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樂選舉系列第二彈！覺得第一彈「性不性，由你」太娛樂？那麼來顆硬芭樂吧～（吃完如果噎到請吃另一個軟芭樂止胃痛）

在目前媒體廣開政論節目的推波助瀾下，有許多政治學的用語、觀察、與推論方式，已經為call-in的觀眾所使用，有時他們甚至講得比「名嘴」更精采、更有條理。單一的馬基維利式權力概念不斷地重複，而政治學式的語言（與人類學家最愛的「文化」一樣），變成常民的語彙，成為形塑常民理解「政治」的一部份，而選舉時序與進程支配了我們感知政治領域演變的紀年。那麼，在台灣一向被誤認為都在研究原始社會與過去傳統的人類學家，在這個當代在普遍不過的日常「政治」生活中，會看到什麼？人類學有什麼合適的語言可以準確地掌握選舉這個被視為象徵與實踐當代「民主」的活動呢？人類學對異文化研究的成果或許能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

在我研究的東部原住民聚落中，選舉體現了一種涉及個人生命史有關的社會關係且充滿情感的交換。很多時候，政策的內容往往不及政黨的顏色所具的支配性，而選舉動員與親屬親密關係彼此結合而成為一種新的人群結合方式。但是，他們對投票給某位候選人賦予道德性（morality）：因為某候選人很照顧我們，因此以選票來支持是為了表達其從未忘記該候選人給予的恩惠與幫助。若接受候選人的幫助卻不投票給他／她，無疑是忘恩負義。換言之，選舉的「理性」是出自個人的「情感」；若無視於候選人曾經提供的「照顧」，「理性地」按照政策的優劣高下而改投他人，會被認為違反了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道德美學。另一類交換則與買票何以可行有關。當地人認為買票跟買檳榔一樣，因此與道德性無關；另一方面，因為貨幣是維繫家人生活的重要象徵物，而販賣選票得到的貨幣是留給家用的或買食物飲料與共效，從而間接地倫理化買票的行為。必須注意的是，這是用以強化前述交換，（催化或）確保其必然發生。另一方面，一名原本在某個層級選舉挺橘且年紀較輕的樁腳提到，他在另一層級的選舉之所以挺某一綠色候選人，因他做人很好，對報導人的同事很照顧。他堅持自己是選人不選黨。對當地人而言，所謂「政黨忠誠度」、「選舉」與「民主」都涉及社會互動的道德美學，以及不同類別的交換及其背後的道德性，如何被召喚以具體化「政治」行動。換言之，當地人的投票行為事實上牽動了他們對人際關係、交換、道德美學以及上位者的權力道德性等層面，即，投票同時涉及情感與「抉擇」（理性）的多方考量。這挑戰了一般常識認為（投票這類）政治行為應是理性的行為的看法，並與情感／非理性的層面加以區隔。此一看法實預設了象徵「民主」的「選舉」，必然建立在「個人理性」的選擇之上，並呼應了西歐啟蒙運動以來的政治哲學發展所賴以建立的人觀與行動理論。然而，這樣的預設顯然無法掌握到地方社會對人觀的文化預設以及個人行動的複雜面向（選舉子彈的政治效應正好說明情感的關鍵性）。另一方面，如果支持橘色的人居然能正視個人努力而改去支持綠色候選人（不排除有馬基維利式的思考與個人利益導向之傾向），這意味著候選人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性質的交換以建立與強化雙方社會關係，才有可能使「照顧者」的人選增生並產生質變，不再屬於特定政黨的註冊商標。

我研究的村子相當傾向於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動來考量與想像「選舉」與「政府」（對他們只有在總統選舉時，才會浮現「國家」認同的問題）。其次，這個有關原住民選舉研究的個案，凸顯了個人、家、地方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以「政府治理」（能否解決個人切身問題）做為其建構候選人是否已經與未來能夠「照顧」住民的依據。相對而言，都會區當中並存著多種不同的人群結合與互動方式，如規模小於村落的都會社區及網路社群，那麼人類學家要如何掌握這些人對個人、家、地方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的想像呢？因為這層面不容易被直接掌握，我會改由去觀察那些得到較多人迴響的政策這個角度進行反向思考。

首先，這樣的觀察涉及我對「選舉」與「政策」如何定性。對我而言，選舉是一種對改變未來生活意象的社會想像，而候選人的政策必須以立基於治理可能性與政治理念的想像力來勾繪一幅可被實現的社會圖像做為訴求。投票的理由有千萬種；只是，如果連讓現狀變得更好的社會想像與希望都付之闕如的話，那為什麼要去投票呢？若從這角度來看，選舉恰好銜接了「政治生活」的過去（政績）、現在（當前人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與未來（對新社會的想像）的一個交會點。在北二都的選舉中，撇開評價戰術與戰略的效用與後果，蔡英文（為節省空間，以下皆稱小英）的確對政策／未來新社會的想像有較清楚的論述，並得到不少群眾的回應。以下，我以小英在板橋選前之夜中提出之政策做為分析對象（我不是小英的智庫，也沒興趣搞造神運動），探討政策究竟如何可能成為理解選舉的一個面向？我聚焦在「政府」如何被想像／重新界定、「政府」對城市進行怎樣的社會想像，並探究個人存在與家庭生活成為政策焦點的人類學與社會學意涵。更重要地，如果城市是一個社群，城市改造之前必須對其社會構成基礎有所掌握，從而將所有社會問題加以定位，並提出符合社會構成的政治經濟思考方式以制定政策。最後，我之所以分析造勢晚會的演講而非政策白皮書自身，希望呈現候選人以新的再現美學向現身的選民闡述未來的社會圖像，以及此再現美學凸顯出「政治」的另類內涵。

首先，有關小英政策所立基的社會條件，是在蕭美琴的串場助講中被鋪陳出來的：整體社會經濟的蕭條與失控、執政者對財團的傾斜與市場經濟關注不到的地方。這清楚地將小英的政策定調為出自對弱勢與中下階層的社會關懷；更重要地，其衍生意義就是：在公共領域中，階級問題有意識地被提出來，並將階級劃分成為台灣社會構成的基礎，取代過去以族群認同做為選舉論述的基調。其次，小英的政策以重構家庭經濟、成員生活安排與居住空間，來重新打造未來城市意象。聊個題外話，我今天巧遇一名資深人類學家，他認為北二都根本沒有一名候選人提出完整的都市未來發展之整體圖像。不過，我確定他的資訊不是來自選前之夜或官網，其論點僅供參考。無論如何，至少這名資深人類學家與我不約而同地關注候選人政策呈現怎樣的「對城市的未來圖像」這個層面。

Walter Benjamin指出資本主義出現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以城市做為人們的主要生活空間。而公共土地與社會空間的私有化與高度商品化，是在當代新自由主義情境下的特色：國家放任自由市場的機制與金融經濟的不斷擴張而導致自身的弱化，造成了人民居住空間被金融商品化為投資與獲利標的。這個製造經濟泡沫的土壤，同時亦是經濟泡沫最先崩壞之處。無論是房市飆漲或崩盤帶來經濟泡沫化，首當其衝總是受薪階級家庭。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時如此，逃過海嘯的台灣亦復如此。居住在城市中所感受的不安定感與焦慮，成了新自由資本主義情境下所有中下階級家庭生活的日常性。

在演說中，小英以說故事的方式來告訴我們，告訴聽眾她是如何了解到居民在城市中日常生活脈動，究竟面臨了哪些他們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以及她打算如何解決；從這些庶民生活斷片中，她對城市未來的社會想像逐漸浮現。

小英所使用的故事素材包括（我努力回想所有細節並加以整理後，才發現官網對此有詳細紀錄。因此，我濃縮她的談話）：（1）與永和社區巴士一名從雲林來的老太太聊天中，了解解她如何經歷移居、兒子車禍只能以零工為生，而她只好負起照顧孫子的故事。她的解決辦法是結合老人安養照護體系與社區巴士網絡建構的福利體系；（2）金山六個年輕人回鄉創業面臨籌措資金的困難以及東北角在地觀光產業如何適度開發的問題。她提出建立青年創業資金來協助，並創造地方產業來預防人口的外流；（3）原住民就業和都會原住民的居住空間問題：她與烏來原住民一同看電影，結束後因為聽見當地人淒厲地喊：「主席，我們沒有工作！」而心酸。她希望發展在地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原住民有權利去做他們想要的工作，讓他們的生活有意義，能做為一個有工作的人，有用的人」；從三鶯與溪洲部落的原住民的問題中，她希望在符合都會既有的人為規則下，找到他們能安居的空間，讓原住民能安心在都會工作以實現夢想；（4）板橋民翠里里長花了許多年說服居民參與都更，即使得到所有居民的同意卻再遇到困難。這是目前民辦都更的縮影：民眾對建商沒有信心，且時常受黑道干擾，對都更失去信心。她主張公辦都更，就是由政府負責規劃與引導，同時解決改建期間住房問題，而非如台北市一般僅強調容積率轉換，其他概由建商負責，而社會住宅的推出，更是要讓年輕人能安心地在城市打拼；（5）南洋的女性新移民是台灣之子的母親，並被喻新北市的文化資產，新市府要創造讓她們感到安心與愉快的環境，並將其文化融入在地以豐富新北市；（6）強化幼兒照護與教育環境。

儘管我對小英再現某些當前社會現象的方式不完全認同（例如她對原住民要求工作與人觀的想法的敘述方式，還是從漢人觀點出發的想像，以及三鶯與溪洲部落的居住空間問題），而婦女政策尚有強化的空間。整體而言，我認為小英的政策觸及了當前人類學對「家事經濟」（domestic economy）與「親屬」的分析對象。若將城市當成社群，其政策中觸及的家事經濟可分為以下幾個層次：個人就業（維繫家戶經濟）、自營作業（創業基金）與城市的內需產業（地方產業），以及一個比較接近希臘文oecomonics的層次，即指涉以家為單位的生活安排（如幼兒津貼、老人照護安養），並確保家戶的生活環境與條件（如公辦都更、原住民在都會的生存空間）。其次，該政策更意識到了當代的「家」與親屬的特性：隔代教養、失業造成成年男性很難負擔家計、提出由社會照護系統來負責老人安養、甚至（僅出現在網站而非晚會當天演講的）將寵物當成家庭成員的動物友善城市政策。在面對當代家庭處於經濟困難以至於生活無以為繼之際，小英提出社會照護福利體系的建構來解決：政府必須主導社會福利體系來關照經濟弱勢，對家庭成員無法或無能為力之處伸出照護之手。而公辦都更的政策除了是市容的更新與生活品質的提升，更意味著政府必須對住宅的金融商品化之趨向有所做為。無庸置疑，社會住宅的政策，清楚地彰顯出政府要如何抗衡住宅金融商品化的趨向，並以保障經濟弱勢者的基本居住權利為念。

這意味著小英團隊意識到城市居民的家庭與社區生活空間對個人生存的重要性（這聽來很理所當然；可是人們對理所當然之事往往視而不見）。更重要地，以此為擬定政策的核心，恰恰符合並點出了當前人們在新自由資本主義中的共同處境（我不清楚小英智庫是否意識到此點）。在新自由資本主之下，國家不斷地弱化並棄守自己應有的職責（並義正辭嚴地說：「尊重市場機制」），讓個人與家庭必須直接承擔市場機制快速變動所帶來的後果，例如，社會保險的商品化、熱錢外資炒作住宅售價以及民生物價的飆漲等。相對於一般新自由主義國家，小英政策中的「政府」是必須對改善家庭生活安排有所作為，不能讓個人與家庭獨自面對與承受經濟快速變動帶來的惡果。此外，這個將政府體現「照顧者」意象的政策，係以西歐社會福利國家為參照所設計，背後隱含了小英希望以實現分配的正義來解決新自由資本主義帶來嚴重的貧富不均。

值得注意地是，不同於西歐與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設計，小英提出的社會福利城市之圖像，並未放棄以發展地方產業做為未來經濟生活的基礎。在社會福利制度相當不健全的台灣社會中，目前中央政府推動的短期就業制度，算是相當接近welfare-to-work的精神。然而，該項類似社福制度的設計，被官方界定為「就業」，粗暴地掩蓋了經濟生活的實在（相關討論參見這裡）。另一方面，考量地方政府的權限且有鑑於英國政府長期提供失業救濟金造成濫發並成為財政負擔，小英以強化地方產業並令其升級來解決失業問題。這除了具體地且積極地回應新自由資本主義帶來經濟困境，同時是增加地方稅收以打造社會福利體系的基礎。如此才能進行城市內的分配正義。事實上，該制度設計融合了台灣社會賦予「工作」的價值與意義：以能力來體現個人價值（如一位學界朋友所言，長期領取失業津貼，「非常不符合臺灣人打拼的精神」）。

由前述，「政府」的性質不僅是對照著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作為而被重新界定，更要從它對人民的日常生活進行合乎公平正義的安排這個角度，來重新定位雙方的關係。如果「政府」有責任要實現居民渴望的「簡單的幸福」，那麼此一幸福意象的社會學與人類學意涵，就必須被放置在更廣大的社會經濟脈絡中來加以掌握，而非單純文宣口號。例如，面對法國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失控，Bourdieu提出他心中的經濟圖像做為批評：「相對於狹隘與短視的經濟，我們提出的是一種幸福的經濟。這種經濟注意到與職業活動有關之集體及個人、物質及象徵的所有利益，也注意到缺少職業活動或就業不穩定有關的所有物質及象徵成本」。在新的社會圖像中，城市的執政者藉政治來對經濟生活進行合乎公平正義的安排，才是「簡單的幸福」的深刻底蘊。

猶有進之，此一強調政府以實現人民在城市生活中的幸福感，傳達了「政治」可以具有另類的意涵：「政治」應該實現公平正義好讓人民生活獲得妥善安排的倫理學意涵。這已然跳脫新自由主義國家過度強調政客的形象與政治表演的美學層次，不再讓政治的表象對政治生活再現取代了甚至掩蓋了後者應有的倫理學意涵。另一方面，在將政治的倫理學意涵帶回一般人對「政治」的想像中，需要一種有別於過去的再現美學，小英提出一個貼切的意象：家／the domestic sphere做為說出城市現在與未來的主軸。這個意象或許聽起陳腐老舊；然而，正是在這個時代特有的社會政經氛圍中，家或the domestic sphere這個意象，表達了個人在當代情境中感受其在世存有的意涵，從而在不少群眾心中產生迴響（reverberation）。

隨著屆五都選舉的落幕，我們沒有機會目睹這個新的城市圖像是否真能被實現，亦無從觀察此一以中下階級為關懷的政策可能有的缺失，或其如何面臨其他階級的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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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投票/選舉人類學 （mala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