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我重返拉達克，從2010年首度來到這裡，到今年一共去了4趟，而我這次主要的任務，是擔任交大的印度海外志工團的帶隊老師，帶著一群大學生到列城（Leh）的Jamyang School進行志願服務。這是該團在當地第七年的志工服務，而一切的緣起都因為2010年的那次田野。

一趟快沒命的旅程

2010年夏天我規畫的拉達克列城的田野行程，因為拉達克具有的「小西藏」的特色，在行前幾天適逢《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一書的作者李江琳女士來台進行新書發表，意外得知她來台之前的行程正是在列城執行一個文物拍攝的任務，於是請教了她有關到當地的住宿與交通。有關住宿，她給了我兩個電話號碼，到當地直接聯絡即可。同時她特別推薦，到了列城，一定要去拜訪「一個非常特別的學校」，「這是由達賴喇嘛在2008年協助創辦的寄宿學校，學生是拉達克的少數民族，卻有著歐洲人的長相，聽說是當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途經印度時，留下的士兵的後裔。」

於是，我就帶著這兩個電話號碼，和對特別的學校的好奇心出發，在第三張印度西藏地圖我寫著：「2010年夏天我又從德里十幾個小時車程來到Manali，繼續往上挑戰跨越五千公尺以上，蜿蜒四百多公里的Manali-Leh公路，一天半的顛簸車程，終於來到有小西藏之稱的拉達克。」當中我沒有寫出來的是，雖然因應高山旅程準備了各種藥物，卻唯獨漏了暈車藥，而沿路崎嶇而顛簸的行程，我只能洩氣般地躺在汽車的後座，捲曲著身子，強忍著翻攪不適的腸胃，以及因路況不佳而隨時的震動和頭痛。因為這裡是中印的邊界重地，印度軍隊沿路設有盤查崗哨，只有遇到盤查必須下車，或中途休息暫停，才稍得舒緩超級不舒服的感覺。雖然盡力忍住不吐，還是有一次剛下車，就在一家路邊茶店的門口，吐了一地。和善的女主人不以為杵，特定為我煮了一碗粥壓壓胃氣。這是一家由一對從尼泊爾過來的年輕夫妻，經營季節性路邊打尖的帳棚，前面賣茶水，簡餐，後面還有幾個簡單的床位，給長途跋涉的旅人們休息，這種簡便的飯店，除了必要的桌椅家具之外，是不會有任何多餘的擺飾，唯一例外的是在帳棚的正中間，供奉著的達賴喇嘛的照片。回到車上，繼續數百公里的行程，將近30多小時的暈車，和翻越5千多公尺海拔高度一樣，是我生命體驗的極限，由於極度的不適，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是否能夠撐到列城，甚至有時候還情不自禁地喊出「我快死了，我快死了」，雖然同行的人提醒我說：「你不會死」，雖然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持續往前。

由於這趟行程的慘痛經驗，讓我決定選擇坐飛機的方式離開列城，因為三天後，接下來的行程是到達蘭薩拉晉見達賴喇嘛，對法王進行研究訪談，這是好不容易才約到的行程。如果我採取同樣的方式坐車下山，會是只剩下半條命的我，絕對不是執行如此重要訪談的最佳狀態，因此我在抵達列城的當天下午，就到街上的旅行社去找機票，要先找列城飛德里，再找德里飛達蘭薩拉，結果竟然很順利買到這兩段機票。我當時慶幸自己不用再受暈車之苦，但我還不知道的是，這個決定也讓我們躲過了一場列城百年僅有的天候浩劫，以及因此與Jamyang School開展的後續因緣。

一所難民幫助貧童的學校

歷盡千辛萬苦來到列城，手中的兩個電話號碼，原來就是一定要去造訪的特別學校─Jamyang School的校長和秘書。這所學校為了提供拉達克偏遠地區少數族群貧童的教育機會而創立的，學生來源主要來自於Dah 和Haru兩個村落，是位於列城東北160多公里的山區，居住的是Brokpka族人。所謂的Brokpka的字義是「住在山上的居民」，但人種外觀特徵並沒有與鄰近的拉達克人、西藏人或亞洲人種接近，反而接近歐洲人種。根據當地的傳說，Brokpa人是西元前326年馬其頓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印度失利時，遺留在印度士兵的後代，由於地處偏遠山區，世代內婚，這群人被認為是「純種的亞利安人」，千年以來，成為篤信的佛教徒。然而過去與世隔絕的生活方式，受到近來鄰近伊斯蘭教徒的威脅，使Dah 和Haru兩個村落的居民擔憂族群文化無法保存，於是向他們宗教上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請求，提供孩子們教育以及學習佛法的機會。達賴喇嘛回應他們的要求，並在當地人捐贈的列城土地，設立了以「文殊智慧」為名的寄宿學校、Jamyang School。

Jamyang School創校設定的入學資格，是有接受教育潛力，且在Dah 和Haru等地的孤兒、單親、或家庭經濟弱勢的兒童。特別是家庭弱勢者的子女，越是這個學校要栽培的對象，學校提供免費的教育與生活費，每年以25位為限。除了根據印度政府的規定，學校必須提供當代知識的教育之外，也重視佛法哲學與文化的教授，特別強調「以他者為先」(others before one-self)的佛法品格教育。我們的社會，對於接受學校教育時，強調的是分數競爭，以及未來如何找到工作賺錢的價值觀念。在這裡，教育同樣提供了這些孩子未來的生活機會，但這些孩子同時也期許自己未來可以回到自己的村落，貢獻所長，強調的是為社會服務利他的價值觀。對有些住在偏遠山區的孩子而言，到學校接受教育的機會不但珍貴，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至於危險的程度有多高？公視有一套《冒險上學去》的影片，其中的喜馬拉雅山那一集，就真實紀錄著Jamyang School的學童Motup每年寒假過後，和父親度過險峻的冰河，穿越100多公里的Zanskar河谷的驚險上學過程。

Jamyang School由當地兩位德高望重的格西分任校長、總管，這兩位格西是拉達克人，從小出家之後，來到南印度的流亡藏人重建的佛寺接受佛法教育，取得最高的等級的「拉然巴」格西資格之後，就回到家鄉傳法服務，成為當地受人敬重的老師與學習的典範。Jamyang School的教育，也希望同樣培養出貢獻社會的種子，就如同兩位格西一樣。

學校的教職員經費由達賴喇嘛基金會提供，學生的生活費則必須由兩位格西募款籌集。我發現Jamyang School的特別之處，不是在於學生的種族特徵，而是由「難民」資助「貧童」的人道精神。因為學校主管的兩位格西，和收容的學生，都是有印度公民身份的拉達克人，而資助學校成立，提供這些家庭弱勢者教育的達賴喇嘛則是西藏的流亡難民。

一場百年僅見的天災浩劫  

停留在列城的3天期間，受到Jamyang School校長格西和秘書的協助，順利完成田野，也感受到學校孩子們的純真，並為他們能夠獲得免費的教育以及完善的生活照顧，感到慶幸。我帶著滿滿的感謝和幸福的感受，飛離列城，去完成我期待已久的訪談任務。

然而就在我離開列城兩天後，2010年8月5日的午夜，突如其來的一場暴雨，連續下了2個小時。拉達克位於3、4千公尺的高海拔地帶，每年平均雨量只有70毫米，土質鬆軟的高山寒漠，有如月球表面的地質，經不起大量雨水的沖刷，引發嚴重的土石流，這是全球暖化的極端氣候產生的天災巨變，引發了數百人死傷，許多在山裡的登山客更是失蹤無法尋獲。而最嚴重受災的兩個區域，一個是列城，一個是藏人難民聚居點所在的Choglamsar。我在德里機場從電視新聞得知這些消息，第一個反應是「劫後餘生」，如果我採取原來的方式，搭車走山路離開列城的話，是否有可能倖免於難？但我無法高興太久，因為隨即擔心起那些才剛認識的拉達克格西，和那些得以擺脫家庭弱勢，而獲得良好教育機會的孩子們。手中還依稀保留著那些小手的溫暖，無法想像，也決不願接受，他們一夕之間變成失去生命的冰冷。由於手機基地台和廣播電台，以及水電站都被土石流沖毀，當地的通訊完全中斷，兩條主要的聯外道路也被阻斷，連機場都淹水。因此，所有可能知曉的管道，完全被切斷。

我很幸運地與死神擦身而過，但我無法放下這些孩子們，回到台灣之後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試著利用各種管道打聽，在網路上搜尋訊息，只希望知道Jamyang School的消息，連拉達克政府公佈的死亡名單也一一檢視。由於這場災變，將我和Jamyang School連在一起，我一直為這些孩子們祈願，祈求他們能夠平安，腦海中時時浮現孩子們的天真的笑容。於是許下了心願，希望未來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

成立一個印度海外志工服務團

搜尋資料期間，我先得知陽明大學的醫療志工團有在拉達克志願服務的消息，透過他們，得以從一個歐洲的基金會傳來Jamyang School師生平安的消息，學校很幸運地只有圍牆被土石流沖壞，校舍沒有損害，孩童也平安。而聯絡到學校總管的當時，他正在德里忙碌地採購，因為這場天災，學校又收容了十幾位失去父母的孩童，需要添購一批床墊被褥和衣物，這所學校義不容辭地對這些失怙的孤兒伸出援手，天地無情，人間有義。

這已經是暴雨天災發生2個多月之後的事了。暑假接近尾聲，我任職的交大服務學習中心的白老師，找我討論成立印度海外志工團的可能性，我欣然地推薦這個Jamyang School。於是，在2011年的暑假，我就帶著10幾位由交通大學學生組成的第一屆印度志工團，重回拉達克。我們的志工團取名為Jullay團（官方臉書），這是拉達克當地的萬用語，凡是你好、問候、歡迎、謝謝、再見，都可用Jullay表示。

我們的學生準備了英文、數學、電腦和自然實驗等課程，協助學校成立圖書館，也協助能源與環境的改善。我們抱持的是「分享」的態度，因為我們能做的服務其實是有限的。但重要的是，透過志工服務的過程，讓我們的學生有機會與自己完全不同的社會文化接觸，學習理解不同的世界觀，有更開放的心胸以及多元的思考，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設想對方的需求，而不會凡事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從而成為一個實踐利他的更好的人。

而在2012年，在交大服務學習中心白老師的協助下，我們的志工團服務，還加上台灣大學新竹分院的醫療團，那年共同和家醫科和小兒科的醫生，還有護理師，一起為Jamyang School的學童進行健康檢查，以及學習環境的診斷與改善，成立保健室，建立每一個學生的健康護照。台大新竹分院的醫療志工團在這個基礎上，從Jamyang School發展到社區的醫療服務模式，並加入醫學院學生訓練的課程，我們樂見這種一加一大於二的良性發展。同樣在2012年起，我們的志工團隊也開始有台灣華碩(Asus)電腦的志工，每年一到二位的在職的工程師加入，提供我們數位服務的生力軍，以及來自業者提供二手電腦等資訊資源，共同為Jamyang School成立電腦教室，拉近學童數位落差的距離。2010年8月的那場天災浩劫，我所許下的心願，在兩年內竟然就完全實現了我想為Jamyang School的孩子們做些什麼的心願，而與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以及華碩電腦的跨域結盟，更讓我體會到願有多大，善就有多大的真實展現。

2017年已經是交大志工團成立第七年，這個暑假我隨著Jullay團重返Jamyang School，學校的規模因學生年級的增長持續增加，學生已經增加到超過300位，學生的年級也到了最高的10年級，今年暑假將有第一批的畢業生。當年那些稚幼的臉龐，已經蛻變成青春洋溢的青少年，那位每年都要和父親驚險爬山渡河的Motup已經是個英挺少年，是學校重要的鼓手與運動健將。幾個孩子認出我，親切地與我打招呼，我問其中兩位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未來的志向，一個希望當「醫生」，一個要當「法官」。這兩個簡單的回覆，讓我幾乎熱淚盈框，因為我知道她們來自非常困苦的家庭，其中一位還是孤兒，如果沒有來到這個學校接受教育，她們是不可能有這種夢想的。

然而，這些夢想卻有可能被迫中斷，從2015年開始曾經資助Jamyang School的歐洲基金會，因故無法再提供對該校的資助，雖然達賴喇嘛基金會持續支持教職員的薪資，但因為學校並沒有一般學校所擁有的學費來源，又得承擔每個學童生活衣食住行就醫所需等各種花費，龐大的開銷讓學校陷入了財務的困境。於是，交大 Jullay團就能力所及，希望為學校盡點心力，今年同學們在學校放置捐款箱，幫忙設計募款DM，設計網站進行群眾募資，齊心為這些弱勢的孩童，延續教育的機會，成就為社會服務的人生夢想。（請見Jamyang School x Jullay 大手拉小手資助計畫）

2010年夏天的那趟旅程，原來只是一趟單純的田野研究之行，而一場天災浩劫，卻提示著我們生命的脆弱與世間的無常。然而不分種族國籍的人間有愛，支撐著我們生存的勇氣，印度收容了跨越邊境的難民，西藏流亡難民為印度拉達克的貧童提供教育，也庇護了天災倖存的孤童。我們也有一群熱血的大學生，投入課業之外的時間，理解他人所需設計教案，一起到海拔三千多公尺的拉達克，服務學習，學習服務。僅以這張地圖，與大家分享，一個進行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