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如何看待異文化 ? 如何處理文化的差異性和普同性？（文化）

在觀影反應中，有的人十分抗拒「異文化的挑戰」，他們覺得過度血腥、對出草的行動十分反感、也有人對片中女性的地位不甚贊同。在部分評論中，由於對片中賽德克文化抱持負面的觀感，連帶的對莫那魯道也很感冒，有時也把這些不認同連結為對影片本身的不認同。（也就是他們不認同的不見得是這部影片本身，真正困擾他們的是影片採取的立場。）

相反地有些觀眾深受片中呈現的賽德克文化感動（網路上非常多精采的文章，暫略）。許多喜愛影片的觀眾對莫那和他的部落族人為了依循gaya而不惜一戰、對部落婦女為了成就之而自縊，抱持了同理心的理解（empathy）。他們不見得全然擁抱那套文化，但能夠多少欣賞之，不會直接跳到批判的立場，也因此對於電影的詮釋比較有共鳴。

（本段可先跳過閱讀）

任何人都受到自身文化的塑模，傾向用自身文化價值觀來看待其他文化。這種「文化中心主義」是很自然的，然而在多文化情境中，這些評斷會造成相互間的誤解甚至衝突，或者出現掌握優勢詮釋力的一方對他者的貶抑。19/20世紀交界時人類學界提出的「文化相對論」即指出西方的文化中心主義，使他們無論是面對日本、中國、阿拉伯、美洲印第安、非洲Tiv人都無法理解對方。唯有進入對方的文化脈絡，才有可能相互理解。基本教義派的文化相對論更認為文化沒有優劣，在某個文化外面的人因為不能真正了解該文化，就不應對其中的一些文化慣習妄下評斷。

文化相對論是一個不容易抓到自己定位的光譜。例如某些亞洲國家的首領或政黨堅持「民主」不適用於該國，外人應該尊重其「儒家傳統」、「亞洲價值」，然反對者認為這是為獨裁抹粉的說詞，其一黨獨大、打壓言論自由等等作為，是否只是用「文化相對論」來合理化既得利益階級？食用鯨魚的日本、食用魚翅的華人，在國家公園狩獵的原住民，也常引文化相對論來對抗環保組織的禁獵要求。又例如「食人」、獵首、女性會陰手術的文化傳統，到底要以「文化相對論」來看而尊重不介入，還是以普世人權來看，主張其應該被禁止、廢除？

很少人是文化相對論基本教義派，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在不同案例中，個人立場似乎會有所變動。賽德克‧巴萊影片中「捍衛傳統領域」的概念對觀眾來說較容易理解與接受，「彩虹橋」和「真正的人」的概念難度高了一些，而其中呈現的出草文化則挑戰了許多當代觀影者。有些人願意試著理解那一套世界觀，以及因之而來的行動和事件，即使殺戮讓他們也有disturbing的感覺。他們當中有很大部分不認為那是當代需要繼續被實踐的作為（即使當代賽德克人也不主張要繼續出草），但可以一定程度理解出草在賽德克傳統文化中的意義。相對的，有些人則完全無法接受，看完電影有「原住民就是野蠻」的感覺；有些人雖然理解出草在部落文化中的意義，但批評血腥與殺戮在片中被美化和合理化，認為無限上綱的「文化相對論」有被濫用為暴力辯護的危險。

在此例中，電影的呈現比例與手法評論不一。即便抱持文化相對論立場者，也對片中是否需要呈現那麼多殺戮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是「寫實」而不迴避（沒有淡化、美化主角們的作為），有人認為是透過disturbing的暴力美學打破日常經驗而真正給觀眾本質的感受，也有人擔心這些鏡頭會有再次強化「原住民就是野蠻」的刻板印象。

在這些問題的背後，其實更深層的是：

第五個問題：「文化」和「歷史」有所謂「真實」嗎？可以被掌握嗎？

前面稍微提過，假設部分接受了文化差異性、部分接受了從文化來詮釋事件的可能性，這樣的觀影者多少會對這部電影裡提出的那個「賽德克文化」──或讓我們暫時縮小範圍，將之化約成所謂’gaya’— 有理解的興趣。那麼電影中呈現的賽德克傳統是否「真實」（authentic）？ 那麼在影響許多族人決策與作為時那麼重要的gaya，到底是什麼？在電影中是否有被「正確的」呈現出來？魏導真的「懂」嗎？

例如有些觀影者對gaya的文化概念很有興趣，也認為以gaya來詮釋莫那魯道與一些族人的行為具有一部分說服力，然而卻不認為魏導對gaya的理解夠深，例如有人質疑「片中的莫那魯道」槍殺親人的作為違反gaya ，也有人認為「片中的鐵木瓦歷斯」因個人仇恨而協助日本人也違反gaya，於是批評劇本扭曲或誤解gaya文化。

然而什麼是gaya？觀影的人各有不同的解讀，賽德克族人也有不同的解讀，人類學、歷史學者也有不盡相同的解讀。實際上，從日治時期的調查之後，不同人類學者在不同部落、不同時期的研究，也多少有些出入。這隱含了gaya也可能會改變──當代族人詮釋、學者研究的某部落版本gaya，和莫那時期的馬赫坡、荷歌社一模一樣嗎？我們真的有辦法知道嗎？（如果知道日本學者研究的方式──短期造訪、透過翻譯等等，恐怕也會無法放心以那些為「真」來做比較。）

更進一步的問：什麼是gaya或賽德克文化，內部成員之間理解都有差異了，外人有可能真正理解嗎？（無論是導演、觀眾或人類學家）我們有可能真的跨越文化界線嗎？如果不那麼極端，那我們理解的極限在哪裡？

如何跨越文化的界線，遊走於各個傳統領域之間？載得動、丟得掉多少自身的文化包袱？

同時，賽德克‧巴萊片中呈現的「歷史」是否「違背史實」？雖是「歷史改編」的商業電影，許多人還是深受這個問題困擾，然而有些人則認為此片無需扛起歷史的擔子。（這也是第6個問題）無論如何，霧社事件的歷史，透過不同當事人、遺族的敘說與書寫、學者的研究、紀錄片或電影的拍攝等，且分別以不同的語言進行，呈現殊異的面貌。例如莫那是否槍殺妻子就是一個不太清楚的「歷史」，兩種說法都有，也有不同的「證據」支持。

然而歷史是否存在「真實」（true）？顯然有些歷史細節我們無法真確的知道，但他們的意義為何？（例如是否只是不重要的枝微末節，還是其實牽涉到某些關鍵？）有時候，有些事件根本被遺忘了，但他們就真的「不重要」嗎？更根本的說：事件和細節那麼多，哪些被撿選、記憶、敘說、書寫、再現，其實都很可能與再現時的情境和目的有關（此論點的術語叫做presentism）。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殖民政府對霧社事件歷史再現有其目的性、國民政府亦然，這是再清楚不過了。然而相關族人在特定時候的敘說（或不敘說）與再現，是否也有（未必是刻意的）選擇性記憶和詮釋？那麼他們的版本比較為「真」（true）嗎？（況且此處「族人」實際上是複雜的複數，記憶也是複雜的複數）

歷史是否有「真實」，或我們是否有可能知道「真實的歷史」？有的人持悲觀的看法，一切歷史再現都有fiction的性質，都只是再創造。但也有人認為我們至少可以透過比對與立場關照和反思，更「貼近」歷史的真實，不必虛無到把它整個倒掉。

人類學家對於文化，或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到底有沒有真實？是否有可能貼近、又能貼多近？學科內部都存在論戰。在討論賽德克‧巴萊時，評論者隱然會對這樣的問題有自己的立場，不過需要與下一組問題一起思考──無論是否是「真實派」，都需面對詮釋的問題，這兩者無法截然切割。

第六個問題：誰的詮釋？真實與創作的分野在哪裡？

無論上一個問題答案為何，實際上（無論以何種形式）敘說故事，就是詮釋的過程；觀看電影時，觀眾也不斷在進行詮釋；觀後的各種討論，又是另一番詮釋的歷程。

關於詮釋這回事，實在有非常多理論討論（而且用語常都很晦澀XD），我就不回顧了，芭樂也不擬使用學術語彙，簡單說，在觀影評論中常見到的有幾個題目是：導演對霧社事件的詮釋正確嗎？（也牽涉到第一個問題）導演對gaya的詮釋正確嗎？這兩組其實與第5個問題（真實不真實）綁在一起。

同時，詮釋的問題還有另一個層次：電影詮釋的界線和「倫理」是什麼。涉及歷史與文化的電影作為一種創作，是否需要「再現真實」（如果有真實可供再現的話）？是否不同類型的電影，有不同的「要求」？（例如紀錄片與商業片對應這個問題的差別在哪裡？或論者對於「史詩片」的想像與期望是什麼？）

有些觀眾很關心的這部片有沒有呈現「史實」、呈現「正確」的gaya，這是站在有「真實的存在」，「有比較貼近真實的詮釋」，以及以歷史為題材的電影需要「再現真實」的立場。認為此類電影不在「再現真實」的範疇內的人，通常比較不困惱。對歷史詮釋抱持比較無定論的立場者，有些欣喜於電影提供了新的角度，有些則擔憂這部電影的詮釋不夠開放，對電影所佔有的詮釋位階感到憂心。

在這些討論中，偶爾出現擔心他人被電影誤導、對原住民產生誤解的想像的說法，引起激昂的反駁──有些人拿出自己的詮釋與知識進行挑戰，有些則質問：這是帶著學術的高姿態指責一般觀眾無知嗎？在知識和詮釋的權威（與挑戰）的緊張關係中，同時還有另一個聲音：來自事件的所在，族人的後代的不同聲音（複數）。其中在霧社事件時採取與莫那魯道他們對立立場的賽德克人後代，面對電影熱潮時的尷尬感受，幾週前在這個部落格引起討論。

的確，我們在詮釋時，還需要面對倫理問題。任何詮釋與再現（無論是影像、表演、展覽或文字），都無法逃避這個問題，但那並非黑白分明的領域。由於影像的力量遠大於文字的性質──激起情感、比較容易說服他人（好比沒圖沒真相，但有圖有真相？）──使用影像呈現，並作大型放映的電影，對社會有較大的影響力，能量越大，就需要更戒慎。

許多人受到賽德克‧巴萊的感動，自主開展了對原住民文化、台灣歷史的深度閱讀，或在情感上深化了對文化差異的尊重，與對「真正的人」的自我探索。除了林秀幸上週的這篇，網路上也有非常多精采的、受啟發的故事。這部影片讓更多台灣人進一步理解原住民，也對原住民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自信有貢獻。然而邱韻芳的挑戰是：我們可以因此就讓部分賽德克人覺得受到傷害嗎？（也就是，整體大的「善」，可以合理化那個「惡」嗎？以賽德克‧巴萊巨大貢獻來辯駁的人，是套用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嗎？）

許多評論和報導都顯示魏導和團隊做了很多倫理方面的考量和努力，是否周全非本文討論範圍，不過在閱讀評論時逐漸浮現一個問題：有可能周全嗎？我們都知道，人是不可能討好所有人的；當有些人的情感因為事件被拿來作為電影題材、或覺得電影詮釋的角度而覺得受到傷害，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如果所有的電影都需要顧及所有人的感受，那世界上的歷史電影是否只能有一種拍法？（大概是多重視角、完全無定論、 看起來很累的那種？）這種「多聲的單一」是我們想要的嗎？

在看似分歧的討論中，很有趣的，大家幾乎都認為「帶來更多討論」是好的。日前我與一個紐西蘭紀錄片工作者聊天，他提到影片的侷限，認為多重並行的再現方式（除了紀錄片，搭配網站、書籍等），讓不同需求和興趣的閱聽人可以進行層次不一的探索，而非拼命把東西都塞在片中、讓影片難以讓多數觀眾下嚥、反而什麼都沒達成要好。魏導自己的作法似乎有點類似──有他自己堅持的電影敘事，之外還有紀錄片、以及真相巴萊的書。更可喜的是周邊還有相關工作者一場接一場的座談會，以及更多的重新閱讀與討論（包括芭樂人類學這三篇殊異的長文），或許，這些都有助於多重呈現、多重思考，從而降低了一部電影的詮釋無法承受的擔子？

 

第七個問題：在什麼脈絡下看電影、問問題？

我們需要問問題，但思考這些問題時，並不是在真空之中，也非純然理性。在許多哲學命題的假說情境和論辯中，往往假設人們系統的依照相同的準則來思考、選擇、行動。這是哲學命題至上主義（算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然而人類學的研究再再指出：人是脈絡性的動物，上面那些問題，在不同的情境下，一個人可能選擇不同的立場，可能站在光譜的不同頻率位置，但也可能有絕不妥協的原則。

因此在問問題、看別人與自己選擇光譜哪一端的同時，也要看到那個「非真空性」。我是在什麼脈絡下，思考這些問題的？

 

我思考的脈絡首先是在台灣的歷史的流之中，在2011年。有特殊認同的情感（林秀幸的文章勾勒得很清楚）、有對「國片」的期待、人類學的專業背景、對歷史敘事翻轉的偏好、對南島文化和殖民史的研究興趣。同時也生活在消費社會中，受到社會性（同儕效應、媒體…）的影響。每個人的思考脈絡不同，台灣觀眾和香港、中國、歐美觀眾的脈絡也有很大的差異。

世界其實很簡單，但同時也複雜而有趣。

Disclosure: 由於人在國外，還沒有機會看電影，但讀了一大堆評論之後，忽然有個感覺：其實這些評論除了反映了這部片子的種種面向之外，常常也是評論者在照鏡子，映照的是他們心中對上述種種問題的立場。也因此，不同觀者之間的「筆戰」，有時免不了有點take it personally的味道。那麼，我不禁想，寫這一篇芭樂文，我也公開的照了鏡子，讀者看到什麼？ *^-^*

（感謝buildingtw提供林口「霧社片場」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