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近日將由八旗文化翻譯出版的《末日松茸》是本奇書。不論就其涉及的空間尺度，欲對話的理論脈絡，還是作者Anna Tsing 流暢的文字，都是近年來學術研究中少見的佳作。我認為，對臺灣讀者而言，《末日松茸》的意義不只是一本人類學的名著而已。在該書多維與多重的敘事線中，我試著指出，還有條Tsing未能觸及的、隱而不顯的軸線，聯繫起當前日本的松茸消費者，以及在美國奧勒岡一帶之「廢棄的工業林地」上採集松茸的尋菇人。我稱這條軸線是「『聽不見』的臺灣史」。

北半球的夏天，正當全球沉浸在世界盃足球賽熱潮之際，在泰國北部清萊府陰濕的山洞裡，一群受困於洞穴的足球隊少年和教練與他們之後神奇的脫困，卻也同樣地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但許多新聞對洞穴洪水暴雨的自然之力，與國家軍隊及跨國團隊科學知識與科技的描述，很大程度地忽略了泰國當地不少人，是如何以超自然力量，來理解自然與人的關係。並且，在國家軍隊與國際專家的營救團隊外，又是如何透過神靈、僧侶與靈媒的力量，試圖化解自然不可測力量帶來的危機。

今年五月剛由衛城出版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台灣宣傳的策略非常明確：儘管有著非常高的評價，這本書同時也極具爭議性。而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所掀起的爭辯，其實也很相似。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

讓考古家的田野變成大眾的田野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考古現場有許多實際的問題需要考慮。然而在這樣的田野裡，考古家就像是田野報導人，社會大眾就像是人類學者，報導人常常得忍受人類學者一些太過基本的提問及不間斷的打擾，但也在這過程中，我們才可能看到自身文化（考古學）本身的盲點，而人類學者（社會大眾）也可以更了解這個田野地，與田野地產生理性與感性連結。

在這些親屬、宗教等傳統團結人群的機制中，是否也可能有著一方沃土，正孕育具個人能動性的、玩轉的「日常生活中的翻轉」，能帶來重新概念化的可能性、超越僅僅只是想要get by的掙扎？若有的話，或許我們就看到一個有別於國家制訂的、有別於計畫推動的、非常草根的、本土的、脈絡中的、鑲嵌的、在地觀點的、非僅只是承襲於過往的「危機中的未來」。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已經從6月中在俄羅斯開踢了，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球迷們熱切地為選手們加油，享受著足球比賽帶來的刺激，贏球的快感、輸球的洩氣，比六月豔陽更熾熱，更灼人，全球廣大觀眾沈醉其中，賽事還在進行的過程中，大家屏息期待著世界冠軍的國家隊伍誕生。但大家一定不會注意到，或從來也不知道，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

台大人類系又再度遭遇與師長別離的哀傷時刻。2018年五月二十三日，顏學誠老師離開了我們。近年來，顏老師歷經罹癌、治療、復發、再度治療，轉移，但他始終樂觀堅強，與疾病奮戰到最後一刻。 顏老師是一位少見的君子，是裝在現代人身體裡的士大夫靈魂，為人誠實、正直、單純、溫暖、真誠、直接。不了解他的，會認為他的學術路徑縱橫捭闔，紛雜並蓄，殊異歧出；了解他的，會感嘆「當今濁世怎麼會有這種風範的學者兼君子」。

2004年，我所服務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開始進行首批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物的收藏。在種種收藏項目中，背兒帶因豐富的色彩、多變的造型、精湛的工藝技術與鮮明的族群特色，成為重要的收藏類別之一。然而，當我著手進行背兒帶入藏整飭工作時，卻發現這些作工精湛的背兒帶竟然大多形制不全，甚至有破損的情況。為何作工精湛的背兒帶大多竟是破損的？當背兒帶上的破損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時，這不禁讓我進一步去問：這些破損是如何造成的？是否有其意義？由於這些疑問的帶領，我於是展開了一段關於背兒帶意義的探索歷程。

你的手機上面最常開啟的程式是什麼？收信軟體、臉書程式、還是其他社群媒體功能？我自己統計一下，臉書、Line、內建收信軟體，然後就是畫有紅白相間圓球符號的 Pokémon Go! 為什麼是寶可夢？這個遊戲對於年輕玩家和中年（以上）大叔大嬸的吸引力似乎非常不同，而不同年齡層看到的寶可夢，差別又在哪裡？網路寶可夢趨勢評論有一類對於寶可夢何以能夠快速風行的現象，歸因於它的出現具有懷舊意義。更進一步地說，寶可夢（也就像所有其他有魅力的遊戲一樣）是自我歷史與生命記憶發生的一種方式，所以選擇的遊戲方法就是個人自我紀錄的無限可能。

2017年12月，因參與教育部計畫，我與三個碩班研究生、六位大學部同學，以及在台灣工作的普尼（匿名），展開了八天七夜的印尼之旅，主要目的地是位於中爪哇Purwokerto（普禾加多）的普尼家村落。這個說長不長、說短也不是太短的旅程，不但是我與大多數成員的第一次印尼行（還包含兩個第一次出國的大二生），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帶著一群學生出國。

《從創傷到復原》自一九九二年出版後已翻譯成十國語文。二十五年來，在心理創傷研究領域和創傷療癒實務界，維持屹立不搖的權威地位。對於相關領域學者和專業工作者而言，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創傷療癒聖經，重要性遠大於收錄了創傷後壓力失調症（英文縮寫PTSD）診斷標準的《精神疾病統計暨診斷手冊》（英文簡稱DSM）本身。

親愛的RJ老師，收信平安！我已經平安抵達X博物館，並且準備好要開始整理陶片了。館長人很好，介紹我認識了K教授。她答應讓我用她的考古材料進行分析，還設法幫我拿到十幾個其他老師發掘的遺址所出土的陶片樣本。所以現在我有18個遺址一共8976片樣本。謝謝老師幫我牽線 ...

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研職位目前只能容納少量博士畢業生，研究生大都無可奈何地成為流浪博士，面對研究、出版的壓力， 擔憂著未來的生計，有些還要尋求心理輔導。畢業後，有人打零工，有人在三、四間學校兼課，有人連續完成三、四個博後（Post-doc），有人在學術圈外創業。這一代的新任博士們已難以幻想自己是衣錦還鄉的狀元郎，能夠順利找到安身之所。在香港、臺灣等地的社會科學博士後機會並不多，博士生一般先以兼課開始。面對大學教職兼任化（Adjunctification），人類學徒到底能如何利用人類學知識來維持生計，同時實踐當初的理想？

松茸、昆蟲、蝸牛、思考的森林、還有鴿子，這些乍看之下迥異於經典人類學的主題，怎麼幫助我們理解都市環境，科技與技術，以及人類和非人物種（nonhuman beings） 的交往呢？人作為一個物種，與其他物種之間，存在著什麼樣錯縱複雜，愛恨情仇的關係，進而形塑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過程呢？人類學界近年來，在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書寫上的興趣，心心念念地就是希望能回應這些問題。

在台灣目前雖然沒有專門提供視覺人類學的碩士學程，但是有不少機會可以學習並接觸等同研究所水準的視覺人類學教育。在這裡跟各位分享包括我自己共六位人類學家在台灣各大校園所開設的視覺人類學課程。

「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座談會邀請到四位學者分享他們跨學科研究的心得。第一位是《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當時的作者群之一，瞿海源教授。瞿教授既是社會學家，也有心理學的背景。第二位是中研院民族所的所長黃樹民先生。黃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李亦園院士的學生。第三位與談人是中研院文哲所所長胡曉真。文哲所本身涵蓋很多不同的學科，如經學、子學、哲學等。最後一位是台大外文系的沈志中教授。不論是《中國人的性格》還是《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心理學與人類學在對話時，有二個學科一直如影隨形：精神分析和哲學，而沈教授剛好兼治兩者。

1972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出版了第一本科際合作的研究成果：《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出版不到一年，即因其中隱含的批判精神而遭查禁，然禁不勝禁，坊間翻版流竄，港、台皆有，絲毫不影響它的流通性和影響力。2009年，該書被日本出版界選為「東亞百冊經典」。而推動《中國人的性格》出版，引領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主要舵手，便是李亦園先生。

客家的花之歌滋養了一代代人群，也滋生出新一代的魯冰花故事，誰說花朵沒有力量呢? 春天剛送走了梅花、柳花、桃花，看著北台灣地景上一一凋謝的魯冰花Lupin，這種豆科的田菁作物以身相殉，用她那能固氮的肉身化作土泥。這彷彿像臺灣土地上長出的新典故，是來自客家小說家鍾肇政在1961年於《聯合報》刊載的厚重小說，一幕幕勾勒那開滿客庄小道的串串黃色花序，強調女性的美德，是生時優雅美麗，而死後花葉竟也凋零成為土地的肥份，馨香依然為人所紀念。

日治初期，來自日本東北岩手縣遠野町的伊能嘉矩（1867-1925），來臺灣從事人類學研究，在臺灣各地進行實地田野調查，是重要的臺灣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先驅者。2017年在伊能的故鄉遠野，遠野市立博物館舉辦了紀念伊能嘉矩生誕150週年紀念特展與論壇。臺大圖書館從去年11月的「觀風蹉跎」到今年3月的「重返‧田野」──在臺灣的展覽能否提出屬於臺灣自己的看法呢？原先的被研究的臺灣，是否能夠更有自信地並批判地繼受原先的殖民地人類學與歷史學呢？

面對暗黑人類學的批評，人類學與非人類學的學生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非人類學訓練的學生，可能覺得：的確，人類學應該更政治化一些，更涉入現實衝突一些，更「行動」一些，更弄髒手一些，而不是以研究上的客觀主義將自己封鎖於現實政治圈之外。但是人類學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生──可能挑眉質疑：「行動涉入」對於開拓與細緻化人類學知識，可能帶來什麼樣的新議題，從而回答先前的研究累積所無能處理的問題？或者只是另一個誘拐並不比當地人或社工專業者在行的人類學訓練者陷入現實政治鬥爭，犧牲學術勞動時間精力，乃至以人類學科最有別於其他學科的知識特性為祭品，導致人類學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