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昆蟲誌》是一種介入性的學術工作（engaged scholarship），告訴我們另一種書寫是可能的，另一種學術是可能的，只因為另一種、更多種的世界是可能的。那神秘的騎樓小攤，或許也正如《昆蟲誌》裡人蟲相遇的每一個神奇時刻：許多生命在此交會於一瞬，在傾刻間把萬物變成閃耀著微光的另一個世界，雖然終將消失不見，但已經為我們揭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更多可能。

文章企圖談兩個部分：傷心，以及暗黑。所謂「傷心」，來自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 所談的vulnerability──人類學田野工作者的脆弱性、易受傷性。而「暗黑」則是Sherry Ortner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暗黑人類學及它的他者」。 兩者如何相容──儘管這是個咸認黑暗的時代，且我們大多數人都時時刻刻傷心（若非麻木的話）？以我的寫作慣例──一句話都會分兩三次講完──這次先談部分的傷心。之後再談暗黑。

我將以語言人類學的教科書為主題，從1993年問世的第一本語言人類學的教科書談起，簡要地說明不同作者在更新語言人類學教科書的版本時，會修正哪些舊版本的說法，或加入哪些新議題。也嘗試說明1993年和2017年出版的語言人類學的教科書的基本差異之處，以探尋語言人類學自1960年代「溝通民族誌」（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1980年代的「語言社會化」（language socialization）和「展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y）、1990年代的「語言意識型態」（language ideology）和「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的研究取向興起之後，發展出不同於1960年代以前的語言人類學的歷史背景，此發展也與當代語言學的研究趨勢有其不同的關注焦點。

11月7 日，潘英海老師在對岸海南島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潘老師待過許多機構，全職的、兼職的，暨南大學人類所只佔了其中八年(2007-2015)，但是無疑是潘老師帶過最多學生的地方。潘老師過世之後，人類所師生藉諸多社交媒體留下他們對潘英海老師的回憶。這篇文章在這些回憶的基礎上整合編輯，賦予原始貼文新的的內容順序，而以如今模樣呈現，讓讀者了解潘英海老師的鮮明個性以及其對人類所師生的影響。

《雷神索爾3 諸神黃昏》的導演Taika Waititi是何方神聖，會讓漫威工作室願意把這樣重要的商業片交付給他？特別是他之前的作品都是獨立色彩濃厚、以紐西蘭當地邊緣小人物為主題的低成本作品。身為一個研究大洋洲社會文化的學者，我在這裡想聊的是Waititi紐西蘭毛利人原住民的身份，以及他如何在一部以北歐神話和英雄漫畫為主題的片子中，獨具匠心地埋下帶有大洋洲文化意涵的線索，並且以開闊、有創意的視野來看待自己的文化。

我不想矯情地宣稱蘭嶼是自己的第二個家。雖然我在那裡有著許多的回憶，對那裡有著獨特的感情，但如果我真的把它當成家，它就會是個不得不回去的地方。從人隨著波濤來回翻滾、浪花與嘔吐物四處飛濺的蘭嶼返鄉船班，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出，回家並不是個「值不值得」的問題。

曾經在我的田野筆記裡，馬王廟是一個能與世界文化遺產Ａ地對抗的中心，因為在當地村民的心中，小廟中的馬王爺相傳是A王朝末代帝王的兒子，世世代代守護著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也因此Ａ地雖以重大考古遺址聞名於世，馬王廟更能喚醒村民們對這塊土地長時段的文化記憶與情感。

最近因妙禪的名車事件，新興宗教議題再次引起討論，前些日子公視『有話好說』節目，也請了學者專家討論妙禪與台灣的新興宗教。這讓我想到自己看過幾則日本與泰國討論新宗教與社會議題的電視節目，覺得是個有趣的對照。這篇文章主要想介紹日本與泰國兩個此類節目，目的不在說哪種媒體討論方式較好，也不在討論新宗教是非。希望透過這兩個節目，一方面可以看看在台灣外新宗教如何在媒體上被討論，另一方面也對照新宗教與不同社會關係間的異同。

為什麼要在一個已然強調民主、開放、多元的後/現代社會，延續源自於封建、階級，而由菁英主導的古典藝能傳統？這是我常常反問自己的問題、也是我在觀賞傳統或古典藝能表演時不斷探詢的重點。不論在台灣或沖繩，傳統藝能都面臨了相當類似而漸趨嚴峻的變遷。然而，源自傳統共同體生活的樂音和身體，即便聽來陳舊、卻不失其感染力，更可能是為當代的社會行動者與其渴想的歸屬連結提供了渠道，不論是空間的、或時間的歸屬。傳統最大的力量就在於它超越時間的向度，為當代世界提供另外一種管道。只要不是傳統主義式的操作，藉由實踐者的詮釋，傳統也可能向現代開放，和現代共鳴共振。

把紀錄片視為「真實」或者「全知」的工具，正如把人類學當成在地報導人的代言人一樣，都是過時而可能誤導的觀點。而巫信仰的多重選擇與社會脈絡的內在動態，正是在自己人研究者和紀錄片呈現這兩個看似真實，卻必須不斷回頭反思自身立場的角度之下，才能夠讓觀眾深刻地認識。透過這篇自身觀察的挑戰回應，來回應「不得不上路」的視角與詮釋，我希望在紀錄片真實的認識之外，提供其他脈絡的閱讀背景，讓過去的那些神奇事蹟，得以呈現其內在而多怨的生命歷程，讓讀者也一起上路。

第155屆芥川賞《便利店人間》是一部有關那些不願意也無法融入社會規範的人，如何從底層勞動工作所建立的生活節奏與秩序感中，找到了保全其微小自由並確認其做為人的意義之作品。

對一個研究當代的工作與資本主義的人而言，這本小說帶給我的驚豔，不在於如何巧妙地運用各種前衛理論或菁英視角，來誇飾底層工作者的面貌，而在於小說自身具備了以民族誌回應當代金融資本主義、經濟主體與社會對人的集體規範之間衝突與張力的理論潛力。

無言的鏡頭回到下雨的礦區，生命無法與礦區裡過度的意外以及冷漠的官僚爭辯，但是帶著期待與希望的流浪工人，仍然前仆後繼地來到這裡。摩托車，新房子，比家鄉更大的田地，都在深沈炙熱空洞的礦坑裡，在抵達這些夢境之前，你必須跟礦坑裡的惡魔交易，你要試試你的運氣。

本屆影展主題「超越人類」（Beyond the Human）是近年人類學非常夯的題目，挑戰人類中心主義，思考形塑「人」的邊界的關係為何，及其跨越、鬆動的可能性，包括動物、靈的世界，以及物質生活。其中「物質生活」篇有兩部探討科技如何與人互動的影片：《鈴聲》（Ringtone）以及《洗衣人生》（Laundry Lives）。兩片將同場放映，特別適合幾個人約好一起去看，看完之後大家邊喝咖啡邊討論，每一組討論都會因參與者的經驗興趣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火花，這樣搭配體驗，才完成這兩部片設計的目標吧。

梵文經典中紀載著，我們（hijras）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們坐落於（兩性光譜）的中間某處。古老經文中出現的hijra，總是蘊含著美麗，勇氣以及直率的特質。自古以來hijras自成社群與家戶，傳統生計方式，主要為新生男嬰以及婚禮場合祝禱、祈福。Hijras傳統經歷殖民統治而斷裂破損，處身當今歧視、污名的社會邊緣處境，生活更形艱難。然而hijras社群至今依然清晰可見。

白先勇1983年的小說孽子曾描述當年的新公園，是「我們的黑暗王國」，在每夜的公園大門上鎖後，這距離都會區只有一道牆的空間，剎那間會變成一個想像中的伊甸園，在這裏我們可以實現真實生活中想也不敢想的夢想。Claire Simon 的紀錄片《森林中的伊甸園》（The Woods Dreams are Made of）以鏡頭和採訪探索『一個易進入的「失樂園」』，一個各種夢想與生活駐足的都會森林，提供了觀看者一個機會重新思考都會空間與其主體性之間的互動過程。

在《Lmuhuw言的記憶》中，我們可以看到地方工作小組利用蒐集到的許許多多地名，在google地圖上繪出泰雅人從南投瑞岩部落的Pinsbkan（賓斯布甘）出發，沿著河流遷徙到幾乎整個北部山區的壯闊景象。《作部落的人》則是深入探討教育的本質，談教育與土地與人的關連。因為現在的教育體制其實是一個疏離的過程，當我們越早把小孩送進學校，小孩疏離的現象就越嚴重。因為學校裡面套裝知識的結果，很難回到真實生活。因此，不只是原住民可以做，每一個社區都可以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在地照顧。我們真的非常需要有更多的人，從更多面向去探討這些有關傳統領域、社區教育的議題。

父母是我們的陰影，我們記憶中的光亮，我們長成的再版。父母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羈絆，我們的輪迴。2017民族誌影展〈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系列用影音訴說我們與至親之界線的模糊，把苦楚酸甜，彼此靈魂拉扯的影子，重重地敲在我們心上。

一個來自基督教家庭、卻半路加入部落中逐漸凋零的女祭師團的阿美族學者；一名擁有自己的工作家庭，但本著一顆幫助他人之心，繼承父業成為乩童的男子；一位滿腹土地人生哲學的福建客家風水師；一場在剛果搞錯死者身份的荒謬喪禮；一群在社會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的尼泊爾塔芒族祭師；一尊高舉骨盆、騎在貘上，從委內瑞拉傳到西班牙巴塞隆納的女神像，構成了第九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中〈超越人類：靈的視界〉這個主題。

今年暑假，我重返拉達克，從2010年首度來到這裡，到今年一共去了4趟，而我這次主要的任務，是擔任交大的印度海外志工團的帶隊老師，帶著一群大學生到列城（Leh）的Jamyang School進行志願服務。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校」，由達賴喇嘛在2008年協助創辦的寄宿學校，學生是拉達克的少數民族，卻有著歐洲人的長相，聽說是當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途經印度時，留下的士兵的後裔。

目前關於田野與田野工作的研究，關心的多是研究者在田野上做什麼，而非他們到底如何把田野做出來。 在九月十八日上午十點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演講中，我想談的便是這個田野培育的過程。我的講題是：一個「不尋常的古董收集者」：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延續我對田野與田野工作的興趣，我想分享的並非一九二零年代於中國的種種震驚國際的考古發現，而是當時的田野工作者如何將「中國」此夾帶眾多意涵的詞彙收斂為值得研究、能夠研究，且具不可替代性的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