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歷史學者運用文字記錄建構過去的社會，考古學運用的是人類生活所遺留下的物質遺留來論述過去的景況。雖然近年來歷史考古學蓬勃發展，考古學家將研究的時限延伸至當代社會，但是對於文字發明前那段人類社會發展圖像的重建，仍是考古學者工作的重點。

而在這長達數十萬年的現代人發展歷程中，過去考古學者特別著重幾項「重要」的「人類發明」，例如陶「器」的製作、農「業」的產生、社會「階層化」的緣起、國家的出現等等。對於這些議題的追求看似「科學」，實際上反映了當代西方社會霸權的思考模式──因為考古學的發展源自西方「文明」對於自身社會發展的好奇，而十九世紀現代考古學的發展更提供了西方文明論述其本身發展優越性的有利工具，一個強調清楚分層化的國家體制，追求效率、競爭的市場經濟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佳途徑。考古學家的研究受此一意識型態影響，不斷複製此一模型來思考過去社會，一方面也不斷生產各種「證據」來合理化及強化此一架構。當代新興國家雖然利用各種考古資料來論述其自身的優越性，但亦受限於此一邏輯，而在此架構中運作。因此，發現「最早的XX」成為新聞的頭條，被用以提升其國家自信，例如最早的農業、最早的城市、最早的陶器等等。

然而，自20世紀中期開始，由於對自身學科的批判及來自非西方文明的考古資料不斷出土，讓我們開始注意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多元性及可能性，也意識到過去此論述架構的局限性。近年來一個國際團隊在土耳其的研究便提供許多不同於以往認知下社會發展的線索。

位於土耳其安那托利亞高原南部的Çatalhöyük遺址是一個距今約九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此遺址的特色在於出土大量的家屋結構、室內葬及各種藝術成就，例如精美的壁畫及小型雕像等等。1950年代末期英國考古學家記錄此遺址，1960年代開始大面積的發掘，在當時被稱為世界最早的城市遺址之一，其家屋內的壁畫更被視為世界早期藝術表現的經典。比起肥沃月彎，這遺址距離歐洲大陸又更近，因此被視為提供世界認識文明發展的重要遺址。

根據遺址的面積、出土的遺物數量及家屋結構，考古家認為此社會一定人口眾多，具有高度的複雜性；而壁畫及室內葬的出土更讓他們推測在此一遙遠的過去，人類社會已有「神殿」的存在。人們可能生活在一個具有特定社會分化的社會內，為供養大量的人口數支撐社會的階層化，此社會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農業發展。換言之，此一遺址更可能是世界最早的農業社會之一。另一方面，根據小型女性塑像的出土，考古家推測此一早期社會應該為一母系社會，女性佔有重要的社會位置。

然而自1993開始，一群由世界各國各領域的考古學家所組成的團隊重新進入此一遺址進行發掘及研究，強調尊重多元詮釋、反思性的發掘方法及對既有理論的批判性思考，透過新技術的運用及更精細的發掘策略，卻產生了與過往完全不同的理解。透過動、植物遺留及人骨同位素分析研究，顯示此一時期雖已有動、植物的栽培及馴養，但是人們仍廣泛的運用野生資源，例如附近沼澤地可取得的禽鳥類及水草資源等等。由於可耕地及廣泛可用於馴養動物的空間距離遺址有數十公里的路程，且根據壁畫上大量的狩獵場景，因此推測人群可能更依賴對於這些自然環境資源的採集及狩獵。

而針對遺址家屋及聚落布局的重新研究更駁斥了過去認為遺址內有專門的神殿建築，根據遺址面積、家屋及遺物數量推測，至少有數千人以上同時居住在此遺址上，但是卻未見到清楚的空間分化現象。每個家屋似乎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家屋與家屋間並無明顯的差異，家屋成員可能將死去的親人埋葬於家屋下方，但是從墓葬內人骨的分佈及陪葬品的研究，亦發現並無清楚的性別差異，人骨的研究顯示不同性別間飲食及工作亦無明顯差別，甚至在各種性別的胸骨上都可見到相似的碳遺留，推測其皆花相似的時間生活在家屋內，與火煻息息相關。

換言之，在一個由數千人（最多時可能到達八千多人）所組成長達千年的「農業」聚落內，卻無法見到清楚的社會階層化現象。針對區域性的研究，發現除了可能世代居住於此區的人群，亦可見到有些人群可能由四周遷移到Çatalhöyük，加入這個社會的運作，但是卻未見到清楚的身分差異。社會似乎以單一家屋或是數個家屋為主要的社會運作機制，在整個聚落布置及家屋外表無明顯的差異，家屋彼此間亦無清楚的財富差異，只在家屋內的空間配置有些微差異，例如火煻的位置、室內葬的位置等等。家屋成員似有定期清掃住屋的習慣，因此在家屋內並無見到廢棄物堆積的現象，而家屋與家屋間可能有共同分享的空間及火煻，顯示不同家屋間可能有的合作關係。換言之，過去對於人類早期社會發展的論述完全無法提供我們理解這個社會的可能。

若說農業及畜養的發展是最具經濟效益的生計方式，居住在Çatalhöyük的人群卻告訴我們，以農業為主的生活並非必須的方式。在九千多年前的安那托利亞高原上，其廣泛的攝食策略仍然可以支撐著大量的定居人口。過去理論認為大量人口必造成社會進入階層化，甚至可能開始出現資源不平等的分配；但Çatalhöyük的人群卻告訴我們，透過千年的互動歷史，家屋內成員可能透過每日生活的實踐（例如食物的準備、共食、火煻的維護）、對於家屋的維護（各種清掃的活動、家屋的修整甚至是重建）、對於死去親人的懷想及實際的儀式（室內葬儀、人骨的重新排列、頭骨的移除及人面塑像的製作）進行建構出成員間的認同。而家屋與家屋間的成員則可能透過狩獵採集生活的共同參與（壁畫的主題、動、植物的遺留），對於公共空間利用的討論及設計（公共火煻、垃圾處理），形成共同生活的共識。

或許這樣的生活方式並未符合現代對於效率的追求，因為家屋間認同的形成是需要長時限的生活實踐，而不同家屋間的相處則可能更需要不同程度的討論及協商，也就是花大量的時間在非經濟生活上。更重要的是，至目前為止，考古家仍未找到證據可以顯示人與人之間有衝突的跡象。換言之，Çatalhöyük人真的可能在這樣的社會架構下持續存在了數千年，在這樣有限的空間及資源環境下，Çatalhöyük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如目前證據所顯示，運用其社會機制，以不衝突及社會群體間協調式的共存方式所存在？這帶給考古家無限的想像！

不同於其他人文學科，考古學家面對的常常是一個較長時間片段的社會發展，可能是數十年、數百年甚至是數千年，所以我們一直思考：到底什麼是造成社會產生變化的因素？這變化的動態過程是什麼面貌？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人類的生活又是如何？過去對於社會的認識局限於西方文明論述的架構下，談到社會的發展，一定是趨向階層化，因為符合治理效益的追求，社會才可以面對衝突，和諧運作；談到經濟生活，農業是人類社會最主要的發明，人類進入產食生活，食物的來源才可以較為穩定，甚至財富可以開始累積，彼此間的交換開始可能；談到性別，兩性的分工一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男主外，女主內，男性自然而然的與公共領域上的決策息息相關，而女性則在私領域內繼續提供再生產的基礎，兩性間的生理再生產關係被強調，因為這才是人類社會綿延發展的基礎。這些對於過去的想像其實反映的是當代西方價值系統的看法，從未真正被透過細緻的研究所論證，對於過去人類的生活必須透過考古證據的驗證，並且是透過批判式的分析資料，不斷對自身所帶有的偏見做反思，才能讓我們真正有可能進入理解過去社會的可能。

Çatalhöyük的研究繼續進行中，考古學家仍然在這個遺址持續嘗試理解這個社會的面貌，想要真正找出這個社會持續運作的重要機制，人類如何理解自身的存在？如何形成一個群體？如何意識到他人？如何與他人共處在同一空間內？無論如何，Çatalhöyük社會告訴我們人跟人之間關係的建構存在更多的可能：農業不必然是養活複雜社會的唯一選項，一個統治機制的存在並不是複雜社會組成的必要因素，人類生理性的差異亦非必然造成所謂性別的差異及分工。在這個Çatalhöyük社會中，或許人與人之間必須花許多的時間在協調及合作上，但是卻可能是人類早期歷史上一個相對富足及平等的社會。

在這個時候想起這樣的研究，實在要感謝318學運那段期間所給的刺激，從四方而來的學生及社會團體，為著各種訴求來到立法院前，不同的學校、公民團體及民間散戶形成多樣的群體，不同群體在不同時期發揮著各種功能，各種食衣住行育樂都可以在這個區域內完成。雖然媒體不斷強調特定學運領袖的重要性，但在現場卻是看到不同群體間的合作、協商甚至是批判，而各種公民間的意見在這個場域裡有被討論的機會。這樣的討論花費群眾大量的時間及耐力，卻式朝著凝聚某種程度的共識所前進，所有參與的人都在追求人類社會發展的另一種可能，一種奠基於共識建構的社會，一個反對只強調效率而加深地位不平等的社會形態。而這種社會可能在九千年前的安那托利亞高原曾經存在過，甚至在這近千年的人類歷史長流中還有更多類似形式的社會存在過，等待考古家去發掘、理解它，也讓當代相信這個可能的我們擁有更多前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