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總統是人類學家？ 我的第一反應是：人類學家不太適合當總統耶…

別誤會，身為一個人類學家，我認為人類學的學科核心關懷──面對「差異」（alterity）的敏感、好奇與謙卑──對於形塑一個好總統絕對大有助益。

人類學的發展始於歐洲近代大規模的異文化接觸經驗，探究各地人類社群的「異」與「同」：一方面是地方特殊性，另一方面則是人類的普同性。人類學對人文思潮有重要貢獻，批判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m），提出「在地/內部觀點」（emic perspective）以及某種程度的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人類學研究是批判種族歧視、翻轉對原住民的誤解與污名、與提倡多元文化的推手之一。

如果總統是人類學家，那麼她/他將帶著這樣的視野思考國家定位，從「差異的」世界觀出發，尋找整體的方向與可能性。以原住民為例，這並非只是執政團隊政策「之一」包含了原住民政策，而是整體治理架構的方式，即內建了對異/同的基本發問。人類學家總統除了毫無疑問地，須代表整體，對原住民過往所受的傷害道歉，開啟轉型正義的象徵與實質之外，更重要的是肯認原住民對台灣社會的重要價值──不只是南島（Austronesian）的連結，形塑了台灣在歷史、地理與文化上的獨特性，更基進的是，原住民的存在即不斷提醒台灣社會要感知差異性，以及差異之間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在這樣的精神下，人類學家總統倡議的憲法需從與原住民的夥伴關係重新架構、歷史課綱需採取多重視角、國土規劃得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協商。

同理類推，從世界史的角度觀之，台灣的成形經歷多重人群與文化的交匯，加上時代變遷，人類學家總統要關照的差異更為多元複雜，不只是南腔北調、擔仔麵配上魚露，各類行動者有不同的價值觀、宗教信仰、歷史經驗與情感，需一貫本著「肯認差異」並「溝通求同」的原則，從而架構出含納多元的文化、教育、經濟、環境、外交政策。

當代的人類學除了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比較，更關注在地與全球之間的糾結過程，以及文化透過創意、在新的政經脈絡下形塑出的各類風貌。人類學家總統理解文化的韌性、流動性與動態性並存，她/他的施政不在於引領特定的發展方向，而在於創造友善的空間，讓多元的可能性──不論是跨國品牌或小農社群的經濟想像、傳統氏族或多元成家的親屬想像、小確幸或流浪者的生活型態──得以自由伸展。

或許這樣的圖像讀者並不陌生，有些政治人物已經朗朗上口，但如果總統是人類學家，不會只將之當成政治正確的修辭，而是如基本教義派地認真──在每一層次的細節裡，都是「玩真的」。如前所述，面對「差異」的敏感、好奇與謙卑，是人類學家的本質；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特色在於透過深度的田野工作，體察在地的多重觀點。有哪些差異？差異的內涵是什麼？彼此可能有什麼協商尋求共識的可能？每項都需要實際的、嵌地的、具有差異敏感性的研究，以及多重發聲，做為政策辯論的基礎，而非由上而下地自以為是，其實是「你不了解我的明白」。

此外人類學強調全貌觀（holism）──社會各層面彼此環環相扣，需以整體視角理解──也非常切合以總統的高度做跨部會整合，避免經濟政策輕忽環境、保育與文化權各吹各的調。任何政策實施牽一髮動全身，需審慎綜合評估，才不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左手打右手，因短視而撞牆。最近中文翻譯出版的、在金融時報任職的人類學家吉蓮．邰蒂（Gillian Tett）的商管書籍「榖倉效應」（The Silo Effect）即是人類學概念如何運用在管理與治理場域、打破各自為政的部門的好例證。

那麼為何我覺得人類學家不太適合當總統呢？

那是因為人類學家無法輕易把世間的複雜武斷簡化，然而多元觀點的對話、交互理解、細緻協商，以及全貌型的施政規劃過程非常辛苦耗時，也未必有結論，很容易在績效和功利取向之下被當成無效率和沒魄力。至少目前的台灣社會，似乎還沒有耐心接納這樣的總統。另一方面，人類學家處於各方交匯之處，內不內，外不外，作為研究者，其知識建構源於在此位置不斷反身關照，但作為一個總統，就有點尷尬了。

話說回來，每個立志（或已經）當總統的人，即使不是人類學家，如果能修習幾門人類學課程，或至少閱讀如「芭樂人類學」部落格（書）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與評論，或找機會跟人類學家聊天，那麼這個國家應該會更有「人」味。

（本文原載於2016年3月號「大誌」雜誌，此為加長修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