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色夜空下的社運記事
2004年6月25日田野筆記:傍晚四點多回到L家客廳,一直聞到一股瓦斯味,我原本以為是瓦斯沒關好,檢查了廚房及客廳的瓦斯桶都沒有問題,但味道還是不散,我開始感覺頭暈。到了五點,門外傳來急促的喇叭聲,原來是Z,他問我聞到臭氣了沒,我說,是誰家的瓦斯桶漏氣了嗎,他說「是中油漏的。我特別來跟你說,就是要你把這個經驗寫下來帶回美國去」。這時大廟廣播開始放送:「中油又在放毒氣,各位鄉親如果關心這件事情,我們一起到北門口去給他抗議!」愛看熱鬧的人類學家急忙騎著單車衝向高廠北門,已經有近百位民眾聚在那邊議論紛紛,交換各種身體器官的不適感,地上撒滿一層冥紙,許久不見的阿寶也從田裡回來了,他神情疲憊地說,「住在後勁這一輩子都是這樣,實在很懨(sian)。」
以上的場景發生在高雄市最北端的後勁社區。從1960年代以來,隨著石化工業的擴張,污染便成為這個古老聚落不斷重覆的噩夢,無數的工安記錄中最驚悚的是1986與1996年兩次油雨事件,當地人說,雨一下來陽台上晾著的衣服瞬間佈滿黑點;另外還有1988年某夜,一位工程師在宿舍內點煙引發氣爆全身灼傷,同年有居民發現該地抽出的地下水點火可燃。長期以來,地處下風面的後勁居民從飄自油廠的各種廢氣中練就了一身獨特的污染在地知識,光憑鼻子就可以聞出臭味是那個方位那座工場傳出來的。那天阿寶就斷定說,是輕油裂解場裡的「marubu」(筆者原音照錄,但實在不知道這個字的意思)壞了,與事後的官方鑑定如出一轍。換句話說,我的田野偶遇其實是後勁一整個世代的尋常經驗,就像那幾座燃燒塔的常燃火熖所襯出的橘紅色夜空,煉油廠的存在,構築了後勁奇異的污染地景。
1987年7月初,台灣戒嚴體制進入最後尾聲。在後勁街頭出現幾個年輕人帶著小孩子散發傳單(據L說,那年頭敢出來遊行的成年人不多,只好拉「不知死活的猴囝仔們」充數),反對剛宣布建廠計畫的第五輕油裂解場,順便對「社裡」那些為黨營事業歌功頌德的頭人嗆聲,就此開啟了長達三年的抗爭傳奇。1990年9月五輕在行政院長、經濟部長、以及鎮暴部隊的護航之下開工,但後勁人三年抗爭並非全無收穫,除了十五億回饋基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換取到中油高廠廿五年遷廠的承諾。關於這段台灣環保運動中經典的抗爭歷史,已經有非常豐富的文獻探討,本文無意重述。關心後台真實的人類學家或許更好奇的是,在集體抗爭的嘉年華會落幕之後,台下的尋常生活怎麼繼續?
1990年12月中旬,五輕已經開工三個月,郝院長、蕭部長、上千名在動工前後入駐的鎮暴部隊、來自台北各大報的首席記者們、不斷被影射為「流氓同路人」或「外來陰謀份子」的熱情大學生及環保人士等等,都已離開後勁。我憑著媒體上的粗淺印象,連絡了L,我們並不相識,但他一聽說是研究生要來做論文,馬上就答應我可以寄宿他家。L的樣子跟媒體上的英雄、烈士、或「環保流氓」完全不符,矮小的他雖然煙酒不斷,但有著一種安靜的氣質,不太說話(酒茫茫的時候除外),只有國小學歷的他,手寫傳單開啟了台灣第一宗民眾長期對抗國營企業的實例,但他幾乎不上舞台,也不拿麥克風。他說,我向來都是在幕後的,照顧那些別人沒有注意到的雜務,喜歡上台講話的人那麼多,又不缺我一個,等到運動久了其他人累了倦了,我再出來接班直到他們回復精力為止。L的年紀並不比我大很多,但抱持的卻整個是上一世代的思維。他一直認為做「公事」是奉獻,不該拿錢,把原本生意興隆的店面關起來全心反五輕的他,不但沒領薪水,還為這個運動賣掉了一棟販厝。抗爭過了半年其實原本激昂的人氣就有點潰散了,都是L堅持不談判不妥協讓它沒有像當時絕大多數的反污染自力救濟一樣,以數人頭的補償方式草草落幕。而第二年開始中油改變強硬態度,改用笑臉迎人的「敦親睦鄰政策」挨家挨戶「良性溝通」,也曾向L示好,說是廠裡的制服生意都可以給他,但當然被L拒絕。他說,做人的原則如果不守住,會被社裡的「查某人」瞧不起。
廿年前身為研究生的我,受到以白人為中心的田野方法教科書影響,還未入田野就先認定L他們都屬於弱勢階級。開始了第一個田野之後才發現,我這個隻身在外沒有鄉親奧援的年輕女性,才是他們眼中的弱勢。不管去那裡做什麼,他們總不讓我自己付錢,更別提什麼「報導人費」了。而那其實正是「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在田野中我所結識的男性友人,不管卅歲或六十歲,都似乎不需要工作(當時我對於「工作」的定義是很狹隘的朝九晚五上班族),少數幾位有頭銜的,泡茶聊天幾乎就是他們全部的工作內容。其實當地有更多真正的「農工階級」,以及人數更眾多但也更沈默的婦女,這些人忙於勞動因此很難在我的研究場域(以及媒體目光)中現身,更遑論積極投入曠日廢時的組織與對外串連工作(雖然他們常是忠實的被動員者)。而反污染運動得以在解嚴前後遍地開花,其實要歸功於像L他們這些看似無所事事的中壯年男子。這群男子與他們務農的父母輩一樣,大半生得不到國家福利體系的奧援,靠的是自家辛勤累積的土地與家產,以及世代經營的綿密人情網絡。他們並不貧窮,多半有幾棟房子,一小塊土地,也不像他們的姐妹們到了一定年紀就必須外嫁,只是教育資源的城鄉差距讓他們很難向上流動(這句成語以空間框架來說等同於向北遷移),從小到大離不開家園,跟著幼時同伴一起一輩子停留在同一個地方。少數叛逆些的個人則是曾經想離開,像Z是那個年紀少見的大專畢業生,他說,我在青少年的時候,就有一股很強的潛意識,以後一定要離開這個鬼地方到外面去,但離開了之後還是又回來,因為朋友啦親戚啦都在這兒,土地在這裡,根本走不開。就這樣,已經退無可退的一群從小廝混的朋友,在Z家旁的鐵皮棚,從卅歲泡茶到五六十歲,構築深厚的人情基礎,也形成在地抗爭的核心主力。
常來拜訪L的朋友中有好幾位地方記者,其中兩位與L特別好,但在五輕興建之後她們就疏遠了,L說她們一直抱怨L說謊,在五輕動工前刻意升高大家對於悲劇情節的期待,但最後卻以「反高潮」收場(五輕動工那晚只有七位反對者到場,靜坐一下就離開了,沒有任何大家預期的激烈動作)。我很不適切地開玩笑說,難道你們那時應該自焚才能滿足大家嗎?L聽了馬上滿臉嚴肅地說,1989年詹益樺自焚時我剛好在旁邊,那時我們還以為是有人丟汽油彈,過幾秒之後才知道是自焚,我馬上幫著救,看到火熖之中詹的手臂肌肉在動,可能是身體燒起來時,肌肉會自然地抽動,這幕情景永世難忘。L說他很能體會詹的心情,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與政府講理論辯,而階級低的人就只能用身體來反抗,但在五輕動工之前他就早知大勢已去,那麼多的鎮暴部隊,連軍人院長都入宿後勁了...(L沒有繼續說下去)。至於那晚靜坐之後他跑去那裡了?在十五年之後一次酒醉場合L才想起來。他說,我跟Q仔在深夜裡一直跑一直跑,後來赫然發現,我們怎麼跑到公墓來了,而且我竟然在哭耶!墓地下埋著去世的當地人,他們是去向後勁的祖先哭訴抗爭失敗,要祖先原諒。好笑的是,Q仔這個外省記者竟然哭的比我還認真!跑社會運動新聞跑的這麼投入的情況很少見吧!
污染不只是環境議題,更是社會議題,涉及到空間權力的建置與公衛資源的分配;污染的效應,則會影響經濟資本的流動與再分配。
後勁這個五角形的聚落有三面緊鄰煉油廠,廿年來當北高雄其他區域都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後勁主要街道卻大多維持原貌。Z跟L都苦笑地說,「全高雄最落後的就是這裡」,「都被中油夾的死死的,沒有發展空間」。即便高捷在此設站,但對於當地的房地產價格並沒有助益,都是因為環境問題。根據後勁基金會所提供的資料,過去廿年來,當地罹患癌症及癌症致死的比率,都比其他地區為高。從我的個人經驗來解讀這些數據,看到的是一個個舊識面孔逐漸消失。從1990年到2010年,後勁已經經歷了一個世代轉替,抗爭照片中那些手持「怨」、「我愛後勁不要五輕」標語,頭戴斗笠的老人們,大都在六七十歲時就離開人世,而從2004到2008年之間,又走了好幾位友人,包括三年級的Q大哥,四年級的啞吧,及五年級的C里長,L則在2009年突然住院,讓我後來每次聯絡他時,都很擔心手機會傳來「你所撥的電話是空號」的語音訊息。從經濟面向來說,L他們絕對不是弱勢階級,但長期的工業污染讓他們的居住環境落入都市底層,他們的健康,也如底層階級一樣的飄搖。
對於污染的記憶機制,則是一個集體的社會過程,在茶棚、廟前、菜市場的日常交談中持續共振。舊部落的居民,自有一套解讀國家石化政策的方式與語彙,是再多充塞專業術語的環評報告都無法影響的。他們說,煉油廠這幾十年來的做法,就是要慢慢擴大,要逼後勁人離開。而國民黨如果真的要在這塊土地長久經營,一定圈住污染性工業,怎麼能像前陣子報紙說的,五輕在後勁,六輕在雲林,七輕要建在台南,八輕在屏東,還有九輕十輕要放在花蓮台東(sic.,原誤照錄),這樣豈不是把整個台灣島都變髒了。後勁人對於國民黨的負面記憶如此深刻,即使該黨在高雄長期在野,對他們而言,這個黨還是貪污、權貴、與污染源的化身。然而另一黨卻不斷地在背棄他們的信任與最素樸的支持。Z說,最先提出讓高廠就地轉型不要遷廠的,並不是國民黨,尤其讓他們失望的是一些過去在野時反五輕,當官之後就主張經濟為重的學者官員。但即便如此,後勁人並不會放棄對於本土政黨的支持,像L在我數次挑釁式的問話之後,不得不承認換黨做以後並沒有好很多,「但是不投給他們難道要投給國民黨嗎?」,這是他永遠不可能想像的選項。
在看穿了政黨政治並無意真正解決他們的環境困境之時,有些後勁朋友則開始從宗教角度來談論他們半生的污染經驗。2004年夏季我回後勁做田野時,好幾位受訪者都以「後勁的共業」來形容他們與煉油廠的關係。已經茹素多年的P說,共業就是我們可能會產生共同的因果,萬一煉油廠爆炸,共業就是你後勁這個社區要去共同承受。這個業是後勁人要修的,要共同努力。我不禁問:「但是這個業要修到何時才能了結啊?」P、Y、Z都說,這就是政府當年承諾的廿五年到了,民國一0四年,看這個共業能不能結束。重要的是大家要團結,如果社裡團結起來,中油是絕對不可能得逞的。
2010年9月,後勁舉辦五輕建廠廿週年紀念遊行,有四千多位居民報名參加,廟前廣場人聲沸騰,旗幟飛揚。除了老祖生日的遶境儀式之外,後勁這廿年來很少有這麼熱鬧的場面了。自從L在菜市場發反五輕傳單到現在廿三年,他們這個世代有半輩子的生命都是跟著五輕與高廠起伏,到現在還不得閒。這是什麼奇異的「共業」?他們從「環保是圓是扁都不知道」到現在可以對各種石化污染侃侃而談。而當今活躍於政治枱面、學界、環保界的許多許多人,年輕時都到過後勁,都曾被這個極具草根氣息的集體抗爭所感動、所啟蒙。廿年後,這些外人逐步在不同場域中成就,而L與Z他們卻都還留在原地,一樣種著他們的竹筍、香蕉、開冰店、或管理廟務、或在鄉里間繼續無所事事。他們出生於此也將老死於此,這種固著的地方感與都會市民的身份似乎格格不入,然而,也正是這種固著又固執的地方感,讓後勁除了污染更保有一種獨特,吸引了繞了地球一大圈的我不斷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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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欣怡 橘色夜空下的社運記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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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輕的確最早規劃在屏東南州台糖農場,因反對改到嘉義布袋,也是反對換到雲林,遇到台塑用鋼廠假投資搗亂,後來因為進入二階,改到國民兩黨地方政客都支持的彰化。
2.把承受污染當成自己地方的「共業」,讓人好難過。
"marubu"=valve
我是路人
我家住南高雄,印象中小時候只要坐車往北走台一線路過後勁中油一帶,就必定會聞到一股味道
還記得每次去台南要回高雄時,只要聞到那臭味就知道高雄到了。
感謝懺及潘翰聲的校正,解答了我在謄錄田野筆記時的疑惑。
To Luun,的確,沒有高鐵之前都是在楠梓交流道轉車,隨著臭味逐漸轉濃就知道後勁到了,嘆
不要太悲傷,因為他們當年的努力,讓台灣整體的抗議文化繼續形塑,這個遺產影響大家繼續對公共性的探索。他們所啟蒙的學生後來如果在別的領域有發揮,也很有貢獻。25年到的時候,或許當年被啟蒙的人都回到後勁[進香],回饋一些也不一定。前提是24年週年時,要有一些[運動],免得又被拐了。
對了,再補充一下。
上上禮拜吧,我在公視看到經濟部工業局長和高雄市前環保局長張豐藤和中興大學的經濟學陳吉仲老師在辯論國光石化,後兩位是反方。當張先生說根據學者做的調查,輕油裂解廠周邊的人得癌症的比例比一般地區高。結果我們的工業局長說,諸位這樣講其實太簡化問題,我告訴諸位,台灣得癌症比例最高的地方,不是裂解廠周邊,而是金門。張先生回他,拿金門是最高比例罹癌地區來反駁裂解廠增加致癌率,不是更可笑。
感謝這篇文章的觀點
想請教作者對五輕更深入的研究可不已再向您請教
我想在近期的後勁生態公園的徵圖中
將人類學的觀點融入設計
不知道作者您可以指點迷津~~
我的老師也是芭樂的作者告訴我芭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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