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

2008-2009，台灣政權再次輪替的一年。過去幾年擾攘的恫嚇威脅突然停歇，代之而起的是和解的呼籲。這個突然的轉變，逼得我們得將台灣民主放在一個全新的架構來理解。

這個和解的新情勢必須和過去超過一世紀的戰爭修辭一起看待，包括了一連串的過去與未來的衝突：第一次中日戰爭（或稱甲午戰爭、日清戰爭）、霧社之役、第二次中日戰爭（或稱八年抗戰、支那事變）、太平洋戰爭、228事變、中國內戰、韓戰、冷戰與最近的獨立戰爭想像。這些衝突與事後的和平處理關連了美國、日本、中國與台灣島內的人民，影響了東亞的區域政治，也形塑了一世紀以來的台灣政治版圖。

也許並非偶然，在這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過去一年發生在台灣的幾起大眾文化事件都和戰爭論述有關。海角七號，創下歷年來國片賣座最佳紀錄，述說了一個受到60年前戰火下的愛情啟發的現代跨國浪漫故事，這個殖民愛情因為日本戰敗而瓦解，男主角被送回母國日本，被迫和他的台灣愛人分離。60年後這個戰爭愛情故事因為七封收不到的情書在無意間被發現、打開與閱讀而曝光，也同時促成了當下的另一段跨國姻緣。

1895，另一個受到注意的戰爭大河故事，描述先民如何抵抗因為馬關條約成為台灣新的統治者的日本帝國的軍事接管。電影闡述漢人拓墾者如何泯除差異，並聯合新結盟的原住民伙伴，共同抗拒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冒險，在一個注定失敗卻仍然奮勇抵抗的戰役裡，誓死捍衛家園與土地。

戰爭悲劇性地構成了台灣的近代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228事變與韓戰，其餘緒更搭造了戰後的政治舞台。近日暢銷作者龍應台出版了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描寫無數戰火下的悲劇敘事，以及永遠無法抹滅的戰爭創傷。透過有限的文字想要述說這個無盡的哀痛，龍應台傳達出人文主義者的反戰思維。

「社會必須被捍衛」

在1976年的演講裡，傅科試圖從一個歷史－政治的觀點閱讀戰爭，政治被認為是另一種手段下的戰爭行為。傅科考掘這一個鮮少受到注意的幾世紀前的歷史－政治論述，試圖理解政治如何是「戰役體系」，這顛倒了克羅塞維玆的命題（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個歷史－政治論述將戰爭視為是「所有體制權力的永久基石」，傅科這麼說：^*

戰爭導致國家的誕生：不是思考自然狀態的哲學家想像中的理念戰爭，而是真正的戰爭與真實的戰役；法律在征戰、降服與焚燒的城市中誕生；但是戰爭繼續在權力機制中嘶吼－或者至少構成了體制、法律與秩序裡的秘密驅動力。在使得我們相信自然的必要與秩序的功能性需求的隱匿、幻想與謊言之下，我們必然會再度遭遇戰爭：這是和平的秘密符碼。戰爭繼續分割整體社會，將我們放在這個或那個陣營裡。

引用這個較少受到討論的論述，傅科挑戰了建基在普遍的哲學－法律意義下的古典主權信仰。戰爭事實上從未離去：當它化成不同形式的存在，主權學說受到嚴格的檢視，連帶動搖了權利與國家理論。

為了進行具體的權力關係的分析，我們必須放棄法律的主權觀念。這個模式假設個人是自然權力或原初權力的主體，想要解釋國家的生成，並且將法律看作是權力的展現。

不過雖然動搖了主權觀念，傅科畢竟無法直接去除這個正統的政治哲學。政治學者Andrew Neal (2004) ^∗∗指出考掘這個歷史－政治論述只是阻斷了主權的歷史連續性，在最近的發展裡，這個絕對權力已轉化成當代國族國家的型態－不只是法律哲學的權力中心，而且還將特定的集體認同轉成一個歷史的普遍的實存。傅科的論述分析歷史化了現代國族國家，雖然無法一舉「取下國王的首級」，卻也暴露出主權問題的多重決定因素。

對Neal來說，這個去絕對化後的主權問題，在911事件後，重新成為一個緊要的當下現實爭議。尤其在美國以反恐之名肆意進行暴力的主權擴張行動後，爭議更轉為熾烈。

在另一個場景，這個緊要性也在中國政府於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以重申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並設定戰爭條件後出現。「我們必然會再度遭遇戰爭：這是和平的秘密符碼」，我不願地想到傅科的警告。

政治

當李登輝總統在1991年終結動員戡亂體制，台灣的政治進入了一個自我探索的境界。這個片面的民主自我的追尋從不是抽象理論的應用，而是一個漫長的再現過程。政治成為這個永不妥協的追尋的具體化過程，其中所謂民主理念被片段但嚴肅的理解與使用，例如自由、平等、正義、福祉、自治/獨立/認同、個性/集體與反抗權威等等想法。這些片段理解轉換成不同的在地社會、政治與法律行動，深深地鑲嵌在具體的社會文化情境裡。

就在許多取笑台灣式民主的人的戲謔笑聲中（大家想到的或許是成龍惡名昭彰的評論），這個民主自我的塑造正在產生深沈的政治與文化意義。首先是國家體制/法律秩序的系統重構與一個組織化市民社會的形成，尤其影響深遠的是，政治過程的正常化使得政治變成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也許是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高潮時刻：自由參與成為每天的現實，隱諱變成是大聲疾呼，捨我其誰取代了事不關己，人際連結的編織範圍跨越近親好友的關係網絡，在電視螢幕、咖啡簡餐店、街頭巷尾裡，相關的當事人隨意組合爭論國事、家事、天下事。

另外一方面，和這一個新的民主生活並起的，則是一個集體認同的要求。這是一個爭議的時刻，民主化在這邊顯現出和過去無法割斷的連結。政治如傅科所言，無法脫離戰爭的陰影，體制與法律並非權利的展現，戰爭則是其秘密驅動力。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個戰爭－政體－法律的關連其實並非秘密，國民黨威權政體一直維持戰時動員體制，執行著內戰（包括國共內戰以及228事變）的延長鬥爭，並嚴格要求一個傳統中國（人）想像與主權實施，因而創造出這個威權政府的外在與內在敵人。民主化雖然片面地試圖在法律層面結束這個戰時狀態及其特殊體制，自由思想與選舉動員（不管多麼不「完美」）變成是新的政治文化與競爭機制。不過過去的戰火餘緒仍繼續轉進，新的執政者在新的國族想像裡卻維持著舊的反共窠臼，改裝出新的外在與內在敵人。

和平

2005年中國的主權論調正是台灣民主的失落象徵，暴露出這個延長的內戰和台灣政治的關係。也許這是馬英九總統上台後致力於結束這個戰爭狀態的原因，因此與其說馬總統是蔣經國傳人，勿寧說是進行早期李登輝未竟的工作－即在雙邊認知接受的條件下結束戰爭，進而建立一個和平架構。不過這個和平呼籲沒有注意到的是，戰火其實並未在1949年後消失，或僅出現在1950年代的零星戰役裡，或是台海上空不期然的緊張遭遇－「戰爭繼續在權力機制中嘶吼」傅科這麼說。

這個戰爭－政治的關聯性，弔詭地是我們在思考和平的時候不能遺漏的因素。過去60年來，兩邊的各階段政府分別在自己的主權與領土宣稱中繼續著1940年代衝突後的清理與轉進工作，生產出各種主權理論，進而在快速變化的國際情勢裡，運用它們來界定區域與國內關係。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國/台灣主權長期的崎嶇發展，隨著內外部敵我關係的轉變，主權內涵的詮釋常需即時的加以回應。而到最近，我們更開始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宣稱與執行一直以來都是台灣政治不方便說出的真相，這不只是過去的武力恫嚇或現在的甜言蜜語的特殊聲光效果而已，也不只是對國民黨或對民進黨政府有沒有用，更不是一中各表或一邊一國的主觀意願表達問題，而是具體地對體制運作和大眾動員過程的形塑影響。

或許我們比較無知的是，在中國勢力日益擴張的新局勢中，到底中國主權的象徵與實質影響力正在如何進展，包括國內的動員和國際的折衝？這個漸增的影響力正在衝破過去台灣自己想像建立起來的政治與法律防線，馬英九執政的這一年多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應該是台灣內部政治修辭與策略的質變，中國因素已超越前一階段所謂以商圍政的經濟攻勢與飛彈部署的軍事嚇阻（因此在過去造成中國是充滿機會的新興市場或踐踏人權的殘暴政權的對立想像），迅速轉變成短兵相接的政經陣地戰。

這個新中國因素造成的新情勢，某一程度宣告20年來偏安式民主的結束。不過這也是一個恍然大悟的時刻，瞭解政治競爭畢竟是台灣的宿命，只是這次跨界的行動是否可以從過去偏安的20年中建立起來的政治操作機制與能力取得養分，讓我們在這個新的局面中見招拆招，還有待觀察。我們必須致力於增加兩方面的認識，一方面是瞭解台灣本地各類群體在民主過程中養成的新文化，這些新文化是未來行動過程中創意的基礎，雖然台灣研究在解嚴後蓬勃發展，也成果豐碩，不過學術與批評論述對這個日常生活集體創作的現實細微性的瞭解卻永不嫌多與快，這些集體行動是台灣政治異質性的展現，複雜化了過去不同執政團體主權論述下產生的宰制和結盟關係，是台灣民主的資產；另一方面則是對中國較持平的理解，在台灣這是方興未艾的事業，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到現在的馬英九，雖然政策更迭，台灣與中國的經濟、文化與學術交換其實已經建立一定的規模。不過國家主導的交流計畫畢竟帶有太多僵固的歷史包袱以及由此而來的一廂情願的想法，比較起來，台商是過去20年來台灣人認識中國的前鋒隊，而且有第一手的經驗資料，應該是重要的資產，只是需要放在一個更多元的架構來重新整理。

了解畢竟是雙方面的，兩邊各自的主權框架下所構築起來的認知限制，都需要雙方有誠意加以超越。傅科的戰爭－政治論述分析無法回答的是，和平是否有可能不是戰爭體系中的一環，而成為一個視界融合的狀態，如果說政治是一個劃分敵友關係的過程（施密特的命題），那和平就是化敵為友的藝術，是政治的極限與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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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自Michel Foucault, 1997.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參考Andrew Neal, 2003. “Cutting Off the King’s Head: Foucault’s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and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Alternatives 29: 373-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