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倫敦奧運，芭樂人類學特派員還在英國持續參與觀察，讓我先分享參加另一場節慶的幾點想法吧。

四年一度的太平洋藝術節（Festival of Pacific Arts, FOPA）在我的田野地舉辦，怎能錯過？早早訂好機票，今年7月於所羅門群島首都Honiara參與這場盛宴。

與長期浸淫在社群文化中，透過日常生活實踐學習當地文化的傳統田野模式大相逕庭，藝術節匯聚了數萬人潮、二十多國團隊，是快速流動、文化濃縮的節慶，人類學家如何在這兩週內「做田野」，而非走馬看花，或只是跟著事件快速擷取的媒體？四年前協同原民台「看見南島」節目，參加於美屬薩摩亞首府Pogo Pogo舉辦的藝術節，此番在熟悉的土地上「重逢」，是否有不一樣的視野？此類藝術節的特質，對於人類學田野與知識建構提供怎樣的刺激？在「煙火式的田野」情境下，這些都是嚴肅的研究者需要不斷思考的挑戰。

當饕餮遇到盛宴

藝術節繽紛多彩，所羅門主辦單位蓋了兩區大型展場，一側是「太平洋群島村」（Pacific Islands Village），廣場一端是大型舞台，周邊環繞著以當地傳統工法和素材建構的小屋，供參加的各國團隊與單位展示他們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

另一側是「所羅門村」，這區大樹環繞，錯落其間的建物與人群別有風味，特色舞台位於人工湖中間的島嶼，由於族群與文化十分多元，村內以國內九個行政區（省）為單位，各樹立特色建築，也是島民展示文化的場域。 同時還有數個展演區域，包括美術館區、博物館區、影展、劇展、文學朗讀和研討會等。此外還有四個衛星展場，坐落於不同的省份。

參加藝術節首要的心理建設就是「不貪心」。同步進行的活動不可能分身參加，臨時安排或即興的火花比比皆是，聽到別人興奮的敘述某項精采的活動而自己錯過時難免扼腕，但那就是節慶的本質，身處其中讓我們明白自己的局限性，更謙虛面對研究者僅能掌握partial truth的現實。

另一個此類藝術節的「本質」，涉及流動在其間的「文化」是什麼，以及流動的過程。上回在Pogo Pogo，即使研究大洋洲許多年，我還是太平洋藝術節的新手，對於藝術節中展現的「文化」，除了原有的區域文化知識、和出發前關於物質與表演文化的抱佛腳閱讀，也常需仰賴現場與展演者的對談。無論是舞團對其創作的解釋、樹皮布製作者的demo和說明、或紋身藝師的詮釋，有些印證了過往閱讀，有些則新鮮有趣；然而我很快發現那些「訪談」也好、觀察也好，在忙碌熱鬧的藝術節中，都只是短暫的交集，訊息實際上都極其有限，信度也可能有問題。這次在所羅門藝術節的觀察進一步印證在藝術節「問」來的資料需要謹慎以對。藝術節期間我常在一些攤位閒晃，觀察所羅門的朋友怎麼解釋那些手工藝品。來自四面八方，問答雙方經常語言溝通有落差，擺攤者也經常對某部分知識有限隨便回答、或口語表達能力有限（詢問者卻未必知道所問非人），加上詢問者往往對太平洋文化很陌生，能問、能聽懂的也都只在極淺的表層。這些都讓人捏一把冷汗──剎那間此種「訪談」寫出的報導、甚至是論文，和後續訛誤資訊的全球性流動，化為數位的字句排列在眼前快速閃動著。我在心中警醒著自己，面對盛宴，原本要花力氣追的「知識」似乎都擺在眼前，像是吃到飽的自助餐一般的便利，然而卻可能囫圇吞棗，吃壞了肚子。

連基礎的資訊傳播都可能有誤，更遑論在藝術節中文化展演的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問題了。此類討論很多，那是另一個很長的故事，暫且不表。

觀看的視角

太平洋藝術節的一項特色是「免費」，所有活動對公眾開放，無論是音樂、舞蹈、影片或繪畫雕刻，甚至紋身與傳統醫療，都可以免費參與。所羅門群島第一次舉辦如此大型的活動，群眾充滿熱情處處爆滿，因此如何找到觀看的視角──即使從最素樸的字面意義來說，都是一項挑戰。

觀賞舞台表演時靠太近，其實視野很容易被前面的人擋住，未必看得清楚，而且角度小又吃力，稍微拉開距離，大家自然的找到適合自己的好角度，反而可以形成動態平衡。我在會場來來回回的穿梭，嘗試不同的位置與視角；從實作中技術面來說，拉開觀看的距離，可以看更廣──視角不限於台上，也能同時觀察觀眾，似乎是適合人類學家的位置。缺點是如果遠鏡頭不夠力，無法捕捉舞者細緻的姿態和神韻。

的確，藝術節中最多的除了人之外，還有相機和攝影機，人擠人，相機也擠相機。自從平價電子產品在全球消費，攝影門檻大幅降低，從大砲單眼、傻瓜相機到手機 （還有iPad），人手一機甚至好幾機，在藝術節中成為一種惡夢，拍照要不拍到相機或拍照者也難。

我在機海中浮沈了一下，很快就宣告放棄。有了實戰經驗後看到太好的照片，都懷疑是否攝影者太具侵略性，才能卡到角度（此外當然還有運氣、特權、know the trick、厚臉皮很會鑽等等）。而這些和作為一個人類學家的習性似乎是相違被的──人類學家不是攝影師，拍到的畫面美不美並非重點，拍照只是記錄的一部分，然而當攝影機蜂擁而上，我察覺到內心「捕捉那一刻」、留下鏡頭的渴望有點反客為主了。於是更多時候我退到後面默默觀察，拍到一堆攝影者，頗有螳螂補蟬、黃雀在後的感覺。

其實拍照的情境複雜得多。藝術節中固然有許多台上台下、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結構關係，然而多重團隊的情境下也讓表演者彼此成為觀看者。當台灣表演團隊在開幕前集合場地亮相，就吸引了復活節島的團員跑過來拍鮮豔的服飾；而頭次看到大洋洲各地舞者的台灣團員也不斷按下快門。

相機普及讓大家你拍我、我拍你，所羅門觀眾與國外團隊互相以相機打招呼，閉幕典禮上，最受本地人歡迎的復活節島女舞者造訪一組組傳統裝扮的所羅門團隊合影，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不斷錯位與交融。

節慶中的田野地

當我移動視角，關注觀眾多於舞台時，忽然大開眼界。正式表演開始的第一天傍晚，我站在群眾最後方，忽然發現坐在草地上享受表演的島民有些是一男一女的組合，沒有太親暱，但這樣的「一對對」在十多年來的田野經驗中並不尋常。當我還在默默數數，試著看清楚怎麼回事的時候，忽然看到一對男女手牽手走過，讓我眼珠子都快掉下來了！接著看到第二對，讓我深受震撼！

這個國家路上不是只會有男─男，女─女牽手走路嗎？

讀者可能對我的敘述和反應一頭霧水，這就是人類學的趣味之處。走在所羅門路上經常可以看到手牽手的女生，這對台灣人沒什麼特別；然而也常看到手牽手的男子──不只是少年、青年，阿伯們也會親暱的牽手在路上行走哩。毋需開口詢問，過一陣子我就自然明白這在當地再自然也不過了。外國人常以為他們是同性戀，但其實只是文化差異──不同文化的人對同性友誼關係的肢體表達方式不同。牽手和握手在Langalanga語中是kwai-lima，字面意義是「共同─手」，所羅門的人非常喜歡握手，初次見面也好、每次回到村中也好，都有握不完的手。這在其文化中是有特殊意義的──我正在書寫的會議論文（下個月初的研討會）將探討這個議題，暫且不表。

相反的，在許多所羅門社會的傳統文化中，從青少年時期開始男女就明顯分軌，兩性各有禁忌空間，婚前接觸在規範上被禁止，在公共空間中，就算夫妻也不會只有一男一女坐在一起。這種嚴格的劃分在教會進入後被打破，但日常生活中，青年男女不會很公開的一對坐在一起，更別提牽手了。

我內心的震撼，是基於在所羅門長期田野的理解，此刻見證了「文化變遷」的轉捩點，這是初來乍到的局外人看不到的。因為實在太難以置信，接下來10分鐘我坐在路邊盯著人潮的手，幸好看到的都是男─男，女─女的組合，鬆了一小口氣。之後也出現了其他呼應的案例，例如西省的Pela和Arua舞蹈，原本涉及祖靈與某些被教會歸類為「黑巫術」的信仰，在改宗後已經數十年未出現，在藝術節時再度被展演（且引發論辯），同樣顯示藝術節提供了一個比較自由、禁忌鬆綁的空間；而人們在這期間嘗試的改變，對文化會造成怎樣的影響，顯然可以回到Marshall Sahlins對事件/結構的討論去思考。

觀賞煙火的最佳角度？

藝術節的情境短暫而華麗，給人一下子收穫豐盛的錯覺，然而進行「煙火式田野」 是危險的誘惑。藝術節期間活動目不暇給，彷彿文化的濃縮咖啡，但要嚐出深層的滋味，得要先有足夠的知識，和受過訓練的舌頭，才能辨別層次，否則也只是囫圇吞下的新奇飲品，寫出所謂「輕民族誌」（lite ethnography）罷了（這還算是學界比較客氣的稱呼）。然而此種田野並非毫無正面意義，透過兩屆藝術節的觀察，我發現收穫最多、最深刻的人是以「心」去面對藝術節的朋友──他們不忙著記筆記、錄音，也不汲汲於蒐集資訊，而是張開眼睛享受盛宴、看見各種美、同時也不斷反思；雖然彼此未曾交談，他們卻和藝術節中的許多人建立了連結。或許藝術節的核心價值就在這些感動之中吧？或許在藝術節做田野，就是要把相機和錄音機關掉？

是的，這次藝術節我感受到最大的震撼，都是在’off the record’的時分。對應大洋洲文化的多重脈絡，開幕（opening）舉行了三次，分別是週日下午的教會祈禱、展現大洋洲傳統的海邊迎賓、和仿擬西方大型活動模式、在運動場舉行的繞場、致詞和開幕表演。傳統開幕式在日出時分的沙灘舉行，半夜三點起大家陸續聚集，所羅門不同族群以傳統裝扮和舞蹈讓來自太平洋各島的朋友感受到在地文化的力量，蓄鬚長髮、握著長矛在岸邊「巡守」的戰士們和背後的微光天際，構成一幅美呆了的好照片，此時我赫然發現相機/攝影機的電池還留在旅館的充電座上！先是扼腕，然而靈魂卻同時被釋放了，毋需對抗搶鏡頭的慾望，感官反而能舒展開來接受洗禮。知覺敏銳了，呼吸著海洋的氣息、體會周遭人群的騷動，遠方海平面忽然出現幾個小點，那不是所羅門西省華麗的tomoko戰船嗎？轉眼間，十幾艘tomoko衝上岸來，速度之快令人目眩，觀眾驚喜未定時，天際線揚起了風帆，是八艘玻里尼西亞的vaka大船，它們以傳統航海術航行了上千里，共赴盛會。身旁的薩摩亞團隊彷彿聽到召喚，不需思考的迅速行動，男人迅速脫去上衣，立刻在海邊舞起充滿力與美的haka呼應vaka，女性也不遑多讓，曼妙的舞姿與歌聲，聲勢浩大。那一刻，我感受大洋洲文化的神髓──海洋的民族、海洋的脈動、海洋的視野，與多年來的閱讀和研究連結了起來。先佔氏族與土地的連結，與海上來的人/神/靈力在岸邊交會、貿易或出征的tomoko、大洋之舟航海復興運動下的vaka，大洋洲民族誌在這擁擠的沙灘上具象實踐。那不只是個讓觀光客目眩的展演，不是一張漂亮的照片，對一個大洋洲人類學家來說，無論是戰士、tomoko、vaka和haka都是文化中的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充滿知識和文化底蘊的瞬間。

閉幕典禮中所羅門群島團隊的表演，是另一個高潮。開幕典禮的大會表演走現代路線，與一般大型盛會（如奧運）的主題表演類似，學生們化身為自然界的萬物，透過抽象元素的編舞，詮釋本屆大會主題「文化與自然和諧共存」（culture in harmony with nature）。閉幕則以展現所羅門群島多元文化共榮為軸，沒有麥克風，在偌大的體育場中揚起的排笛聲有點微弱，得要用心聆聽。排笛是所羅門群島最具代表性的音樂形式，然而不同族群的排笛曲風不同，合奏中慢慢尋找共通的旋律；他們的基調與從四面八方逐漸加進來的各族舞蹈初始也不怎麼調和，然而彼此聆聽與調整，節奏逐漸流暢。一個接一個，每個文化群有自己的表現空間，匯聚成多聲並置共榮的圖像。所羅門的人常描述自己的國家是Unity in Diversity，透過這場藝術節最後的表演，做了最佳的演繹。

光線太暗角度也拍不好，我收起了攝影機，細細欣賞熟悉的音樂和舞蹈。想到第一次到所羅門時，走在路上不斷有路人友善的打招呼，開始喜歡這被稱為Happy Isles的地方；結束博士論文田野不久，所羅門陷入Malaita與Guadalcanal族群間的內戰，出身於我田野地Langalanga的總理Ulufa’alu被武力脅迫去職，國家經歷了幾年的動盪。較為平靜後我回到所羅門，路上微笑打招呼的人少了，經濟低迷；幾年前我在國會大選期間出田野，離開不久卻發生人民對改革失望在首都暴動，燒毀中國城。這些年來所羅門群島走得並不平順，先前內戰與暴動的陰影在國際上揮之不去。這次太平洋藝術節是他們首度舉辦這麼大型的國際活動，是很大的挑戰與考驗，今年二月田野時，多數展館都還在初步建造階段，一直到開幕前許多人都還對他們是否辦得起來充滿懷疑，我也一直有些忐忑。

然而他們做到了！這屆藝術節是規模最盛大的一次，沒有暴力事件、沒有意外、國外團隊充滿讚美，文化的多元與美麗獲得展現與尊重。走在路上友善的微笑與招呼回來了，Happy Isles回來了。我在藝術節看到他們重拾自信與自尊，是的，那是他們迫切需要的動能，重新在國內、在區域舞台上站起來的力量。

隨著表演進入尾聲，從表演者到觀眾都深深的感受到那股力量與驕傲，開始歡呼；此時煙火在空中綻放，照亮了夜空，也引起更高昂的歡呼。我抬頭看著煙火，Yes！藝術節圓滿結束了！我的朋友，恭喜你們做到了！

在煙火墜落的夜空下，淚水無法抑止的滑落。

「煙火式的田野」之後？

藝術節後搭船回到長期田野的小村，與熟悉的朋友重逢，在語境中浸泡，回歸日常生活的節奏，彷彿回到傳統田野的軌道，然而藝術節餘韻猶存，無論是方法論上的對照，或藝術節在地方上的餘波盪漾，都讓這趟田野暈染了不一樣的色彩。

有天我忍不住問我的老朋友兼老師賽勒斯，這次藝術節的主題「文化與自然和諧共存」（culture in harmony with nature）如果要翻譯成Langalanga話，怎麼說？太平洋藝術節是由太平洋社區祕書處（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SPC）這個區域組織所「指導」，主題的訂定他們也提供了核心建議。上屆主題’threading the Oceania ula’主打大洋洲島嶼連結的意象，也是藝術節的功能，本屆主題則呼應了近年的環境議題，尤其是在大洋洲很熱的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伐木採礦帶來的環境惡化等問題。無論在藝術節的演說、設計、展演（例如舞劇、天然材質設計的服飾）、研討會等場合，這個主題都不斷被再敘說與再詮釋。

文化/自然的二分雖然在人類學很常見──最有名的當然是Levi-Strauss的結構論，而後性別人類學的發展中Sherry Ortner提出男/女對應於文化/自然的結構（和後續研究的批評）也耳熟能詳。提出這個大會主題凸顯當代環境議題當然很好，但蘊含的「理想」──文化與自然和諧，似乎是西方二分概念下預設的一種「回歸原始」的典型想像，而且我總覺得違和──這不是源自大洋洲的概念，想不起來Langalanga有可以直翻為’nature’的詞，因此特別提出來和教我語言的老師討論。賽勒斯沉吟了一會，說或許可以用donala mola gali (things in the world)來翻譯’nature’，但他覺得整句話沒道理：

「nature難道不是包括所有東西──所有動植物、山、海和人？那culture為何不在其中？」

概念是動態的，接受英語教育的所羅門島民當然知道nature和culture這兩個英文字，以及伴隨而來的nature/culture二分概念，許多人也很關心環境議題。然而賽勒斯對於’nature in harmony with culture’的質疑，正是人類學家最能夠著力的向度。

回到台灣後，童老師問我打算怎麼處理這次藝術節的材料？我很老實的說，或許再多參加兩屆吧？放在長期研究所羅門群島和大洋洲文化的脈絡下，藝術節作為「事件」，的確提供了理解多重文化結構以及動態的一個小小新視窗。但如果要研究「太平洋藝術節」，或「文化的藝術節化」（festivalization of culture），那我還沒把握寫出有創見的學術論文，也還沒在方法論上對「煙火式田野」有穩固信心。想要寫出深度描述的「藝術節民族誌」，需要更系統的研究，得學習當地「語言」（「藝術節的語言」我似乎才剛入門）、進入社會關係網絡、聽懂社群中的多重聲音、洞悉潛規則和權力關係。更重要的是學會讓薩摩亞的海螺號角和所羅門的O’O鼓聲，自然的與心跳和諧共震。這些都需要在田野內外長時間累積和反芻，那就繼續抗拒現行體制中快速生產雞肋論文的誘惑，再多沈澱一些。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