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在暑氣逼人的七月中，由花蓮北上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泰雅族「自然與生活科技」九年一貫課綱的審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在教育部規定的課綱下，進行以泰雅族文化背景為基礎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之訂定，會議開始前的二個星期，我接到計畫主持人寄來的課綱，進行逐條的審查時，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是為台灣原住民的一份子，我為自己的小孩未來要接受到的教育內容感到憂心，另一方面，我在思考人類學能為台灣原住民族的基礎教育做些什麼事。

「海角七號」的走紅讓魏德聖導演頓時成了振興低迷國片市場的英雄，大眾的注目和期盼也隨之聚焦到導演籌拍已久的下一步影片--描述霧社事件的「賽德克巴萊」之上。魏導的光環與「賽德克巴萊」五分鐘史詩般的預告片讓許多人對這部即將殺青的大片充滿期待。但我必須承認，以莫那魯道作為「賽德克巴萊」（真正的賽德克人）之典型是否恰當，我個人一直是憂心多於期待的，尤其是關於影片會如何處理 Toda人的位置與觀點。
不過爭議卻發生在意料之外的場景。

先前有男性朋友打電話來劈頭就問，「有沒有一些胎教音樂的有聲資料可以推薦呀？」我也不加思索地回應，「Thai 教？哪種宗教呀？泰國人的宗教音樂不就是南傳佛教的梵唄嗎？」他大笑並連忙解釋，「不是Thai religion，是給我老婆聽的『胎教』音樂啦！」事後回想我不禁莞爾，不過仔細推想，胎教 (prenatal education)，不也像是一種宗教嗎？許多準爸媽 (parents-to-be) 在女方孕期的十個月裡，遵循著一套建立在胎教這個知識系統下的「教義」，在相信胎兒有能力感受到外在刺激的前提下，選定某種程度上具有神聖性 (sacredness) 的場合與時段，透過音樂胎教 (樂音)、言語胎教 (敘說)、或觸摸胎教 (身體) 等「儀式活動」，以及視胎兒的積極胎動為一種回應，如此這一類的「象徵行為」，是期望能夠刺激腹中胎兒的腦部神經，使其智力在零歲前就能得到正向發展。

台中市七期有老虎城（購物中心），卻沒有動物園可以看老虎。偏偏我們全家都很喜歡老虎：小孩愛去動物園看他黑黃交間的線條鮮濃分明，看影片與漫畫裡老虎的形象精進生猛，可惜台灣沒有野生虎的棲地，要不然我應當會為了伴我小孩度過暑假，考慮做一個老虎學家，跟我家小孩一同研究他的體質膚紋、生殖儀式、親屬群聚、系譜地理以及演化生態。（這門工作不頂好，那小孩上學後我要研究什麼？）其實我愛老虎，是因為到了美國唸書時，一天無意轉到 Discovery 頻道，驚豔地發現老虎是當年（十年前啦）「探索」頻道最受全球孩童客群歡迎、點名要看的偶像。咳咳，沒寫錯，是小朋友最想在卡通、冒險、科普節目中看到的偶像動物。為什麼兒童不會最想看到人自身？（還是在社會化後大人的嘴臉才成為威權與崇拜的客體？）這引發我持續詰問「人」跟動物之間的本質關係究竟是什麼？是先得立基在物質性的美味關係嗎？其終極的神聖關懷又將引導人類社會通往何處？

無論務農、做工，還是亦農亦工，相思寮牢牢攀隨台灣近百年的農工發展，一直內在於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也因此相思寮雖小，卻從來不曾脫離島國的歷史脈息。相思寮是農村，但也不是農村，至少不是台灣這個把自我認同牢牢建立在所謂「傳統農業社會」之對立面的「現代工商社會」眼中的農村，因為台灣農村百年來從不單純只是以農維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給自足與世無涉，彷彿亙古永恆屬於傳統並因此註定在台灣的未來缺席。相反的，相思寮的居民積極靈動，緊隨時代脈搏百般努力尋找活路與出口︰無論白天做會社工晚上砍蔗葉，還是出外漂浪當移工，相思寮的居民從來就不是封閉被動的農民，相思寮也從來不是落後頹圮的遲暮農村，而正是台灣社會的縮影；相思寮是我們。

東華族群所辦了一場名為「對話」的研究所師生關係的座談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三對師生的對話與分享，讓不同的指導風格與論文書寫的經驗，帶給大家在學術知識與治學之外的師生「技藝」。更希望「教授沒告訴你的」，「老畢沒有寫的」，統統在「對話」中一次講清楚，說明白。
身為主持與座談人，我的開場白即是：「指導老師，是老板？是朋友？還是論文的守門人(gatekeeper)?師生如何玩「權力」，搞「關係」，博「感情」，共同完成論文？」這是沒有固定答案的大哉問，我企圖用兩個問題來聚焦討論，(1) 請寫下5個你認為是好指導老師或研究生的特質；(2) 指導論文的「高潮」時刻。6位座談人同時將答案寫下來，再一一說明原因理由，我們像是焦點團體，更像綜藝化的『你「研究生」了沒？』，有智慧、真情、更有歡樂，全場師生互動熱絡，絕無冷場。

Kaka的朋友說，足球比賽很無趣，常常一群人踢了大半天還掛零。對Kaka而言，在足球場上，實力堅強與看好度或許確保能跨過一定門檻，卻不是通往大力神盃的保證；贏球必須因緣俱會。即使球員努力拼鬥了許久，在最終哨聲響起時無法進球，宛如經歷一場Sisyphus式磨難的試煉，都無法抹滅球員奔跑行進時瞬間身體移動與鬥智彼此完美結合的存在時刻，亦不能否定在時空壓縮的情境下，球迷與球員悲喜與共的conviviality。

世界盃本週進入四強賽事。支持巴西中場 Kakà先生的Kaka身為作者，特地選張他在上屆世界盃起腳射門的帥照以嚮讀者。巴西人認為足球應是Joga bonito（play beautifully），消除不公平與不具運動家精神的手段，強調公平競爭、個人的創造力（「森巴足球」的腳法）與團體默契，足球是‘play from the heart’，才有資格成為beautiful game。做為球迷的Kaka相信，這才是令觀者感受真正愉悅的足球。
面對這個號稱吸引最多地球人目光的遊戲競賽，做為人類學家的Kaka主要從兩個層面來討論：博奕做為一種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作用形式的意義，以及探討世足賽涉及暴力與狂歡這類「非理性」情緒如何被建構，從而可以對當代社會的情緒政治有另類的理解與定位。最後，Kaka回到個人層次來討論足球如何成為這個時代年輕孩子想像未來與經驗個人存在的憑藉......

跟世界許多地方一樣，21世紀台灣也歷經因為網際網路的普及使用所產生的傳播革命。到底這個新的傳播形式對民主發展的影響如何，是我關心的議題。在這裡我用「火星社會」來描述這一個新的資訊網路領域，「火星」一名主要借用台灣媒體對年輕世代使用於這個新領域所創造出來的特殊書寫形態的稱呼，換句話說，我主要關注建構這個領域的各種不同新奇的書寫形式，包括影像、聲音與文字等的創造與變形。而「火星社會」的概念則認為這個領域正在形成虛擬世界 ，全面性地建立一個所謂「第二生活」。根據學者對來登實驗室發展的線上遊戲「第二生活」的研究，第二生活並非是和「真實生活」對立的虛假現實，而是一個相互建構但具有自己獨特文化邏輯的潛在世界

世界盃開幕戰由地主南非出戰法國。開賽5分鐘後，我迷惑的問：「現場有什麼蝗蟲還是蜜蜂在飛嗎？」原來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不久後，全世界都認識了一個新的「樂器」──vuvuzela ，中文翻譯五花八門（ 巫巫茲拉、嗚嗚祖啦、嗚嗚讚啦）都翻得很貼切，因為看了就知道這個東西很「吵」。Vuvuzela是一種塑膠製的長管喇叭，據說音貝超過120，比裁判的笛聲還響，全場一群人一起吹，熱鬧可見一斑。Vuvuzela的由來有幾種版本，媒體抄來轉去，大致不是原來召集開會用，就是噪音的意思，甚至是拿來嚇走狒狒的。十幾年前因為不能攜帶金屬進場看球，開始出現塑膠製品，五顏六色成為南非的特殊足球景觀，這次世界盃一躍成為前幾天的全球焦點。很快的，許多球員、教練、球迷和轉播員都恨透了vuvuzela，要求國際足總禁這種「噪音」。有些球迷抗議：「都聽不到各國球迷場邊的歌聲了！」國際足總想了一陣子，決定接受南非主辦單位的說法：「這是南非文化，必需尊重。」這是「政治正確」的決定，但身為擁戴多元文化的人類學家，還是忍不住感動了一下──世界還是有在進步的！

偶然的機會在一家麵包店的架上看到這本書「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木村阿公的奇蹟蘋果」，覺得好奇買回來看，發現是今年看到最好看的一本書之一，甚至在這樣讚美時，都覺得有點冒犯，因為那是一個用心照顧蘋果三十年的感人故事。
近年來相關主題的書籍和故事在台灣也掀起不小的浪潮，到底這個被催動的感情狀態來自於何處？人類從遠古時代就知道煉鐵，只要他想要的部分，不要他不要的，人類從來就不是自然的，深深懂得掌控自然獲取所需。這樣的掌控性讓人類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也邁入了生物科技的時代。但是這個掌控的趨力是朝向何處發展呢？

2008年9月12日的辛樂克颱風，重創了知名的觀光區廬山溫泉，像玩具般倒塌在河裡的飯店透過新聞報導一再播放，讓人怵目驚心，但其實更令我震撼的是官方對這個事件的回應.....今年二月，鄰近廬山部落的春陽村接到縣政府一紙公文，告知3月4日將到春陽活動中心舉辦「廬山溫泉區遷建選址春陽溫泉階地規劃說明會」。經過部落裡的幹部多方瞭解，才知道縣政府和中央多次開會評估後，覺得廬山溫泉當地地質太過危險，原址重建不可行，為了業者的生計，為了南投的觀光事業，縣府選擇尚未被大量開發的春陽溫泉作為遷建地，決定在此重新開展廬山溫泉業的第二春....

大抵是心理學家對小孩較感興趣，人類學家要嘛對「嬰兒胚胎」時期的社會文化論述較熱衷，或是較多著墨在轉大人的過渡階段。我女兒小雷的行為正處在心理學家分類的口腔期與肛門期的過渡，但是吸引我注意力的卻不在口腔跟肛門之間，而是她小腦袋瓜裡充滿著許多腦筋急轉彎似的笑點，以及天真熱情的回應我們大人的話中話。

Kaka自投羅網且來寫政治文，而且還自找死路地寫（社會學與政治學最熱衷的）當代國家。Kaka認為，當我們的研究對象先後進入了新自由主義體制後，人類學家必須擺脫過去對政治與權力關係的僵化看法，先浸淫在現象中去嘗試新的提問與可能性，從而有可能找到重新建構與掌握社會範疇（例如政治與經濟二分）的切入點。首先聲明，appearance不是Kaka創意的發想，是重新閱讀Karl Marx與Michael Taussig的作品後，反思這個概念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新自由主義國家構成的幾個關鍵面向，並探尋此概念的極限。

最近終於看了《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這部有名的日本電影，除了充分理解為何談此議題的影片會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它也引起我的好奇：到底男主角是如何「變成」專業的禮儀師的？影片的重點當然不在討論社會制度，也對於日本的生死與殯葬文化沒有太多著墨(關於此點可觀賞《楢山節考》)。但職業病使然，讓我邊看電影邊想這些問題。前兩天又收到婦女新知的通訊，其中提到台灣的禮儀師考題終於開始有了性別平等的觀念，再度挑起我對此行業的好奇心。於是，我上網把考題找了出來。一看之下，覺得這真是人類學的命題哩......

人類學家常說文化中的動物應該是好吃（good to eat）又有益思考（good to think, cf. Stanley Tambiah 1969）。我們可以理解印度聖牛，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的豬，當然還包括岜里島的雞（別忘了鬥敗之雞也將成為食物），甚至文化中的樹也有這樣啟發思考的特性（作為知識樹或者生命樹的隱喻，cf. James Fernandez 1998）。但如果說某種排泄物如牛糞呢？都市裡對於動物糞便的想像，大致如同在最高學術機構裡告示牌所示：「隨手清除，否則驅離！」除了去之而後快的強迫，牛糞更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食物（抗議美國牛肉進口的社會學博士生也許會有不同意見）。但是牛糞，可以幫助我們沈思嗎？換個方式問，基因改造作物與牛糞之間，誰會選擇後者呢？

法律如何界定文化事物？人類學怎麼看待法律？弱勢族群真的能仰賴法律來保護他們的文化傳統、捍衛他們身為國家公民的權益嗎？
不同文化中的人是否用不同方式面對身心痛苦？來自異文化的醫學體系是否能跨越國界在異地生根
流行文化的全球化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為何？為什麼亞洲年輕人選擇美國黑人的饒舌音樂作為反叛的象徵或藉以抒發鬱悶？
文化觀光產業非得把文化傳統當成消費商品來販賣嗎？而文化傳統被消費化之後，必然會失去它對當地人的原有意涵嗎？
上述與當前台灣社會息息相關的核心議題，皆是人類學研究的新焦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七屆人類學營探討的主軸是，在面對這些議題時，人類學如何能從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觀點中獲益？而人類學理論、民族誌研究方法與跨文化比較研究，又能對這些新興研究領域的探索，提供哪些更貼切的理解視框？上屆人類學營的學員有點芭樂的心得，提供大家參考。

觀看『油症」的過程實在痛苦。痛苦，因為對受害者長期的身心痛苦雖無可能感同身受卻仍心驚難安。痛苦，也因為驚覺自己對於多氯聯苯事件雖然早有耳聞，卻從不曾花心思與時間進行瞭解。我，或許就像多數的台灣人，毫無基礎地認定這是一起早已獲得解決的歷史事件 。而這正是導演在片中透過並置多氯聯苯事件與美麗島事件所試圖凸顯的一個對比：同樣事隔三十年，歷史給了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們一個公道，卻徹底遺忘了油症受害者。

前一陣子馬王子政府的博士官員，陸續下鄉向穿雨鞋戴斗笠農民解釋ECFA時，朝野雙方進行了一場經濟隱喻大戰。卡卡院長（跟Kaka沒有親戚關係）以帶刺的玫瑰比喻政策兼具優弊，悲觀者和樂觀者各見所欲；這引來在野黨以仙人掌反諷，花少而刺多。甚至，連簽了ECFA之後變成免稅店讓大家好做生意的比喻都出籠了，「一幫二不三要」的口號好響亮。常常在田野地中被當成農婦村姑的Kaka心想，果然是完全不了解農工生活的人才會使用的隱喻。連高鐵車票都買不起的人，哪有機會進免稅店買東西呢？要如何想像和理解這個隱喻呢？在Kaka的田野地中，許多人家門前都種了玫瑰，誰不知道玫瑰有刺，剪下時要格外小心？看到玫瑰忘了刺的，怎麼會是務農的人吧？而且，從遠距離看，誰知道那玫瑰會是朵日益嬌豔的花，或是製作精細的塑膠花呢？

最近有機會讀到村上龍的《希望之國》與大江健三郎《燃燒的綠樹》，兩本作品雖然關懷點各有不同，但湊巧地都以某種「理念共同體」（intentional community，也可譯為「理念村」）做為主題，閱讀之餘也讓我不免回想TMS農場的經驗。小說中的志願結村是年輕人與成人世界之間的決裂宣告（希望之國），或是在舊有信念及體制崩解之際的受苦靈魂對於新救世主的集體追尋（燃燒的綠樹），而現實世界裡的理念社群則有多種類型與淵源，有的歷史悠久，像新英格蘭地區的Shakers，有的聲名狼籍，如大衛教派之類的末日教會；不過大多數歐美的理念共同體出現於1960年代之後，結合成員的通常是一股反資本體制的強烈信念，但並不都是出於宗教狂熱，有許多是基於共同的環保生態或人權理念而結合。有些理念社群選擇與主流社會隔絕，過著「遠離供電網（off-the-grid）」的生活，但更多的群體其實相當世俗化，成員除了共享居住空間與部份財產之外，工作生活與一般人無異。或許這些社群唯一共通處是它們都帶著某種小眾理想，在集體生活之中共同試驗體制以外的另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