常從他們所轉述的現場、分享的所見所聞，我們得以理解這個學期以來大學生的存有狀態。

2012 年3月27日，山城（印度北部流亡藏人屯墾區德蘭薩拉）靜默卻又隱隱騷動，感覺得出來有一股壓力在日常照會中流動，談話雙方不但不點破，反而以更加陽光的燦爛笑容交往，使得這股壓抑的能量緩慢地在身體裡膨脹，一不小心就會爆炸、皮開肉綻。

今年三月以來的學潮，因為反服貿的粗糙，以及許多對於現今統治政體的不滿，有許多新的討論，如有革命之姿，希望台灣能改朝換代，或者重新共和（republic），討論台灣這個區域，適合什麼樣的政體？今年的4月3日「第一次原住民族路邊論壇」的題目為：原住民貴族化 + 君主立憲制一勞永逸的解決原漢問題，有效醫治漢人的認同矛盾」。這是在kuso嗎？

蝦米？「奈及利亞女學生被伊斯蘭激進團體綁架」，為什麼母親們要上街頭控訴政府？新聞講得不清不楚、只會算死傷人數，有講等於沒講。奈及利亞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為什麼會出現「Boko Haram」這種團體？主流媒體新聞報導裡面，隱含了什麼樣的意識型態？奈國就要被宗教激進組織撕裂了嗎？

不同於歷史學者運用文字記錄建構過去的社會，考古學運用的是人類生活所遺留下的物質遺留來論述過去的景況。雖然近年來歷史考古學蓬勃發展，考古學家將研究的時限延伸至當代社會，但是對於文字發明前那段人類社會發展圖像的重建，仍是考古學者工作的重點。 而在這長達數十萬年的現代人發展歷程中，過去考古學者特別著重幾項「重要」的「人類發明」，例如陶「器」的製作、農「業」的產生、社會「階層化」的緣起、國家的出現等等。

春天的四月，在日本是中小學新學年展開的時期，往常新學年開始前，一般日本教師和家長們幫學子們所做的各式各樣物資與禮儀準備，是媒體最喜歡捕捉的新聞畫面，然而今年的新學年，正值台灣太陽花學運熾熱地進行，在距離我們不到三百公里的沖繩八重山地區各離島學校開學的大日子，卻引起了日本、甚至外國媒體的高度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