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最近終於看了《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這部有名的日本電影，除了充分理解為何談此議題的影片會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它也引起我的好奇：到底男主角是如何「變成」專業的禮儀師的？影片的重點當然不在討論社會制度，也對於日本的生死與殯葬文化沒有太多著墨(關於此點可觀賞《楢山節考》)。但職業病使然，讓我邊看電影邊想這些問題。前兩天又收到婦女新知的通訊，其中提到台灣的禮儀師考題終於開始有了性別平等的觀念，再度挑起我對此行業的好奇心。於是，我上網把考題找了出來。一看之下，覺得這真是人類學的命題哩......

人類學家常說文化中的動物應該是好吃（good to eat）又有益思考（good to think, cf. Stanley Tambiah 1969）。我們可以理解印度聖牛，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的豬，當然還包括岜里島的雞（別忘了鬥敗之雞也將成為食物），甚至文化中的樹也有這樣啟發思考的特性（作為知識樹或者生命樹的隱喻，cf. James Fernandez 1998）。但如果說某種排泄物如牛糞呢？都市裡對於動物糞便的想像，大致如同在最高學術機構裡告示牌所示：「隨手清除，否則驅離！」除了去之而後快的強迫，牛糞更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食物（抗議美國牛肉進口的社會學博士生也許會有不同意見）。但是牛糞，可以幫助我們沈思嗎？換個方式問，基因改造作物與牛糞之間，誰會選擇後者呢？

法律如何界定文化事物？人類學怎麼看待法律？弱勢族群真的能仰賴法律來保護他們的文化傳統、捍衛他們身為國家公民的權益嗎？
不同文化中的人是否用不同方式面對身心痛苦？來自異文化的醫學體系是否能跨越國界在異地生根
流行文化的全球化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為何？為什麼亞洲年輕人選擇美國黑人的饒舌音樂作為反叛的象徵或藉以抒發鬱悶？
文化觀光產業非得把文化傳統當成消費商品來販賣嗎？而文化傳統被消費化之後，必然會失去它對當地人的原有意涵嗎？
上述與當前台灣社會息息相關的核心議題，皆是人類學研究的新焦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七屆人類學營探討的主軸是，在面對這些議題時，人類學如何能從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觀點中獲益？而人類學理論、民族誌研究方法與跨文化比較研究，又能對這些新興研究領域的探索，提供哪些更貼切的理解視框？上屆人類學營的學員有點芭樂的心得，提供大家參考。

觀看『油症」的過程實在痛苦。痛苦，因為對受害者長期的身心痛苦雖無可能感同身受卻仍心驚難安。痛苦，也因為驚覺自己對於多氯聯苯事件雖然早有耳聞，卻從不曾花心思與時間進行瞭解。我，或許就像多數的台灣人，毫無基礎地認定這是一起早已獲得解決的歷史事件 。而這正是導演在片中透過並置多氯聯苯事件與美麗島事件所試圖凸顯的一個對比：同樣事隔三十年，歷史給了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們一個公道，卻徹底遺忘了油症受害者。

前一陣子馬王子政府的博士官員，陸續下鄉向穿雨鞋戴斗笠農民解釋ECFA時，朝野雙方進行了一場經濟隱喻大戰。卡卡院長（跟Kaka沒有親戚關係）以帶刺的玫瑰比喻政策兼具優弊，悲觀者和樂觀者各見所欲；這引來在野黨以仙人掌反諷，花少而刺多。甚至，連簽了ECFA之後變成免稅店讓大家好做生意的比喻都出籠了，「一幫二不三要」的口號好響亮。常常在田野地中被當成農婦村姑的Kaka心想，果然是完全不了解農工生活的人才會使用的隱喻。連高鐵車票都買不起的人，哪有機會進免稅店買東西呢？要如何想像和理解這個隱喻呢？在Kaka的田野地中，許多人家門前都種了玫瑰，誰不知道玫瑰有刺，剪下時要格外小心？看到玫瑰忘了刺的，怎麼會是務農的人吧？而且，從遠距離看，誰知道那玫瑰會是朵日益嬌豔的花，或是製作精細的塑膠花呢？

最近有機會讀到村上龍的《希望之國》與大江健三郎《燃燒的綠樹》，兩本作品雖然關懷點各有不同，但湊巧地都以某種「理念共同體」（intentional community，也可譯為「理念村」）做為主題，閱讀之餘也讓我不免回想TMS農場的經驗。小說中的志願結村是年輕人與成人世界之間的決裂宣告（希望之國），或是在舊有信念及體制崩解之際的受苦靈魂對於新救世主的集體追尋（燃燒的綠樹），而現實世界裡的理念社群則有多種類型與淵源，有的歷史悠久，像新英格蘭地區的Shakers，有的聲名狼籍，如大衛教派之類的末日教會；不過大多數歐美的理念共同體出現於1960年代之後，結合成員的通常是一股反資本體制的強烈信念，但並不都是出於宗教狂熱，有許多是基於共同的環保生態或人權理念而結合。有些理念社群選擇與主流社會隔絕，過著「遠離供電網（off-the-grid）」的生活，但更多的群體其實相當世俗化，成員除了共享居住空間與部份財產之外，工作生活與一般人無異。或許這些社群唯一共通處是它們都帶著某種小眾理想，在集體生活之中共同試驗體制以外的另類出路。

印象中白花菜，是跟拜拜連結的。小時候，在拜拜的「菜碗」裡頭，媽媽幾乎都會準備一份川燙好的白花菜，搭配上幾片紅蘿蔔。可能是準備方便、形態好看兼之配色討喜吧，這菜色從我有記憶以來就出現在供桌。拜拜過後，我們常就著川燙過但已冷掉的菜直接吃；而更多時候，是搭配著花枝炒。但這幾種吃法都不大吸引我：川燙者無味，熱炒者又嫌油膩。也因此我對白花菜一直敬而遠之。

前晚到交大「中正堂」（奇怪的名字）觀看「眼淚」，一個百味雜陳的觀影經驗。看完的第一個念頭是有好多人身不由己，人人都會犯錯，我們誰也沒有辦法對「錯誤」置身事外。
我突然慶幸我生在台灣，在一個不太宏偉的社會空間裡，一部片子可以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免費被觀賞，我們不多不少的人可以在觀影後留下來，相互交換感想，從正義、暴力、懺悔、階級談到報復和同理。我們的距離不太遠，得以聽到相互的嘆息、感受到對方的沈重，走出那個空間後，我們願意用另一種眼睛看這個社會各個角落。

盡管硬芭樂似乎不受歡迎，我還是決定要在芭樂寫篇政治文，因為35年前的今天非常政治──蔣介石去世，國家宣布「國喪」一個月，娛樂活動暫停。 蔣介石遺體移靈慈湖。35年後的4月5日，桃園縣政府主辦2010年「OPEN蔣春季慈湖旅遊季」活動，蔣介石銅像穿上花布衣、打扮成原住民拿著拉拉山的水蜜桃、裝扮成料理魚的廚師，還有個騎金馬紅匹風好拉風。但將蔣介石「創意變裝」，只是個好玩的觀光行銷？甚至是個「顛覆威權」的行動？

這是我經常遇到的情況，在社會學界的朋友前聊天，如果你談到「星座」，這些朋友不是木訥以對，要不就是說「我不相信這個」。在人類學圈的朋友們前面談這個話題，對話可就積極得多了。難道社會學界的朋友離「科學」比較近，而人類學的朋友比較「迷信」？經過多年的思索和浸潤，我漸漸理解其中奧秘。星座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較多人類學界的朋友（在我的經驗裡）喜歡將星座當作人際關係中的羅盤指南，這裡隱藏了一個學科界限裡的百年秘密。說穿了就是人類學界的朋友對人際關係充滿了「想像」的紋理，而這個想像可以連到遙遠的星球，而這個想像的動力是什麼呢？經過長久的參與式觀察，我們希望以一種「照顧」關係的倫理來替代「控制」的認識論。

“Disaster Anthropology” 基本上是一個二十一世紀興起的課題，而且相當強調自己與以往（特別是「結構功能式」）人類學研究的區別，在於災難人類學特別觀照大規模影響人類生存的「非常」事件，而非社會文化體系中「常」的過程 (Hoffman & Oliver-Smith 2002)。關於災難人類學在台灣九二一震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這次風災之後能夠發揮的作用，相信人類學界中對於相關議題更為專注的同仁，會有深入的討論。但是我個人觀察風災之後的台灣社會的種種言論，倒是發現在究責 (accountability) 與歸因方面，有許多值得人類學者關注的現象。在這次重大災難的背景下，這些現象透露出的，反而是台灣當前社會文化氛圍中，一些反覆出現的模式與規律。

類似奧運這樣的國際賽事已經演變成一種完美呈顯全球現代性的大型活動(mega event)：競爭者以國家為單位、比賽項目乃是從優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對身體技術的擘畫逐漸展開，並漸進涵括日增的新興國家擅長之運動。而各項比賽項目，成為各國評估自我國族形體與凝聚國族認同的指標

元月中旬當阿凡達(Avatar)這部片子就快要打破有史以來電影票房最高記錄的時候，世界各地出現各種批評、稱讚、衍伸的聲音，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戲稱阿凡達其實是個Rorschach test，人們在這部片子其實看到的是自己意向的投射。影史上最賣座的片子自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它之所以如此賣座當然也一定碰觸到當代人們的情感結構。所以下文也算是我的一個Rorschach test，它不是一篇影評，甚至不是完整的觀影心得；只不過我現在這份遲來的Rorschach test(連奧斯卡頒獎都已經揭曉了)，倒是起因於海綿寶寶最近在芭樂人類學部落格所寫的有關台灣對待差異者的文章，我會在稍後談到它。

這是一篇跟芭樂也跟人類學完全無關的「技術報告」。身為人類學叛逃者（湊足了Grotesque, Unabashed, Apostate, Virid, and Auspicious嗎？）的優勢是可以不引用任何的學說、理論、脈絡且採用背棄人類學研究方法的方式來寫一篇部落格文。同時也可以大言不慚地用「老師們都厭惡的google搜尋法」作為文內錯誤知識分析的基礎。這樣寫著似乎有鼓勵叛逃之疑，不過既然google「人類學」的結果，扣掉系所學會官方網站後的第一名就是「唸了多年的人類學. 書沒唸好, 菜倒是越做越好」的「廚房裡的人類學家」，不小心鼓勵叛逃這件事好像也不用太內疚

對於考古學家來說，解決田野裡的糧食問題可能比文化人類學家更為困難。因為考古田野多為團隊合作，人數較多，如何顧及一大團人的民生問題便考驗帶隊者的智慧。以前我在臺灣讀書時的地理課本強調中國是「南人吃米，北人吃麵」，這種說法對於一向米麵不拒的我來說，一點說服力也沒有。一直到長江三峽進行考古田野工作時，才真的見識到飲食習慣的力量。

我是一個女生，也是一個「身心障礙」的小孩。什麼叫做「身心障礙」呢？就是被國家放棄、被社會遺棄、被一般人誤解與害怕、乃至於被醫院與社福機構規訓的一群另類人群。那我被冠以「身心障礙」之名是會做了什麼可怕的事呢？是殺人放火、危害社會嗎？還是染上病毒、會傳染他人？並不是。我很無辜。我們身上發生有很多學界不清楚原因，醫界束手無策的天生遺傳怪症。其實我們這些孩子們什麼事都沒做，我們只是跟著父母之命要來到這世界，也一直都乖乖呆在媽媽肚子裡等待降生的喜悅；但是，有些或許是來自高風險族群的遺傳基因結合、或者是因為高齡生產過程的醫療延誤、家庭生活環境的現代工業污染、疫苗施打的生物科技風險等，反正最終的結果就是一整個家族期望倏然由彩色變黑白，人家看我阿達阿達(有點像人獸合體的阿凡達)，我被老人家說成是智能不足的笨笨(大隻雞慢啼)，醫生說我一輩子可能智商都只有50，有些被關到一輩子不會自己生活自理，講的話不似人話而是「啊、啊」野獸般的吼叫，幼兒園不是拒收就是要給我吃藥「利他能」一下......

芭樂人類學第一季結案。下週春節暫停營業，2月22日（一）將重新開張，推出第二季好吃的芭樂，歡迎舊雨新知繼續光臨指教。

你芭樂了嗎？如果還沒有，這篇「芭樂人類學懶人包」可以幫你快速進入狀況。如果你吃過芭樂，也可以趁機重新咀嚼這些美味。如果你還沒寫過芭樂，讀一下這篇期中報告，心動的話請馬上行動，第二季寫手持續招募中。

最近看到兩則有趣且相關的新聞。一是鹿港玉渠宮的寺廟彩繪畫上了海綿寶寶與派大星。其次是日本東京八王子市了法寺吹起「萌」風，開設女僕咖啡館，大玩Cosplay。傳統宗教與動漫結合，的確有趣。Kaka在田野中第一次感受到海綿寶寶的所向披靡，是因為經常被託付照顧學齡前小孩，發現好些原住民小孩的好朋友是海綿寶寶，只好以此當聊天話題。一天，Kaka無意中看到海綿寶寶外送披薩時，堅持無論如何要將披薩送到客人手上，也不願因為迷路與長途跋涉而偷吃披薩的感人事蹟，且據說他是個守時的小孩。如今，海綿寶寶不僅進了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被台灣小學生票選為有品卡通人物第一名，甚至進了古城鹿港的寺廟......

關於田野，我有話要說。
身為一位深具批判精神的亞洲區域知識份子，我得考察一下關於「田野」的翻譯政治與其(不)可譯性。到底{ field =「田野」，fieldwork =「田野工作」} 此一如今普遍被接受的翻譯鏈結起於何時？更重要的是，這個翻譯鏈結構連著此地哪條文化脈絡，激發何種文化想像？ 一個比較性的觀察是：在印尼人類學界用語裡，field = lapangan，而此字強調的就是『在地、臨陣、在場」的意思 (e.g. 從農村到城裡打工幫傭的家務勞動者會以 orang lapangan 來指稱在農村負責交涉一切打工事務的地頭蛇) ，而這種fieldworker = 地頭蛇的想像既不田也不野，其實反而比較符合當代多數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實況哩。 於是我又懷疑：會不會是因為「田野」這個中文詞彙的長相美氣氛佳，意涵豐富動靜皆宜，因而使吾人憑添幾許關於fieldwork的譯/意/溢外想像？

2006年7月，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出資，委託吾鄉工作室拍攝一部關於泰雅族遷徙故事與傳統生態知識的影片，即為後來在幾個國際影展嶄露頭角，頗受好評的《泰雅千年》（該片贏得41屆休士頓影展民族與文化白金獎）。這部約卅分鐘長度的劇情片場景設定在年代未知的遠古（當所有泰雅人都穿著類同現今文物館展示的「傳統」泰雅服飾及頭飾的時代），一個「典型的」泰雅部落為了尋找新的獵場而向外遷徙，片中情節包括泰雅族狩獵規則、知名的gaga、男女性別分工等等，翠綠的山林取景加上泰雅古調的背景音樂，的確是部很悅目的片子。
很特別的是，在《泰雅千年》拍攝工作進行當中，泰雅族導演比令亞布全程側拍漢人團隊與部落居民的合作過程，這部記錄片即為《走過千年》，後被選為2009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閉幕片。不同於《泰雅千年》所營造的浪漫化情懷，《走過千年》所呈現的，是一群滿懷理想但對部落現實無知的漢人誤闖政治叢林（包括原漢族裔政治與部落派系政治）的曲折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