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求學期間，我的指導教授Huon曾經不止一次地向我表達他個人的深沉無奈：「你的想法是很有趣，可是我該怎麼把你從那些抽象的概念與圖式之中拉出來呢？」當然，他覺得對於理論的愛好本身並不是件壞事，只是這應該要跟缺乏經驗基礎的空想明確地區分開來──他顯然擔心我當年對於符號、分類與邏輯的熱忱總有一天會走火入魔，成為我未來的研究之路上，自己給自己設下的障礙。

我並沒有把Huon的忠告當成是耳邊風，只是那伴我多年的研究興趣，以及性格中對於清晰秩序的莫名渴望，卻不是說停就停、要它改它就能改的思考慣性。也幸好溫和而睿智的Huon對他冥頑不靈的學生總有著十足的耐性，他既未放棄，也不曾硬要我照著他的方式來，而只是一面提醒我必須作出改變，一面則是靜觀其變，看看現實之中究竟會出現什麼意想不到的東西，來教導我轉彎的智慧。

我想，教育的過程其實就跟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具體應用頗為類似：若想讓一個正在動的東西停下來，就必須要施予反作用力；那可以是某種阻力，也可以是某種擋住它去路、另一個硬梆梆的東西，然後任由兩者相互撞擊。事後回想起來，Huon其實一直在試著幫我減速，好讓我哪天真的快撞上了什麼東西的時候，還有機會優雅地繞過去、或是驚險地閃開來；即使避無可避，起碼也不會那麼痛，鼻青臉腫總比粉身碎骨要來得好些。而蘭嶼，則是我生命中的那塊大鐵板。

我會如此形容，倒不是因為蘭嶼人對我不甚友善；相反地，他們在大多數的時候都儘可能地善待我，或至少是公平地對待我而毫無歧視。但問題就在於，他們眼中的公平與合理，以及誰應該做什麼事、誰又應該得到什麼東西，卻經常使我感到不知所措，也確實讓我為此吃了好些苦頭。直到後來我才明白，當年跟我硬碰硬的並不是那些生活在當地、看我礙眼或是對我別有所圖的個人，而是他們共同服膺的社會整體秩序，而且那些規則通通都有其客觀上的理由與現實之中的必要性。經過這麼一撞之後，我的想法著實轉了一個大彎，開始對於政治、經濟和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天曉得，那些都是我在早年最不想碰觸的主題。我向來只對玄奧的事物感興趣，現在也還是一樣；只是我終於發現到，即使是社會生活之中最平凡無奇的片段，也都是最神秘的現象。

我接下來所要講的故事，對我來說並不是十分愉快的回憶。它所帶來的痛楚，其性質也跟跌打損傷、生病中毒之類的生理創傷有所不同。之所以把它們寫出來，是因為它們很難就這麼埋藏在我自己的腦海裡。那一年，當我坐在那棟殘破的海砂屋前，聆聽隔壁的民宿老闆細數當年，他是如何慷慨地收留了在當地進行研究的某位老師，在她先是獲得了某位獨居老婦的的接納、隨即又被老婦無情地攆出家門，我就已經意識到：也許我未來的學生，也會從當地人的口中聽到我當年在此處的種種事蹟吧？既然免不了成為鄉野軼事的一部分，那還不如趕緊動筆，為自己爭取一些話語權？當時沒料到的是，類似的遭遇居然很快地就在我自己身上重演了一遍；當那種事件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說實在話，可真是一點都讓人笑不出來。

在2007年，夏天剛結束的時候，一切都發展得很順利。我在野銀找到了一個堪稱舒適的落腳之處，隔壁住的就是我新結交的當地好友阿雄。他三不五時就會打電話找我，我也三不五時就會翻過自家三樓天台的圍牆，再往前一跳就進了阿雄家。他需要人手幫忙搬貨時會找我，有好東西吃時也會找我，帶朋友出去玩時還是會找我。於是託他的福，我在當地認識的朋友也越來越多。即便是沒那麼熟稔的村民，也開始比較願意搭理我了。也許再過一陣子，我就會被他們當成是「自己人」了？當時我是這麼樂觀地想著；如果我的田野工作只有三個月的時間，我甚至可能以為這就是即將發生的事實。

然而被接納這種事，倘若沒有真正跨越某種「門檻」，往往是說不準的。就像是新媳婦經常懷有的困惑：為何在婚前跟男友的一家老小都處得來，可是在婚後一切就都變了樣？這當然是和家族內部的權利義務關係有關。沒有真正進入群體的權利義務網絡，是不會被當成完全的「自己人」的，即使裡頭的所有人都喜歡你也不例外。剛起步的田野工作者，處境其實就跟新媳婦差不多，而且偶爾還會誤以為自己居然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融入當地社群，難道我是田野工作的天才？抱歉，並不是這樣。融入的過程本身很難是完全舒服的，因為承擔義務的時候，或多或少會有點痛。在這個意義上，我在蘭嶼頭先兩個月所過的好日子，只能說是不停地在當地人的身邊打轉，和所謂的參與觀察似乎還有那麼一段距離。而改變這一切的契機，則來自於我的一位當地老友小胖和他的家人身上。

一個外地人若想在蘭嶼立足，最難解決的是住的問題。撇開當地人自己都已經住不慣的傳統地下屋不談，想要找到一間水泥屋來長住個一年半載，實在是難上加難。家裡開民宿的當地人，只有在幾乎沒客人的淡季才願意讓人長租幾個月，一到旺季就準備把你掃地出門。家裡不開民宿的當地人，若不是舉家遷到台灣工作求學，也很難有閒置的空間可供出租；即使有，也未必願意讓外人住進自己的家屋。我在向老好人阿友承租那間空房之後不久，就發現了這個問題：雖然阿友的三層樓房裡目前只有他們夫妻倆居住，而他們覺得把房間分租出去對於家計也不無小補，不過原先住在那房間的三兒子可就不願意了。阿友的三兒子已婚，早就在台灣定居，只在過年的時候會回到蘭嶼短住個幾天。然而當他聽到他的父親把他的房間給租了出去，竟生氣到立刻打電話回家抗議：「我又不是已經『不在』了，你怎麼可以讓其他人住進我的房間？」言下之意便是：除非我死了，否則我的房間絕不讓別人用！

當我輾轉從阿友的女兒聽到這件事，心頭頓時一涼：看樣子，這邊環境就算再好，也不是個久留之處；遇到這種動輒就以死明志的人物，還是避之則吉。於是，我在每日例行的訪友閒聊任務之中，又新增了一項工作，也就是明查暗訪村裡有無其他適當的落腳之處。過了一陣子，當我某天帶著保力達，到野銀的舊社區拜會財叔，也就是小胖的老父時，他在幾杯黃湯下肚之後，心情甚好地對我說：我們家的國民住宅現在空著沒人住，你可以去那邊住啊，不收你的錢！

我當下對財叔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意，不過沒敢明說是要住還是不住，畢竟那也有可能只是酒醒後就忘光光的醉話，不宜過早當真。但無論如何，我的內心還是相當感動的，因為這多少意味著我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關懷，這陣子在村子裡的苦心耕耘似乎有了回報。隔了幾天，當我在路上再度碰見財叔時，他又跟我提起了同樣的事，讓我十分高興，連忙跑去跟小胖作最後的確認。小胖說，他的父親確實跟他說過這件事，問我何時要搬過去住？不過他也提到，「國民住宅先前是我四弟在住的，但他已經在台灣很久沒回來了；屋子裡可能有點亂，你自己要想辦法整理一下。」

我心想：能夠有一個獨立的空間，每月省下三千塊，還可以讓我免於（別人的）死亡威脅，有點亂又算得了什麼？當時又快到繳房租的時候了，我想事不宜遲，便告訴小胖大概再過兩天就會入住；小胖叫我到時候自己進屋，因為大門沒鎖。交待完一些瑣事之後，我也沒先到那間屋子看看情況，就去找阿友商量退租的事情。當初向阿友租屋的時候，既沒寫契約，也沒付押金，這麼突然向他提退租，儘管物質上我不會有任何損失，我卻有點擔心會不會引起他的不悅。不過呢，這裡是蘭嶼，是你用掉多少資源就付出多少代價的地方。當地人不會把看不見的機會成本加入盈虧的計算之中。我十分婉轉地向阿友說明了我的苦衷，而阿友絲毫不以為忤，並不覺得那是什麼嚴重的事。「沒關係，歡迎你以後再來住啊！你是七月十二日搬進來的，所以你在九月十二日前搬走就可以了。」阿友臉上掛著微笑，像往常一樣溫和地對我說話。只是聽出話中玄機的我，心頭仍不免一驚：呃，連我自己都記不清楚我是幾號入住的，這位老伯的記性也未免太好了一點吧？

既然已經定案，那麼事不宜遲，我得趕緊去確認那間國民住宅裡頭的狀況才行。先前我經常路過那間小屋，它夾在兩棟以政府補助款新建的漂亮樓房之間，更突顯它外觀的陳舊。鄰近一帶的房屋原本都是當年政府的「德政」，強制拆除當地的傳統地下屋後再就地取材，以海砂興建而成的國民住宅。後來在經過一番激烈抗爭之後，政府於將近二十年前核撥了一筆款項，用來幫助蘭嶼人自行整修與重建他們的家屋，而當地的許多新建築都是這麼蓋起來的。不知為何，財叔的國民住宅沒有加入這項計畫，依舊保留了當年的矮小狹隘，只是免不了要比當年更加殘破。

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那間海砂屋的大門，只見裡頭昏昏暗暗，只從幾近封死的窗戶縫隙照進幾束黯淡的陽光。屋裡倒是沒有惡臭，只有塵土的氣味瀰漫在空氣之中。但我才剛進門，就險些被倒臥在地上的幾個空酒瓶給絆倒。仔細一瞧，酒瓶堆旁還有個矮桌，桌上有幾個鍋碗瓢盆，裡頭盛裝著一些漆黑不可辨識的東西，但依稀還看得出魚骨頭的形狀──顯然小胖的四弟忘了洗碗就出遠門去了。從殘羹剩肴到腐壞生蟲，一直到連黴菌都死光光、一點能發臭的東西都沒留下，其間確實應該已經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好吧，幸好是這樣，不然要我處理那些正在孵化蛻皮或釋放孢子的小生命，想到就讓人頭皮發麻。既然只剩下塵與土，問題就簡單多了：能留的留、能丟的丟、其它的就先擺著不去管它。

我大略檢查了一下環境，屋裡有電有水，有牆壁有屋頂，如果忽略掉牆上的嚴重龜裂以及浴室屋頂破洞的部份，理論上是可以住人的。於是，我去買了幾個大垃圾袋，準備把地上的垃圾、桌上那一堆不明有機物、還有另外一些怎麼看都已經不能用的東西打包處理掉。我把大門敞開讓室內通風，然後開始動手清理，沒多久就吸引了我未來鄰居的注意。

「喂，你要搬來這邊住喔？」隔壁的民宿老闆親切地向我問候。

「是啊，財叔答應讓我借住一陣子，所以我先過來把地方給整理一下。」我一邊掃著地一邊微笑致意，試著給我的新鄰居留下一些好印象。

「讓人來住也好啦，房子也比較不會那麼髒。很不好清對不對？自從阿勇被通緝之後，就一直躲在台灣沒回來，算一算這裡也好久沒住人了喔！」民宿老闆似乎是在讚賞財叔的明智判斷以及我堅持入住的勇氣，可是……通緝？

正待提問，民宿老闆就笑著離開了，留下手持掃帚、呆若木雞的我。所以小胖的四弟阿勇是個通緝犯，與其說他離鄉背井，不如說是亡命天涯。幸虧他已經很久沒回來了，證明他跑路得很順利；也祝福他能夠順利地一直逃下去，儘量不要在我田野結束之前回來……

就這麼呆了半晌，我才回過神來，繼續我的掃除工作。三個小時之後，我清出了五大袋的垃圾，準備稍晚再將它們扛到部落邊緣的垃圾子母車那邊丟棄。但現在還有一個問題：不知為何，那塊如木箱般的、看來有點厚重的床板被豎立在屋子後方一個堆滿雜物的陰暗角落。那地方絕對不適合睡覺，所以我必須把床板搬到大門旁邊，燈沒壞而且隱約照得到陽光的那個小房間裡，把那當成我的臥室。不過由於房門太過低矮，床板必須要轉個適當的角度才搬得進去，於是我考慮了一下，決定還是請阿雄來幫忙比較妥當。我先前幫他搬了那麼多次貨，只是搬塊床板而已，他應該不會拒絕我吧？

可是當我找到阿雄，向他說明來意的時候，他的反應卻是出乎意料的冷淡。當時他正在跟幾個朋友喝酒，聽到我說要搬床板，他沒有二話不說一口答應，也沒有讓我等他一下晚點再過去幫忙，而是用質疑的語氣問我：「只是床板而已，你自己搬不動嗎？」

我愣了一下，因為沒料到從他口中得到的會是這樣的答案。我只好向他說明，不是我搬不動，是因為必須要用特殊的方式才能把床板搬進房間，兩個人會比較簡單，一個人有點困難。聽完我的解釋，他隨即站起身來，出門逕自朝著海砂屋的方向走去；但他臉上明顯寫滿了不情願。

阿雄隨我進了屋，看了看那塊床板，再次用不可置信的眼神望向我：「這個那麼輕，也需要找人來幫忙嗎？」我當下其實有些惱火，但還是耐著性子跟他再強調了一遍：我不是抬不動，只是兩個人來做會比較快罷了。他這才閉上嘴，開始和我一起幹活。事實證明若不找阿雄，我可能一個人得要折騰上半天才能完工，因為即便找了他，我們還是嘗試了好多角度，才順利將床板送進小房間裡頭。工作完成後，我向他道了謝，但心裡頭其實是有些不高興的，於是就默默地做我未完成的清潔工作，沒再跟他交談。阿雄倒是沒急著走，開始在小屋裡頭四處亂晃，然後他注意到了那幾大袋垃圾，便朝著我還沒封上的袋口裡頭望了望。

「這些東西你都要丟掉嗎？」他指著袋子裡的那些舊報紙、空瓶子、還有那幾個盛裝著黑色不明物的鍋碗瓢盆。

「對啊，這些東西都已經壞掉，不能用了吧？」尤其是那些鍋碗瓢盆，想要我把它們給洗乾淨？門都沒有！

「可是這些都是別人的東西耶，萬一他回來以後找不到怎麼辦？」阿雄緊皺著眉頭，顯然對我評估可用性的標準很有意見。

我說：第一，我不想住在垃圾堆裡頭，我本人長得已經夠滄桑了，再把這堆垃圾囤在屋裡就成拾荒老人了；第二，即使阿勇哪天回來，我也不相信他還會把這些垃圾繼續留著用，他說不定還會感謝我幫他把房間整理得乾乾淨淨；第三，就算他真的缺鍋碗瓢盆，大不了我再買新的給他就是啦！這有什麼好擔心的？總之，我對於阿雄的擔憂相當地不以為然，更對於他一再質疑我的作法感到不耐。我不再搭理他，而他似乎也感覺到當下的氣氛有點僵，於是就說要回去找朋友，離開了這間陰暗的屋子。

然後再過兩天，我就搬離了阿友的家，住進了這間經過我大肆整頓，看來還頗像個樣子的海砂屋。那時已經是九月中旬，風向已經慢慢轉向了東北；再過不久，每天都將變成陰雨連綿的日子。

在這麼小的一個地方，只是從村子的這頭搬到那頭，日子還能有什麼不同？坦白說，我也壓根沒期待在換了個住處之後會讓生活產生多少變化，因為我先前過得其實還挺不錯。搬家對我來說，只是希望能夠省點錢、多點隱私、少點不必要的麻煩罷了，其他的部分我還是希望能夠照舊維持下去，像是偶爾跟著阿友上山、幫忙阿雄搬貨等等。光看直線距離，我的新居離他們家連五十公尺都不到，應該還不至於因為這點距離就變得疏於往來。至於這邊沒床墊、沒熱水、沒日照之類的問題我還是可以忍受的，反正也不可能在這裡住一輩子。剛搬進海砂屋的第一天，我確實是這麼想的；只是第二天，我就開始發現這個如意算盤似乎打得太早了些；到了第三天，我個人的悲劇便在無聲無息之中揭開了序幕。

那是一個下著細雨、灰濛濛的早晨。外頭的天氣著實不太好，可是屋裡又沒任何現成的東西吃，我只好硬著頭皮出門覓食。剛要開門就發現：糟糕，大門居然被卡住了，完全打不開──我被困在這間屋子裡頭出不去了。

我並不是個消極的人，腦海中也沒有在那一瞬間浮現自己餓死之後變成古宅乾屍的畫面。真要脫身，我可以撬開封住窗戶的木條，也可以從浴室天花板上的洞爬出去，但不到最後關頭我不會這麼做。門之所以打不開，是因為門上的木頭門閂卡死了，或許是因為昨晚下了一夜的雨，木料受潮膨脹才造成的。我當然不可能等到外頭風和日麗、門閂自行恢復原狀之後才出門；只要變形得不嚴重，用點力氣應該就可以把門閂給硬拔出來吧？

回房左翻右找，才發現手邊一件能用的工具都沒有，家徒四壁就是這麼悲哀。沒辦法，只好靠自己的雙手了。只是那門閂不長，閂上時尾端剛好藏了起來，沒法從那裡把它給敲出來。而門閂和門板之間又幾乎沒什麼空隙，根本就沒法好好地握緊它，只能完全靠著手指從門閂的中段施力，想當然耳起不了多大作用。既然光靠右手不夠，只好讓左手也來幫忙，用手指扣住門閂的頭部向外拔，但還是成效不彰。在一陣徒勞之後，我終於發火了，開始用起十分的力氣邊推邊拽、上下震動外加前後搖晃，門閂越是不動我就用力越猛，看是它頑固還是我頑固。就在我即將進入狂犬模式，準備親口把門閂給咬爛的前一刻，此時毫無預警地，原本卡得死緊的門閂突然間鬆脫開來，隨即而來的是……

「嗷嗚~~~~~~」

是的，不是別的，就是我的慘叫。因為我方才用力過猛，收力不及，以致於鬆脫的門閂，剛好把我的左手食指，夾進了門閂與門板那「幾乎沒什麼空隙」的空隙之間，當下真的是痛徹心扉。我急忙將那縫隙給撐開，把手指給拔出來。雖然沒有血濺當場，但指甲蓋下面卻幾乎全黑了，裡頭都是沒流出來的血。我立馬奪門而出，騎上摩托車直奔紅頭村的衛生所──這時候還吃得下早餐就見鬼了。

衛生所主任在檢查之後，研判沒有傷到骨頭，但傷勢也不能說不嚴重。他問我要不要把指甲拔掉，這樣會比較容易上藥？反正那片指甲遲早也是會脫落的。我臉色一沉，毫不猶豫地回絕了他的提議：拜託，當時我右手小指受的傷都還沒好，每天都還是包著紗布不能沾水的。如果我左右手都不能碰水，那接下來的幾週我該怎麼洗澡？我在國中時曾經因為受傷感染而拔過一次指甲，當時的那個痛，比起剛才被門閂夾到那一下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等待指甲從無到有，可是極度考驗耐性的漫長過程。所以，算了，還是隨便包紮一下就好，畢竟跟前兩個月曾經受過的那些傷比起來，這還算是比較輕微的。主任見我膽敢公然挑戰他的專業權威，臉上露出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彷彿在說：「哼，竟敢不讓我拔指甲，總有一天有人會因此而後悔的！」的確，果不其然……

幾天之後，當我的好友香香因天雨路滑，不幸騎車犁田而被送進衛生所急救時，她在驚魂未定之際應允了衛生所主任的勸誘，於是主任就很興奮地把她的腳趾甲給拔了。事後談起這事，香香說她很後悔。

 

受點皮肉傷在蘭嶼只能說是家常便飯，其實不值得一談。只是，若把那當成是個開端，我的運氣在那之後確實是越來越背，背到比背後還要背。過沒幾天，我原先所打的如意算盤就被證明只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首先，我仍然想跟著阿友上山，但問題是我根本就找不到他。先前住阿友家裡的時候，我就發現他這人神出鬼沒，山上、海邊、田裡到處跑，不是我想堵就能夠堵得到的。況且，就算我前一天跟他約好了時間，他也很有可能會提早出發棄我而去，只因為當時天氣不錯──何必為了一根沒用的拖油瓶而浪費掉眼前的好時光？所以可想而知，搬離他家之後，我就更沒有機會遇到他了。雖說我還是可以在傍晚時分，阿友下工回家休息時在他家找到他本人，但這麼一來也就失去了黏著他不放的意義了。

相形之下，阿雄的行蹤是比較容易預料的：他若不是在碼頭，就是在往碼頭的路上。當時他的候船室還處於一種百廢待舉的狀態，因此在那陣子，阿雄也花了相當多的精力在那個地方，而且我相信他手邊還有許多的工作需要有人來協助他完成。但不知為何，自從我們不再是鄰居之後，阿雄就再也沒打過一通電話來找我幫忙了。他並沒有為了那天的事在跟我嘔氣，因為當我去他家雜貨店或是碼頭找他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聊天說笑；他就單純只是沒找我幫忙罷了。他要不是像往常一樣自己一個人幹活，就是找借住在他家的朋友、經常出沒在雜貨店的那些小弟弟、或是他自己的堂姐表弟來幫他的忙。我事後想了一下，阿雄這麼做其實也不無道理：對他來說，我既不像他的親戚那樣有幫助他的義務，又不是近在咫尺、可以隨傳隨到的人。因此，他如果要特地從「遠處」把我挖來當人手，可能還需要一些特殊的動機；但顯然他缺乏那樣的動機，因為……我除了搞笑之外，什麼都不會（囧）。

結果是，當我換了住處、脫離了他們在心中預先劃下的「生活圈」之後，我和他們之間的互惠關係也就從日常退化為偶發。關鍵在於，他們本來就不是那麼需要我。對於那些大多數時間都只靠自己，不太會四處求助的蘭嶼人來說，身在五十公尺外的幫手已經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了。而這樣的想法，對於已經習慣走五十公尺到便利商店購物、走一百公尺到公車站牌等車、走五百公尺到郵局領錢的我來說，一時之間卻是難以理解的。這個事實讓我有些懊惱，因為先前因為地緣而建立起來的那些關係，這麼輕易就被凍結了起來。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也因為換了住處而進入了隔壁民宿老闆一家人的生活圈，慢慢跟他們熟稔了起來。我也從他們的口中，獲知了不少阿雄沒能告訴我的那些事。只是民宿老闆家裡人丁興旺，基本上沒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這點是比較可惜的。光是閒聊而沒流汗，總有點不太像是在出田野的感覺。

又隔了幾天，大概早上八點多鐘左右，有陣緩慢、沉重卻又持續不斷的敲門聲從大門處傳來，硬是鑽進我的耳膜，叫我別再裝死、快去開門。一分鐘之後，眼見敲門聲仍未停歇，面對那位敲門者不把門敲開絕不罷休的決心，我只好屈服了，套了件衣服便滾下床去開門。一瞧，原來是財叔笑嘻嘻地站在門外。他只簡單跟我說了一句話：「載我去紅頭。」

財叔完全沒問我有沒有空、願不願意，因此這不是請求，而是要求。我當然不會拒絕財叔，但他那種理所當然的口吻，當下還是讓我有些訝異。然後，我連早餐都沒吃，就騎車載著財叔到紅頭去訪友，他們幾位老人坐在郵局門口，一聊就是個把小時。由於我還得負責把財叔送回野銀，卻又不曉得他們打算何時結束，於是只好一直守在那邊陪笑，還有提供零食──財叔說要吃什麼，我就負責去旁邊的水果攤或雜貨店買回來。這一趟下來，一個早上就這麼過去了；來回接送又得要供應一群人的吃吃喝喝，說實在話，有點勞民傷財。

類似的事件發生過幾次之後，我便意會到財叔其實是在行使他的權利：因為我住在他的房子裡，所以他有權要求我做某些事，而那些事都是寄人籬下的我應盡的義務。他當初確實說過不收我房租，但這並不代表他什麼都不要──他要的，我想，是我認真扮演兩人關係之中受惠者的角色，好讓這段關係能夠維持下去。整體看來，這其實是個良性的發展，因為只要不是結仇，不管什麼樣的關係都要比完全沒關係來得好。財叔也不只是一直指使我做這個做那個的，除了慷慨借我住處之外，他還邀請我參加他們家族的活動，像是和中秋節同一天的飛魚終食節，那可是家人團聚的重要場合。因此，儘管生活之中多了一些瑣事和開銷，但那些都是慢慢變成他們「自己人」的重要跡象。如果當時再給我多一點的時間，我有信心能夠真正得到他們的接納。只是，就在那個關鍵時刻，我所擔心的事情居然真的發生了。

就在飛魚終食節的那天中午，我在忙完一些事情之後，便趕到財叔在舊社區的家和他們一起慶祝。小胖和胖嫂也都來了。但是環顧四座，卻有一個生面孔坐在席間，看起來所有人都跟他熟稔，唯獨我跟他素未謀面。他身材高壯魁梧，長得跟小胖頗像，只是五官的分佈更加兇惡一點，一看就知道是小胖的親戚，而且脾氣還不太好。小胖見我到來，便開口幫我們介紹：「他是我的四弟阿登，今天剛從台灣回來。爸爸說，以後你們兩個人就一起住吧！」

「我在台灣流浪了好多年，前幾天突然想家，所以我就回來了。以後我想一直留在蘭嶼，再也不離開了。」阿登笑著對我說，「你正在住的國民住宅以前是我在住的，不過沒關係，爸爸說讓你住就讓你住，空間我們一人一半，彼此不干擾。」

「好……好的好的……以後請多指教……」我很勉強地擠出幾個字當成我的回答，但我當時心裡在想的其實是：要不要報警要不要報警要不要報警把阿登給抓起來？？？

但我當然不可能報警。在這種一家團圓的場合叫警察來把人家的兒子抓走，我以後在蘭嶼也別想混了。只是接下來的饗宴，我一直都處在魂不守舍的狀態，翻來覆去想的盡是阿登這人怎麼早不回來晚不回來，偏偏要在這個節骨眼上回來？邪門，實在是太邪門了，如果我能平安回台灣，一定要去收驚加改運才行。可是，想要安然無事地渡過今天可能都成問題了，待會他跟我一起回到海砂屋的時候，我該怎麼應付他？他又會有什麼反應？這一切的一切，都實在難以預期，我也只能見招拆招，儘量別和他起衝突以求全身而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唉，如果能讓我再撐個幾天，我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找到新的住處然後立馬搬家，因為阿登的殺氣實在太重了，和他在同個屋簷下住久了絕對會讓我神經衰弱。和他交朋友？別傻了，他不要趁我睡覺掐死我就不錯了……

這場讓人食不知味的饗宴，終於到了結束的時刻。財叔示意我和阿登一起回海砂屋，就只有我們兩個人。看來，我只能一個人獨自面對現實了。進了屋，阿登看了看週遭環境，轉頭笑著對我說：「你把屋子整理得挺乾淨的嘛！」

「還……還好啦，我就只是把一些髒東西給清掉，屋裡的傢俱擺飾什麼的基本上都沒怎麼動到……」即使阿登笑了，我還是絲毫不敢鬆懈，因為在我眼中，那個笑容實在是有點猙獰……

「可是好像有些東西不見了，你有看到嗎？」阿登還是笑著，但音量明顯變大了些；這麼不懂得隱藏情緒，這位大哥還真是豪放不羈啊（抖）。

「呃，啊，是、是這樣的啦，有些東西因為已經很髒了還是壞掉了，所以我就把它們先處理掉了。如果你缺什麼儘量跟我說，我再買新的給你，千萬別客氣啊！千萬別生氣啊……（小聲）」我越說頭越低，越講越心虛，和跟阿雄起爭執那天的氣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樣喔，好吧，沒關係啦，反正也沒什麼重要的東西。還是要謝謝你把屋子整理得那麼乾淨啦。以後你住那間，我就住這間，我沒事不會打擾你。」話說完，阿登就逕自提著行李進房去了。呼，危機暫時解除！我趕緊溜出門外，免得待會又得接受阿登的質詢，我的心臟實在有些負荷不了。接下來的半天時間，我先是四處訪友，然後又在阿雄的雜貨店窩了一整個晚上，總之就是不想回到海砂屋跟阿登面對面。一直到了半夜十二點，阿雄準備打烊睡覺了，我才硬著頭皮回到海砂屋，先在門口徘徊了半天，確定裡頭沒有任何動靜、阿登可能已經睡著之後，才小心翼翼地推開大門，不敢開燈，也儘量不發出一點可能驚動阿登的聲響。在門外的慘白路燈映照下，我看見地上倒著幾根空酒瓶。嗯，阿登喝酒了，他今晚應該可以睡得很好；也希望他能夠一覺到中午，這樣我就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在他想起我的存在之前儘快離開這棟屋子……

當天晚上睡得一點都不安穩。第二天一早，我便悄悄離開了海砂屋，重複昨天的行程：白天四處訪友，晚上窩在阿雄的雜貨店消磨時間，直到深夜。這天一整天都沒有和阿登碰到面。儘管這麼做，確實讓我避開了一些很可能發生的麻煩事，然而我卻越來越懷疑自己還能夠像這樣躲多久，是不是把自己偽裝成空氣之後，就能夠跟阿登一直相安無事下去。尤其是地上有增無減的空酒瓶，更是讓我感到極度不安，彷彿身旁有種惡意正在持續醞釀當中。但我還能跟誰訴說這些事呢？更為現實的問題則是：此時此刻，我還能走去哪呢？

第三天我照樣故技重施。在外頭晃了一整天之後，一直到夜深人靜，我才輕輕推開海砂屋的大門，躡手躡腳地走進屋裡準備睡覺。此時卻發現，阿登正坐在陰暗的角落處盯著我瞧，身上還酒氣薰天──他擺明了是在堵我。

我深吸了口氣，懷著最後一線希望，對著目露兇光的阿登微笑打招呼，然後朝著自己的房間走去，佯裝什麼事都沒發生，什麼事也都不會發生。然而，身後隨即響起阿登的狂暴怒吼：「你給我出來！！！」

該來的，還是躲不掉。我定了定神，走出房門，語氣鎮定地反問阿登：「你想做什麼？」眼前似乎再也沒有轉圜餘地，註定要翻臉了，所以再向他低聲下氣也無濟於事了。繼續示弱，他也未必會放過我，倒不如一邊應付他，一邊想辦法自衛與脫身還比較務實一些。

「你對我有什麼意見？你看不起我對不對！」阿登瞪大了雙眼，一臉想要把我生吞活剝吃下肚的兇惡模樣。

「沒有啊，我哪敢看不起你。」我只是覺得你很危險而已。尤其是你身邊的空酒瓶少說也有十幾根，隨便拿一根敲在頭上都會頭破血流死翹翹的。

「你住我的房子，居然還亂丟我的東西！」阿登喝醉了，所以這個問題跟前一個問題不相連貫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你爸爸讓我過來住的。被我丟掉的那些東西都已經壞掉了，我也跟你說過，你要的話我就買新的給你。」我一面講道理一面環顧四週，只見身旁一點能夠防身的道具都沒有，除了空酒瓶之外……但我絕不能先搶一根過來拿著以求心安，因為這會讓阿登誤以為我想動手，然後他就真的會動手了。所以，還是先別輕舉妄動才是。

「我不要你賠，你給我滾，滾出我的房子！！！」阿登朝我嘶吼，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向我撲來。但，他總算說出了關鍵字了。

「走就走！」我把後面接的一連串髒話都省略了，因為激怒他對我沒好處。說老實話，單打獨鬥我未必會輸他，而且他還喝了酒，理論上應該更容易擺平才對。可是，之後呢？我該如何面對財叔和小胖，如何繼續住在這間屋，如何在野銀立足？如果一不小心誰把誰給弄傷了，牽涉到刑責和賠償，那麼我的田野工作就完全地毀了。為了不節外生枝，我趁著阿登還在構思下一句台詞之前，三兩下就把我的東西一股腦全塞進行李箱（這是家徒四壁的唯一好處），然後頭也不回地離開那間不吉利的屋子。我僅存的選擇，便是去投奔阿雄；他可能是當時整個村子裡頭唯一願意而且有能力庇護我的人。

阿登對我的敵意，到此也就畫上了句點。之後我們鮮少碰面，他也從未刻意過來找我求償或是挑釁之類的。後來我發現，蘭嶼人確實相當惜物，而且對於物品的所有權十分敏感，什麼東西是誰的、什麼東西又在何時借給了誰，他們通通記得一清二楚，不可能跟他們賴帳。換個角度來看，這也使得「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句話，在當地再適用也不過了，因為別人有沒有辦法將他們家裡的「垃圾」變成什麼有用的東西，你不一定清楚。不過話雖如此，阿登當時的怒氣卻未必是由此而生的。依我看來，那些被我丟棄的「垃圾」，更像是他用來違抗他父親財叔的意願，好順理成章把我從屋裡攆走的藉口之一。簡單來說，阿登就是不願和我分享原本完全屬於他的私人空間，哪怕我從財叔那邊正當地獲得了入住的權利；這可能跟阿友的兒子所抱持的心態是同一回事。或許財叔當初也沒有料想到，他這個亡命天涯的兒子，會在這個時間點突然迷途知返，回到家鄉來主張他的權利，結果造成了他的兩難與我的尷尬。而在阿登現身的那一刻，結果其實就已經註定好了：我這個外人必須離開，因為蘭嶼人的家屋裡，容不下兩個男主人。我所能做的，只有儘可能地以和平而不失尊嚴的方式來完成這個過程，以及讓我的田野工作能夠繼續下去。

事發隔天，小胖到阿雄的雜貨店找我，為他弟弟的粗暴行為當面向我道歉，並且問我要不要搬去跟他一塊住。我婉拒了他的提議，告訴他阿雄的客廳地板其實還挺好睡的；硬歸硬，但至少很讓人安心。從那天開始算起，我在阿雄家的客廳地板前後睡了大概四五個月的時間。而這時我已經清楚，自己對於我在村子裡的庇護者，應該負起什麼樣的義務。我的田野工作至此，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