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市的三角公園又有了新面貌。自2022年初，「最醜公共藝術」的蓮花座由市公所拆除以來，鋪上綠草皮的三角公園，有段時間先是遭批評長的像墳場，2023年初，又因為吸引了浪狗愜意享受日光浴，獲得曬狗場的新名號（圖1）。然後，2024年的現在，市公所為元宵節做準備，草皮上一座騰雲金龍花燈赫然現身。即使有人認為俗氣，龍形裝置還是吸引了民眾合影（劉明岩，2024）（圖2）。再過了幾天，金龍旁豎立起朱紅色字牌，宣告這是市長在對市民拜年（圖3）。 2022年10月的《芭樂人類學》中，我在〈都市人：從翻譯的主體到歷史的行動者〉的短文裡，以蓮花裝置的拆除事件為例，簡單記錄了它所引發的城市美學爭辯，以及「都市人」作為一種歷史性的主體位置，如何促動著以即身環境之感受為媒介、具有地方重塑潛能的爭執（高郁婷，2022）。這次，我則希望以三角公園地景看似平凡卻也不乏驚奇（對某些人而言，也可能是驚嚇）的變換為引子，帶出另一道思索課題：我們可能擁有一種更具親密感的城市生活嗎？

一、難以相依的公共街道

這樣的發問看似跳躍，實則仍立足於對彰化城市生活的觀察。榮登最無聊城市榜首的彰化（洪彩綸，2023），近年其實持續醞釀屬於自身的活力。活力的來源正是難以適應城市，想要為自己開創在地生活的一群人。為此，他們必須重新認識環境，並與環境建立新的關係。首先允許他們這麼做的地點，往往是私人店宅。這些私密空間搖身一變，成為這群人的互動場所——或者說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支持他們另類生活網絡的成形，為其更具規模或更具秩序挑戰意涵的嘗試（比如更大範圍擾動城市的策展與節慶）奠定日常性基礎。但是，大規模活動本身畢竟是非日常的。它們偶爾對外迸現，更多時候則沉潛在私人空間及其社會網絡。於是，彰化城市的活力之源頗為隱晦，它棲居於現代城市空間未能完全穿透的私我幽微之境。

可是，大路與街巷，偏偏是當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空間。街道面向世界、接待大眾。街道可說是城市的門面；街道似乎本然就是公共的（public）。然而，此處的公共不只是就社會性功能而言，更是就量體與法理意涵而論。以臺灣為例，截至2022年底，全國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的9萬多公頃中，有39.45%用於道路與人行空間，次高的類別則是公園與學校，僅分別占比14.43與12.08（中華民國內政部，N.D.）。街道因而是城市生活在數量上最為顯著——儘管常被忽略——的基礎設施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公共空間。提供它們，令財貨流通，是作為公共事務代理者的現代國家預設承擔的一項任務。

於是，不論在功能、量體或法規上，街道空間都頗大程度地形塑著現代城市生活的樣態。疏離的旁觀者或許可藉標誌性建築（iconic building）組成的天際線，概括某種「客觀」的城市印象，但他若想講出一番自己關於城市的個人感想，街道上的活動往往才筆墨最濃：車流與人群的多寡及其移動的方向、速度與交錯的模式；地面層零售商家的類型；樹蔭（若有的話）；樓房透光窗口的剪影；攤販的吆喝和他們聚集的地點（也可能攤販並不存在）；舉目可及的地標；隱約傳來的廣場吵雜聲。

以上一切，乃至於更多其他情境的配置模式、氛圍之差異和強弱之別，以及更根本地，其在場與不在場，構成了街道生活的身體感。當這種身體感豐富、精彩，或愜意自在，我們或許會認為這是一條不錯的街道；但是當身體感貧脊，甚至不安，這條街道或許就有待加強。身體感由物質環境和主體感受交織而成，難以寫入公共性的定義。好的身體感，往往成就良好的「公共空間」，其質地超出功能、量體和法規意義上的公共空間所能允諾的期待。

圖1：2023年1月，在三角公園曬日光浴的浪浪。當時的綠草皮想必從浪狗身上召喚出不錯的身體感，成為他們的公共空間。（來源：作者自攝）

圖2： 2024年1月，三角公園上的騰雲金龍花燈（來源：作者自攝）

圖3：騰雲金龍花燈旁豎立起賀喜字樣（來源：作者自攝）

二、巷口為何讓人駐足？

此處的重點似乎是，涇渭分明、一刀二分的公共／私人之分，無法令占據城市生活如此大份量的街道更加精采。這樣二分的公共空間，無法讓身體投入；它迎接大眾，但不鼓勵他們駐留相依，不論是與環境、非人或他人；它難以讓人感到親密。

神祕的親密感。那些在短暫會晤間，仍令人頓感舒適或驚喜的街道一隅，多少都有這樣的特質。2022年，我在屏東火車站附近偶然撞見一間關東煮小店。時值傍晚，坐落在巷口角間騎樓下的小店甫開張。小店是半開放的，沒有門扉，主體就是一道沿著巷口90度圍塑的吧檯型座位。外面的人看得見在吧檯內張羅的店主、聽得見吧檯內的備料聲，也感受得到沿著吧檯上方垂掛的吊燈散發的柔黃光暈。這一切似乎都在向過路人招手。我入座，陸續點了兩次菜，足夠有些觀察：關東煮小店對面，是間自家經營的雜貨店，顯然已屹立多年，婦人拉支塑膠椅，在店門外坐了許久。待天色逐漸暗下，我注意到關東煮店斜對面、雜貨店隔壁的隔壁，青年開始將原本倒放的高腳椅翻正，擺在檯桌前，接著，數個酒標招牌亮起。原來，那是一間正要營業的小酒吧。待我決定離開時，客人三三兩兩開始聚在門前檯桌。

這個在傍晚偶然遇見的小巷口，有某些吸引人駐足的條件。若一言以蔽之，那或許就是親密感。關東煮、雜貨店與小酒吧，聚集在道路與內向型私人巷道組成的街角。這條巷道兩側是四層樓民宅，民宅的地面樓層挑高，相較二三四樓退縮，於是形成了既有包覆感卻又對外開放的簷下空間。在這樣的空間做生意，有如在門前庭院招呼客人，模糊了公私之間的界線。允許主客互動的吧檯、久置店外的私人塑膠椅、酒吧前的高腳椅、檯桌和吵雜聲，示範了既開放卻又親暱的駐足場所（圖4）。

當然，我們可以馬上想到一些問題，打破一介過路人的浪漫感受。比如，柱上貼著一張請勿大聲喧嘩的告示。這顯示周圍的住戶，包括經營雜貨店的老夫婦，可能與旁邊較年輕的餐飲經營者稱不上友好。儘管如此，我們仍不難看出，這類空間有令人心嚮往之的優點：它讓人駐足、觀察，也打開了與人交往的機會。人的身體感官傾向投入這樣的環境，並且在投入的過程中，進一步賦予它一種親暱氛圍。

圖4 親暱的巷口。右側是關東煮店，斜前方是尚未開門的酒吧。（來源：作者自攝）

三、親密性：介於公共與私人之間的社會性，且附著於物

所以，重點在於，召喚親密性（intimacy）的場所，如何能，或何以不能，更頻繁地在街道現身？

在此，我們先回顧社會學家兼都市研究者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做法。在他看來，親密性很可能是有害的。他念茲在茲的是，更加有利於社會交往的城市如何可能？他指出，西方個人主義與私領域的成形危害了公共生活，認為執著於家庭生活和個性塑成的自戀之人，抽乾了投注非關個人（impersonal）事務的熱情，以及由此建立社會性（或譯社交性，sociability）並在其中安頓自我的能力（參見Sennett, 2002[1977]）。桑內特以「親密性的暴政」（tyrannies of intimacy）頗為驚悚地稱呼此一公／私劃界帶來的影響（Sennett, 2002: 337-40），而親密性在此與建立內在堡壘的私領域，並無太大差別。於是，在桑內特後來的著作裡，他想要促進良好城市生活的嘗試，都是從「公共空間」下手。比如，在《棲居》裡，他以「街頭智慧」為例，指出投入充滿複雜情境的街道生活、學會與異質他者共存、培養相應的默會知識，才養出了有能的都市人（competent urbanite）。又例如，他指出「五種開放形式」有利於城市生成社會性，其中之一是在城市中擴展如「膜」一般的可滲透性（Sennett, 2020）。在與建築師合撰的《城市不服從》中，基礎設施的去黑箱化，乃至於公共空間的未完成和不確定性，則被指出是激發社會交往的城市設計方式（Sendra and Sennett, 2022）。

儘管如此，我認為親密性在這些提案中無所不在。街頭和基礎設施的確咸認屬於公共範疇，但可滲透的社區和鄰里邊界，以及去黑箱化方允許使用者共同維護、甚至改良的基礎設施，其實都是在創造親密性進入公領域的機會。桑內特認為，社會性是「因為共同完成一項無關個人的任務，而與他人產生一種有限的友愛關係」（Sennett, 2020: 324）。我們則不妨認為，親密性正坐落於這「有限的友愛關係」之中。

親密性看似更接近私密範疇，但也不能完全等同。更好的看法或許是，親密性是一種範圍有限的社會性。相對於強調隱蔽與隔絕的私領域，親密性的重點反而是相依偎的狀態，而這種狀態若維持徹底的個人主義，則難以達成。當然，親密性也不等同於理論上通透無礙、徹底開放的公共性。親密性預設了比一群陌生人站在公車亭等車，還更具身體感的社會交往。這不表示等車人群裡非要有一對情侶抱在一起才行（儘管這對情侶若存在，他們的確會自成一格更為親密的氛圍，有別於其他人）。一群人可以或坐或靠，在短暫的等待時間中享受身處亭子的時光，甚至願意開口聊聊天氣，都堪稱在不經意間營造了親密氛圍，儘管它可能僅是驚鴻一瞥。

於是，相較於啟蒙以降漸趨鮮明的公／私分野，本身就是種理性範疇，親密性的概念則凸顯，人不能僅是依靠浮游於理性虛空——扮演現代許多公共空間要求的步態端正、坐姿筆挺的守法個體——而發展出社會性。社會性總是得附著在某些實質的東西上，有時這是人，但更多時候這其實僅是物質環境。我們藉由與人或非人之間或短或長的黏附關係，進出於疏離的法理公共性與排外的私密領域之間。這道坐落於世俗物質環境的光譜，照理說範圍不短，但我們卻可能因為太過在意投入兩個端點（維護公共秩序vs.投入家居生活），而疏於維護它。結果，街道上的親密性只能零星尋得。

四、親密性的基礎設施

若親密性如此仰賴無所不在的物質環境，那就不好說它只屬於私領域範疇了。比如美國文化理論家Lauren Berlant就以「親密的公共領域」（intimate public sphere）強調公共生活看重的社會連帶，仰賴情感和友愛這些傳統上被歸類為私領域的元素（Berlant, 2002）。她認為「〔親密性〕提出了尺度的問題，個體生活的不穩定性經此而連結至集體的軌跡」（Berlant, 1998: 283）。又或者，地理學界經由對「家」議題的探究，不斷挑戰公與私、內與外、都市性與居家性（domesticity）的界線，晚近因而提出「家–城地理學」（home-city geography），強調人的寓居活動總是仰賴不斷變動、相互滲透也相互支持的內外領域來達成（Blunt and Sheringham, 2019）。設想以城為家，也要求我們在更為包容的城市提案中，正視歸屬感與親密感的需求。

Ara Wilson（2016）提出親密性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of intimacy）的概念，以比如公廁和通訊設備，這類在公共空間中支持著私密需求或情感互動的基礎設施為例，反省新自由主義化趨勢下，情感與身體互動如何因為公共資源的供給緊縮而可能遭到剝奪。不過，也有更樂觀，或者說，更想在縫隙中尋找可能性的研究者，看到行動者如何在此境況下示範了內外滲透的必要性。比如Ebbensgaard （2022）細緻描繪居住在倫敦高層集合住宅的居民，如何在流入室內的城市光源裡取得暗得恰到好處的靜謐感。對他們來說，住宅裡原先裝設的檯燈實在太刺目，轉向流淌進陽台的倫敦光景（lightscape），似乎也是不得已。儘管如此，Ebbensgaard認為，這仍是一則例子，顯示他們對環境的投入，以及城市的條件，如何維繫著他們本就冀望的生活方式（2022: 10）。

所以，將親密性帶入街道生活，作為一道提案，不應該和純粹的街道綠美化、設置街道傢俱、增加美觀的商店街和時尚的酒吧等作法畫上等號。前述的環境改良彰顯人類對「舒適身體感」（儘管有時並不成功，有時甚至意在排除某些人）的追求，但它也仍須立足於更核心的基底，即某種支持性功能。以下兩個場景可互為對照。

2020年中，美國各州為復甦因新冠肺炎大受打擊的餐館，開放在餐館前的人行或道路空間用餐。於是，戶外座椅大片延展於街道。恢復「常態」後，餐館顯然感受到在外頭用餐的美好（大大提升收益）， 認為這個作法值得永久保留。比如康乃狄克州的史丹佛（Stamford），在2023年中後，政府統一按餐館在公用道路上排出的座椅數量收取費用，在道路上用餐因而有法理憑據（參見Weber, 2023）（圖5）。疫情期間隔離措施的孤獨感下，餐館座位外推，份外讓人感受到街道之於社會交往活動，或者說，凝聚社會性的不可或缺。如今常態化後，街道空間當時凸顯的支持性功能，卻不免再度遁入了看似開放、實則利益導向的私人商業範疇裡。

另一方面，街道有時的確就徹底支持著一個人、甚至是一家人的生活，但我們很可能會覺得這種支持性是不得已的，缺乏舒適感，畢竟那意味著一舉一動總是暴露在外，充滿風險。比如一家子就住在車水馬龍的道路分隔島；衣物掛在塵土飛揚的道路護欄上；家當與身體必須在車站找到不會遭到驅趕的避冬角落，也必須找到清潔的方式。這些場景遍布世界各地。多數時候，我們應當可以合理認為這群人冀望維繫的，是更舒適的生活。

基礎設施的供給方式——不論那指的是傳統上的水、電、道路、住房，或者是隨著時代改變而逐漸強調的綠地、通訊網路、藝文館舍，又或者，是更為實作導向的社會基礎設施——很大程度決定了親密性如何，或者說多大程度上，可以模糊／交織公私領域的分野。這些散佈於街道、家屋、公家機構、商業空間的物質部署，經常支撐著某種具有舒適感的依偎關係，但也可能因其匱乏或運作不良而令這種關係難以成形。尤其，我們不該將這種關係限定在私密的家戶裡，堵塞「膜」的可滲透性，以及它奧援社會性的可能。

圖5：2023年10月，史丹佛大街上外推道路的餐館座椅。（來源：作者自攝）

繞行世界一圈，我們回到彰化市。三角公園這幾年的地景轉換，總是可以引起小小的漣漪。這是好事。這意味著它不再是疏離的法理公共空間，至少有一小撮人在意起這個位居彰化城核心的圓形場所。不過，這也因而凸顯了地方政府沒能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地點之於在地人的意涵已然起了變化。放上首長拜年的字樣，儼然在宣告這塊地歸屬政府管理，但是，民眾隱隱然期待的，或許是一個歸屬他們的三角公園。某種程度上，浪狗們已經先示範了一次親密公共空間的使用法，而城市的人類還在摸索，究竟什麼是自己想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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