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般民族誌的背後

路易士生於一九一四年，是一位猶太拉比的兒子，在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小農場長大。他原本主修歷史，在紐約城市學院遇見他的妻子與未來的研究伙伴茹絲.瑪斯洛。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歷史學碩士期間，深受人類系露絲.潘乃德與田野工作的吸引，決定轉到人類系就讀。因欠缺經費，他的博士論文並沒有真正進行田野，而是在圖書館中以結合歷史學的方式完成。他於一九四Ｏ年畢業後，曾為人際關係區域檔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工作，之後以美國代表的身分去位於墨西哥的美洲印第安人研究所工作，在這一段期間，路易士終於在迪波斯特蘭進行了他的第一個田野工作，也開始了他與拉丁美洲的終身聯繫。返美短暫的受聘於幾個工作之後，便到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Champaign-Urbana）設立了人類學研究的學程。路易士在迪波斯特蘭進行田野調查的村莊曾是另一位人類學家羅伯特・雷非爾德（Robert Redfield）的田野地，路易士對此出版了《在墨西哥村莊的生活:迪波斯特蘭再研究》（Life in a Mexican Village: Tepoztlán Restudied, 1960 [first edition 1951]）。出版此研究成果曾引起很大爭議，因為路易士批評了雷非爾德的發現。雷非爾德基本上把村莊描述成是靜態且同質的，主要差異存在於村莊之間與部落之間。路易士則反對這種同質化的描述，指出村莊內部就存在著財富差異與派系政治，並常造成深刻的內部分歧與政治糾紛，要理解迪波斯特蘭或其他農村，必須把這些分歧考慮進去。即使當初引起極大爭議，路易士這樣的觀點在現今的人類學研究中早已被普遍採納。

在迪波斯特蘭的研究之後，他出版了幾本關於墨西哥貧窮社區的著作，皆跟桑切斯家有關聯。包括《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一九五九），這五個家庭其中一個就是桑切斯，但並非是赫蘇斯・桑切斯與四個孩子在墨西哥城裡居住的那個家，而是在郊區新蓋的、讓他的情婦露碧塔與她的女兒們、加上赫蘇斯精心飼養的經濟牲畜共同居住的家。隨後路易士出版了本書《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一九六一），以及《一個桑切斯家人的死亡》（A Death in the Sánchez Family, 1969）。其間他則再度發表對迪波斯特蘭農民的研究（《佩德羅・馬丁內斯：一個墨西哥農民和他的家人》〔Pedro Martinez: 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 1964〕）；他也開始對波多黎各和紐約的波多黎各人產生興趣，記錄一位波多黎各前妓女的家庭故事。對此他發表了另一本被高度關注，卻也是爭議最大的書《拉維達：聖胡安與紐約貧窮文化中的波多黎各人家庭》（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 1966）。

路易士這些著作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採用了路易士獨樹一幟的「多重自傳法」與「家庭研究」來完成，這是他對於當時人類學方法論的反思而產生一種研究方法。路易士當時身處的學術環境是邏輯與統計大行其道，社會科學界正在積極追求普遍法則的年代，但路易士並未追隨潮流。路易士感興趣的是底層人民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心理狀態。在路易士所處的年代，許多未發展國家正在進入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變遷過程當中，他發現那些國家通常有很充足的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甚至風俗的資訊，但卻對人們的心理狀況了解甚少，特別是底層人民。在這些歷史轉折過程中，他們遭遇的問題是什麼，他們如何思考與感受，他們在煩惱、爭辯、期待以及享受什麼？

或許我們會期待像羅伯斯那樣從貧民窟走出來的作家可以告訴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但路易士認為這樣不夠。路易士承認貧民窟常產出很棒的作家，但這些人一旦變成偉大的作家之後，常常是以中產階級的眼光回看他們當年的生活，並用傳統文學的形式來寫作，這種「反思」的作品無法捕捉到貧民窟居民即時的、原初的經驗感受。路易士相信人類學家是最適合記錄工業化與城鎮化過程的專業人才，怎麼可以把這個記錄的工作都留給小說家、劇作家、記者與社會改革者呢？那到底人類學家應該如何「科學的」呈現貧民窟居民的生活與他們的文化？如何表達完整又不失生活中的栩栩如生呢?這是路易士在思考的問題。他捨棄了傳統人類學民族誌的寫作方法，認為用那種方式寫作，即使做到最好，人都會在所謂的「文化模式」、「社會地位」、「社會角色」以及其他各種抽象概念中消失不見。他批評當時的民族誌，不管是關於部落或是農村的，都對於個體和文化之間的關係給出了過分機械和靜態的描述，在其中，個人僅僅只是被動且反射性的去做出社會預期的行為模式，卻太少有人類學者去討論個體和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使得為文化提出的各種理論概念，僅僅只是徒然增加了「一般化」（generalization）與「抽象化」（abstraction）的程度。路易士對此非常不滿，認為這樣的取徑「讓人類學家的工作變成在處理平均（average）和刻板印象，而遠離了真實的人與他們的個體性」。
他引用了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始祖馬凌諾斯基所說的話「可以說，對於部落的組成，我們提供了絕佳的骨架，但這缺乏血和肉。我們知曉了社會的結構，但在結構中，我們無法得知或想像人們生活的真相」，來表明其反對一般化、抽象化的立場，他的研究是要能如實反映生活真相的「血和肉」。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當路易士出現在墨西哥城桑切斯家門口之際，他抱持著的問題並非「貧窮」是什麼，甚至也不是要為他創造出來的「貧窮文化」這個概念找證據。他在問：在一個過度擁擠、髒亂、缺乏隱私、步調快速、物質貧乏、高度社會性的環境下，人究竟如何經歷工業化與城鎮化？他們怎麼想，他們怎麼看，他們如何思考與感受？

研究一個家庭，就是研究一個社會

他提出了「家庭研究」的研究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研究整個家庭，不管是核心家庭或是大家庭，可以幫助人類學者結合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的優勢。家庭研究在個體個性與文化整體之間搭建起橋樑。家庭是一個小的社會體系，是一個恰當的單位去研究個體的喜好、挫折、不適應。家庭研究也與更大的社會網絡研究重疊，我們可以透過家人，延伸出去理解與他們互動的親戚、鄰居、朋友、同事、同志、雇主、老師、宗教導師、警察、店主、社工等。透過家庭研究的方法，路易士相信能夠因此得到一個全景觀點：能夠既了解每個個體、同時了解一個家庭、也了解了墨西哥底層人群的生活。

路易士強調，他所提出的家庭研究與社會學、社工所做的家庭研究不同，不是針對一個特定議題進行片段研究（segmental studies），或僅關注某些「問題」家庭，而是把家庭看作是整合在一起相互關聯的整體。因不把家庭給「問題化」，路易士式的家庭研究需要與該家庭建立非常深刻的個人關係、才能觀看全貌並取得極端私密的資料。許多人讀完他的著作後會好奇路易士如何做田野，他說:「你不可能哄騙他們。他們知道你是中產階級。你的最佳策略就是花費大量的時間與他們相處。他們很快可以分辨你是不是真的把他們當人來看。」在這樣的狀況下，樣本數很難太多。但路易士卻也不是隨機挑選樣本，路易士對特定家庭進行研究的開端，通常是源自大量的家庭普查，像桑切斯的孩子們就是從他在墨西哥城七十一戶人家的調查中挑選出來的，他的研究中也常出現一些有趣的統計資料。

從一九四三年開始，路易士就一直在發展關於家庭研究的研究方法，並追求他所謂的「民族誌寫實主義」（ethnographic realism）。在《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裡，他採「一日作息研究法」，記錄五個家庭平凡典型一日的生活樣態，觀察他們誰先起床，一個一個離開家，花多少時間準備食物，家人之間互動談話的內容、次數與狀態等，直到晚上陸續上床睡覺；他透過捕捉家庭一天生活的律動，來達到對家庭內部動力幽微的理解。在《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中，他採用的研究方法則是「羅生門式」或「多重自傳法」：他讓他的研究對象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自陳生命故事，刻意地把學術分析的部分減到最低，路易士的存在幾乎隱形於全書之中。對一些批評者而言，這種做法無異於「逐字稿」的原文照登，是「原材料」（raw material），看不出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分不清敘事者與研究者之間的界線，甚至質問本書作者到底應該算誰。但對路易士而言，這種做法才能夠讓讀者從一個內部觀點來理解社會快速變遷之際，在拉丁美洲城市中心裡的貧民窟只有一個房間的屋裡長大意味著什麼。「羅生門式」雖不能釐清真相，但卻更能如實反應「報導人觀點」。當不同的家庭成員對同一個事件做出獨立的描述時，可以很大程度降低「調查者的偏見」，亦即不透過一個北美中產階級白種男性的眼光來篩選資料。路易士之所以採用這種方法，是因為他很有意識地要避開兩種窮人研究的危險：過度情緒化（over-sentimentalization）與殘酷化（brutalization），並把「聲音」與尊嚴，還給那些不曾被聽到的人（“The voices of these 'people who would otherwise not be heard.'”）。 

在《一個桑切斯家人的死亡》一書，路易士的研究法則是「重大事件法」。選一件特殊的事件，如對自己意義重大的親人死亡這樣的人生難關，來深入探討家庭成員各自做出什麼樣的回應。當對桑切斯的孩子們全都意義重大的精神支柱瓜達露佩阿姨死亡之際，路易士便去記錄了四個孩子的反應與口述史。

對人類學研究方式的反省

學術界對路易士的民族誌寫作方式評價褒貶不一。許多批判爭議聲音從墨西哥與波多黎各湧來，是因為路易士的著作傷害了他們的民族驕傲，暴露了國家中最不堪的一面。但也有本地學者則盛讚路易士的民族誌，認為這些民族誌對三方面做出卓越貢獻：方法論的、理論的，與資訊豐富。他不只歡迎這樣的民族誌，還表示許多墨西哥與波多黎各的研究都在「科學」的名號下迴避爭議，顯得保守，這映襯出路易士的科學嘗試顯的非常勇敢且新鮮。 

一九六七年《當代人類學》（Current Anthropology）曾一次邀集五十五位學者對路易士的三本民族誌《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佩德羅・馬丁內斯》和《拉維達》做書評，並與路易士對話。這些評論者包括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還有不少的兒童心理學家。其中最重要的學者大概是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的艾立克・沃爾夫（Eric Wolf）。即使他們倆的學風取向大不相同，但沃爾夫對路易士的著作仍給予非常高的評價。沃爾夫認為要評價路易士的著作必須先正視人類學在定義人類學研究的關鍵字「文化」時永恆的搖擺，我們是要將文化視為設計或機器，還是視為內部經驗的流動？他認為路易士試圖超越這個對立，因此用「硬」的方法（系統性可以重複操作的、盡可能靠近的觀察、盡可能精確的紀錄）來蒐集「軟」的資料（如報導人的心理狀態），而非使用「軟」的方法（如「我覺得、我相信、我認為……」式的研究者洞見）來理解文化。這種方法需要花很長時間、高強度的專注力，案例不可能太多，使得路易士必定得從社區研究移向家庭與個人。

沃爾夫認為路易士的研究成果是獨特的，並對人類學的研究工作帶來廣泛影響。其一是使人類學者反思如何蒐集和連結田野訊息，其二是反省人類學與內部殖民的關係。首先，儘管人類學家總是強調參與觀察的研究法，強調我們對於「人們做什麼」比「人們說他們做了什麼」更加感興趣，但我們仍然高度依賴語言資料來建構我們的抽象化理論。當我們建構抽象化理論時，我們是否意識到這看似客觀的抽象化過程，其實早已乘載了雙重主觀性？路易士的方法是對去除雙重主觀性並盡可能企及客觀性的嘗試與努力。其次，若人類學家不去區分村莊內部差異，對社會內部分層中那些無能為力、社會孤立與失範等視而不見，人類學就不只是殖民主義的後代與幫傭，還是內部殖民主義的後代與幫傭。當人類學家已經成為批判殖民主義的急先鋒，在當下此刻，我們又對內部殖民採取了多少行動？

另外，批評者常會提出「典型」的、直至今天人類學家都要常常迎戰的問題來批評路易士：個案數量太少，如何說服人這些被挑選出來的單一家庭個案具有代表性與有效性？沃爾夫也替路易士回答了個案代表性的問題。沃爾夫認為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貢獻，並非是發現並指認統計上的代表性，其研究價值的獨特在於「診斷」，亦即能對人們在特定條件下所遭受的各種力量進行診斷。沃爾夫認為讀完路易士的民族誌，他想不出哪本關於墨西哥與波多黎各的書，可以把多重力量如何作用在人身上描繪得更加生動，為我們帶來更多訊息。

總而言之，在人類學研究的光譜上，路易士旗幟鮮明的代表一端：反對同質化、捕捉差異性、強調生動表達，並對個人經驗賦予高度價值。在完備抽象化概念與理解活生生的人之間，他堅定地站在人這一邊。這也絕對不僅僅只是一個漂亮的口號而已，他花了非常大的時間跟努力去精進、改良他的研究方法與呈現方式，並一次又一次的說明與解說這樣做的意圖，試圖使「研究者偏誤」降到「可以容忍的範圍」。再回過頭去看那些問《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作者在哪裡、誰是作者的批評，答案似乎不言可知。

半世紀後，如果還有一群桑切斯的孩子們......

西里爾・貝爾肖（Cyril Shirley Belshaw）認為，每個會選擇做人類學家的學者，內心其實都藏匿著一個小說家、戲劇家、藝術家或漫畫家。長期以來，人類學研究搖擺在科學的概括分析與說故事的藝術表達之間，路易士的民族誌看來獨樹一幟，是因為他比起其他人類學家更直接地將這種普遍潛藏的藝術衝動表達出來。桑切斯家的孩子們後來被改拍成電影，匿名的桑切斯一家人也被多事的記者挖出了真實的身分，大眾對他們的熱情不減。

作為史上少見的人類學暢銷書，我們是否能以此重新思考人類學民族誌的本質，並可能在現代模仿路易士的田野方法與寫作方式呢？即使路易士盡最大努力把研究者隱身在民族誌中，好盡可能地去除「調查者偏見」，認為這可以企及他所謂的客觀，但這種研究者隱身的做法，卻被批評為其將自身對於錄音檔的編輯與重組隱藏在看似坦白的報導人自白中，大家更會好奇他沒寫出來，或被他「編輯掉」的材料是什麼。路易士的回應是他願意提供錄音帶給有意查核的同行，以示他的研究能受科學公評。只是，那個追求客觀科學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民族誌書寫更強調揭露書寫者自身的立場，坦承交代自身可能造成研究限制的調查者因素，並強調要與研究者互為主體。（當然，這也有成為另一種暢銷書的潛能。）

但路易士更讓人好奇的「留白」是在研究倫理與介入與否的抉擇上。他與桑切斯一家人建立了如此長期且親密的關係，他自己說就像「同時有兩個家庭」一樣，孩子們也都如父親般仰賴他與信任他。但路易士卻從來不曾在著作中提過當他們夫妻倆陪伴桑切斯一家人經歷人生起落時，他們是如何自處與回應，如何拿捏既是朋友又是研究者的位置，多大程度要冷眼旁觀，又什麼時候要伸出援手。這背後既是倫理上的抉擇，也反映了研究者的價值與立場。後記中曾提到路易士希望這家人保持匿名，我們很想知道路易士是如何思考這些問題的。他們夫妻的出現，讓桑切斯一家人與所謂外面主流世界產生連結，是否從根本的轉變了路易士所謂「貧窮文化」的孤立性？這個時代的人類學強調公共與參與（engaged），如果路易士生在當代，他又會怎麼說，怎麼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