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完最近一期以「公共人類學」為主題的人類學視界，感覺意猶未盡，總覺得最近有關人類學公共參與的討論，似乎少了甚麼。到底人類學家做為人類學學科建制的一部分，如何放進我們現在談的公共性的脈絡裡討論？公共人類學包不包括人類學學科建制的公共化，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更精確地問，公共人類學是不是只有在某種公共化人類學的過程中，才能顯露其最大批判力量。

陳奕麟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學院的民主化：邁向理性社會的最後關卡＞的文章（社會理論學報，第六卷第一期，2003），雖極具爭議，卻是人類學界唯一一篇有關機構批判的論文。他指出台灣人類學界一直以來和國家權力的緊密關係，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台灣人類學的知識累積方式，學術和社會一直保持著亦步亦趨的關係，雖然這個社會性終究是官方所認定的「社會」。台灣學界從來沒有美國學界因為政學隔離造成的象牙塔現象。

陳奕麟的文章忽略了1980年代末期以來反叛的人類學研究生及其進入學院後的陸續影響，這批學界的生力軍的確改變了人類學對公共事務的定義與介入方式，及其對國家權力的挑戰力道。但是陳奕麟的忽略也許不經意地預言了就算有這群年輕世代學者的衝撞，直至現在，人類學學科建制卻從未真正經歷根本變革。

這個學科慣習比大部分人意識到的還更直接影響我們的學術與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決定了我們的想像力：包括了系所、超組織 (例如教育部、國科會和學會)以及某些學術/社會團體(比如期刊、協會和校友組織)構成人類學場域，透過學術傳統的維持與再發明，相當程度影響內部資源分配、學術審查、人事升遷獎勵與教學養成管道，終極則決定了何為學術理論成就。

陳奕麟文章的爭議之處當然就是在對這個學科傳統生態多所批評，包括殖民主義架構下的本土人類學、單一化師徒制下的唯唯諾諾以及以田野方法論的知識武斷。雖然極具爭議，但最讓我感到不解的則是，這些基本上屬於可受公評範圍的批判，在人類學界卻遭受詭異的沉默以對。

沉默如果來自舊力量的不理不睬，尚還可以理解，但新生代人類學家的沉默 (當然有例外，比如本專欄之前的貼文＜一個很低調人類學家之2010年新展望＞)則有更深層的制度意涵。陳奕麟在本世紀之初觀察到的學科生態其實已經經過一次的再構造，當教育部與各大學試圖建立一個評量機制，衝衝衝的新生代學者進入一個靈魂探索期。以學術卓越之名，過去以師徒關係為主的學術控制被重新體制化：一方面透過隨意設定的學術標準，大學裡的自然科學及工程勢力伸手進入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另一方面，各個學科內部，年輕研究者們則受困於經費分配、限期升等與獎賞榮譽構成的學術評審大網。重點不是學術評審有甚麼不對，而是新流行的卓越遊戲仍然滲進了舊方法，而且以不那麼容易辨識的學術語言重新包裝，包括了頂尖、國際化、出版等等，但實際上做的事卻很少跟這些詞的原來意義產生關聯。

寫到這裡，也許有人要問本文一開始提的問題，這些學科內省與自批到底和公共參與有甚麼關聯，自我內部再怎麼不堪，怎會影響我們外面的行俠仗義。這個問題讓我想到Susan Sontag的 Regarding the Pains of Others這本書，晚年的Sontag重新反思我們如何看待透過照片傳達的遠在別處的戰爭苦痛，有別於她的早期思想，她認為缺乏了誠意的心，這些視覺的呈現激起不了太多觀看者的同理心，因此也就無法幫助避免這些悲劇的再發生。對我來說，如何將觀看化為見證，正是要同時看到自己和別人身處所在的不公平與殘酷，進而了解這些不同地點的權力暴力與人間苦難其實以某種方式關聯。只有多管齊下，同時挑戰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不公，真正誠懇的心才有可能生成。正義從來不會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苟且狀態中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