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本屆影展主題「超越人類」（Beyond the Human）是近年人類學非常夯的題目，挑戰人類中心主義，思考形塑「人」的邊界的關係為何，及其跨越、鬆動的可能性，包括動物、靈的世界，以及物質生活。其中「物質生活」篇有兩部探討科技如何與人互動的影片：《鈴聲》（Ringtone）以及《洗衣人生》（Laundry Lives）。兩片將同場放映，特別適合幾個人約好一起去看，看完之後大家邊喝咖啡邊討論，每一組討論都會因參與者的經驗興趣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火花，這樣搭配體驗，才完成這兩部片設計的目標吧。

梵文經典中紀載著，我們（hijras）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們坐落於（兩性光譜）的中間某處。古老經文中出現的hijra，總是蘊含著美麗，勇氣以及直率的特質。自古以來hijras自成社群與家戶，傳統生計方式，主要為新生男嬰以及婚禮場合祝禱、祈福。Hijras傳統經歷殖民統治而斷裂破損，處身當今歧視、污名的社會邊緣處境，生活更形艱難。然而hijras社群至今依然清晰可見。

白先勇1983年的小說孽子曾描述當年的新公園，是「我們的黑暗王國」，在每夜的公園大門上鎖後，這距離都會區只有一道牆的空間，剎那間會變成一個想像中的伊甸園，在這裏我們可以實現真實生活中想也不敢想的夢想。Claire Simon 的紀錄片《森林中的伊甸園》（The Woods Dreams are Made of）以鏡頭和採訪探索『一個易進入的「失樂園」』，一個各種夢想與生活駐足的都會森林，提供了觀看者一個機會重新思考都會空間與其主體性之間的互動過程。

在《Lmuhuw言的記憶》中，我們可以看到地方工作小組利用蒐集到的許許多多地名，在google地圖上繪出泰雅人從南投瑞岩部落的Pinsbkan（賓斯布甘）出發，沿著河流遷徙到幾乎整個北部山區的壯闊景象。《作部落的人》則是深入探討教育的本質，談教育與土地與人的關連。因為現在的教育體制其實是一個疏離的過程，當我們越早把小孩送進學校，小孩疏離的現象就越嚴重。因為學校裡面套裝知識的結果，很難回到真實生活。因此，不只是原住民可以做，每一個社區都可以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在地照顧。我們真的非常需要有更多的人，從更多面向去探討這些有關傳統領域、社區教育的議題。

父母是我們的陰影，我們記憶中的光亮，我們長成的再版。父母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羈絆，我們的輪迴。2017民族誌影展〈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系列用影音訴說我們與至親之界線的模糊，把苦楚酸甜，彼此靈魂拉扯的影子，重重地敲在我們心上。

一個來自基督教家庭、卻半路加入部落中逐漸凋零的女祭師團的阿美族學者；一名擁有自己的工作家庭，但本著一顆幫助他人之心，繼承父業成為乩童的男子；一位滿腹土地人生哲學的福建客家風水師；一場在剛果搞錯死者身份的荒謬喪禮；一群在社會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的尼泊爾塔芒族祭師；一尊高舉骨盆、騎在貘上，從委內瑞拉傳到西班牙巴塞隆納的女神像，構成了第九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中〈超越人類：靈的視界〉這個主題。

今年暑假，我重返拉達克，從2010年首度來到這裡，到今年一共去了4趟，而我這次主要的任務，是擔任交大的印度海外志工團的帶隊老師，帶著一群大學生到列城（Leh）的Jamyang School進行志願服務。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校」，由達賴喇嘛在2008年協助創辦的寄宿學校，學生是拉達克的少數民族，卻有著歐洲人的長相，聽說是當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途經印度時，留下的士兵的後裔。

目前關於田野與田野工作的研究，關心的多是研究者在田野上做什麼，而非他們到底如何把田野做出來。 在九月十八日上午十點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演講中，我想談的便是這個田野培育的過程。我的講題是：一個「不尋常的古董收集者」：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延續我對田野與田野工作的興趣，我想分享的並非一九二零年代於中國的種種震驚國際的考古發現，而是當時的田野工作者如何將「中國」此夾帶眾多意涵的詞彙收斂為值得研究、能夠研究，且具不可替代性的 「田野」。

我要趁著日出的時候寫這個故事，因為故事的主角「明日葉」這樣的名號似乎一直指著未來，顧名思義，乃所謂「明天才看得到的葉子」嗎？如果明天才看到，我今天就採不到，到了明天，我也是要等明日，這種植物的名字蒙上一層夢幻的身世，一直處於未來，因此有了一種科幻的迷樣上身。

這幾年來越來越多青年回到部落，透過申請小額計畫做部落地圖、種小米，學習織布。或許有人擔心這些只是一時的風潮，我也相信會有這樣的現象，但我的確看到了一些我所識與不識的原住民青年依著自己的步伐，超越計畫、活動的框架，透過日常生活裡的身體力行，與部落、土地產生了更深的連結。他們討厭被冠上「返鄉青年」如此新聞標題式的英雄封號，也不覺得自己是身負文化復振的神聖使命，就只是簡單地回到部落生活。

「取得研究許可」是人類學田野調查過程中的關鍵步驟，在研究方法上總也會提到，是個老生常談的題目。我從1998年以來，長期在中國西南的村落進行研究，在碩博士研究階段，都準備有介紹信，也都透過研究單位拿到研究許可，從來也沒有因為觀看儀式被公安找過麻煩。然而，我從2013年至今年的越南調查經驗，讓我真正體會到研究許可的重要性。僅以此文提供有興趣赴越南研究的朋友參考，希望後進者可以少走一點彎路。

日前菲律賓勞動就業部次長表示中國正與菲律賓商討，開放菲傭到中國幾個城市工作的可能性，引起相當多的討論。如果中國準備開放市場，讓菲律賓籍家務工能在中國合法工作，準備的工作需要包含兩大部分：一是鼓勵大眾討論、思考菲傭與這個社會的關係，並進而形成共識。二是要完善各類聘用家務傭工的法令：最低工資，社會（醫療）福利，工時，居住地點安排，入境簽證與居留權等準則。合理，完善，不因人而異的安排，自然能累積尋找機會的菲律賓籍家務工的信任。這也是僱傭雙方穩健互信的合作關係的起點。

昨天參加部落的一個儀式，以殺豬開場，幾位壯漢牽扯著這隻約有兩百斤的豬，司儀一聲令下，一位先生拿著山刀估量了一下就往豬脖子一刀深深地插了下去，瞬時間，這豬吼叫如雷，貫穿整個會場，哀號許多才斷了氣，工作人員馬上將豬屍移走，沖刷清理現場。而我五歲兒子現場目睹一切，而且站在最前面擁有最清楚的視角。我該如何跟他解釋呢？

2017年四月至五月間，在國際上享有盛名，探討傳統生態知識、社會–生態系統理論以及韌性研究（resilience studies）的加拿大學者Fikret Berkes訪台，受邀走一趟魯凱族的傳統領域，與部落族人、林務局官員、學者針對傳統領域與生態管理議題進行意見的交換。透過這種實際行動的走動式工作坊（walking workshop），三方是否能達成更多的互信與瞭解？以下就是整趟行腳的回顧。

最近我翻譯的《依海之人》（People of the Sea）一書終於出版了。芭樂人類學大可直接轉載譯者導言，但那正經八百了些（畢竟需要送科技部審查阿），還是來一篇芭樂版的譯者後記吧。這篇不會「劇透」過多，希望勾起大家閱讀的欲望──炎炎夏日，這封面看了就很清涼，不帶一本嗎？

各位農友，又到了我們歡樂的芭樂電台的時間～ 芭樂電台很久沒有開張，因為主持人去做人了～～嘿咻嘿咻真的很辛苦（嘿咻本身沒那麼辛苦，嘿咻中獎以後就超辛苦）。做人成功以後，發現社會建構的各種「母職」真的超累！母職多如牛毛，今天讓我們先來X譙「追奶」這個概念。

為什麼學界會有「檔案田野」（archival fieldwork）這樣看似相互矛盾的說法？會如此稱呼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人類學家帶進檔案館的問題，往往是由田野而來，也就是說檔案館與田野基本上是一個連續體。另外方面，檔案跟田野一樣，不是只有目錄和文件，而終究還是由人所構成。因此在檔案館中，研究者也需要跟館員打交道、跟一同出入檔案館的訪客建立關係、也會有情緒、也會有盲點。

《罌粟海》不是一部容易讀的小說。〈紐約觀察家週報〉(The New York Observer)聲明：這部小說更近似喬治盧卡斯的史詩電影，而非現代小說，而閱讀小說的強烈視覺（可譯）與聽覺（難譯）經驗，的確也讓閱讀小說的經驗更接近於觀賞紙上電影。但是，《罌粟海》是一部寓意深厚的小說。我願意將這三部曲大作推薦給人類學讀者。撇開現實與虛構的層次不談，好的小說可觸及的深度與高度，民族誌往往不能望其項背。

LaLa Land的主角不是米亞與賽巴斯欽，而是洛杉磯。同樣地，《罌粟海》的主角，與其說是那些使讀者揪緊了心的角色──寡婦狄蒂與賤民卡魯瓦、落難王公尼珥與他的獄友中印混血阿發（來自孟買的白帽祆教徒與蜑民女子在廣州所生的孩子）、黑奴後裔自由民二副賽克利、變性的毗濕奴派信徒(Vaishnavite)諾伯開新、生物學家之女寶麗和她的兒時玩伴喬都、英國奸商勃南、衰老的船長齊林斯基、地方法官、追捕狄蒂的比洛．辛──毋寧說，是開展在混雜的語言現實(multi-lingual reality)之中的帝國之花。這部作品，最鮮明的兩個角色，一是語言，一是罌粟。舞台背景，則是印度洋。

馬遠布農族遺骸爭議，在近日的協調會上有了正面的發展。根據2008年的紀錄，台大醫學院解剖科藏有約1,580具/件人體遺骸，其中207具/件來自原住民族中的五個族群，120具/件得來自兩個平埔族群，其他多數為福佬人，亦有客家人的遺骸。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把眼光由當前的爭議拉寬放遠，去探問遺骸主人如何死亡，遺骸何以被挖掘，而有機會一窺知識、國家、歷史與地方記憶間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