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牛一直是文明史上的行動者，人類社會發展怎麼可能排除動物? 追溯86年前殖民者設置陽明山牧場，進入長期調集戰爭物資的準備，擎天崗動物生態系的變化反應了國家對待土地的關係，從圈養家畜、掌握並運用自然力；到上個世紀來，陽管管領了臺灣最大都會旁的自然保護區系統，宜以文化動物角度來審慎對待野化水牛，並尊重草食獸間的生態演替機制。請陽管不要在未公告/未討論/未有社會公議之下，恣意抓走私地上里民的野牛；也不要宣稱牛不適合草山土地，就來移除水牛。我們為了讓公家機關正視公民輿論與社區參與，牛社團臉友針對擎天崗水牛的福祉與去留設計出一份問卷，企盼調查結果可建議陽管如何管領水牛做為自然與文化雙襲產。

當一個群體內部的異質性跨越某個閾值，反而更能逼問群體內部成員，究竟令你們合一的基礎為何？摸索多年，我目前給自己的答案是：承認人性軟弱，對他者保持開放性，相信在異質的他我之間，存在一個高於我們的共享價值。或許，在當代民主國家，那共享的核心價值會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群體內成員只能努力朝向它，沒有人應該有權力聲稱能夠掌控它、抵達它。

在這裡我選出五篇我喜愛的人類學文章，它們並非曠世鉅作或對人類學理論有深刻的貢獻，而是對我身為一位人類學家的養成有重要的意義，且從現在來看，仍值得一讀，不論你在人類學道路的哪一個階段或方向。

竹科成立於1980年，園區一開始的基地大致坐落於坡地上，盡力避開徵收水田地區，工業徵用坡地旱田，水稻良田則繼續耕作生產優質米。大概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然後經過整個1990年代，水田意象終於不敵矽島想像。晶片工業觸發了都市紋理的擴張，新世紀至今我們看到代表矽佔領的都會化過程，最終燒向竹科所在科學城的各個角落。竹科作為宇宙政治，見證了從量子世界到都會空間的纏繞糾結，以及其餘世界裡行動者的掙扎求生。

我們是否可能在不受到主流論述呈現的孤獨死圖像的影響，初步地去理解單身生活方式，或者只打算與人保持最低限度的互動且不想依賴家人臨終的生活方式？在多數情況下，單身在臺灣被認為是一種過渡狀態，彷彿他們在人觀上尚未完備。Storr認為這些無法與人建立親密關係與生活安排帶有強迫症色彩的孤獨者，不該被輕率地歸類為「精神疾患」，強調我們應該從生命史與創作來了解與認識這些難以建立關係的背後那些所受苦的心靈與才華。

這是一個斜槓博物館的人類學家的策展筆記。內容是策劃一個有關COVID-19疫情經驗及反思的展覽。短期內要完成、（趨近於零的）低預算、有限人力，要怎麼做？怎樣才能以策展來與這變動的時代對話？

你有看泰劇嗎？網路串流平台及戲劇作品打破不同國家的人曾經持有的虛幻與真實之間的疆界。納豆青木瓜沙拉老師將帶我們走過「奶茶聯盟」（Milk Tea Alliance）形成的導火線：泰國BL作品的亞洲傳播，和其所形成的實際政治及社會影響。BL在當今在泰國是基於泰國的文化想像而形成結合日本、韓國兩地特色的「日韓文化」（Koreapanese）綜合體，更延伸出最近台泰港形成的「奶茶聯盟」。

「你們這本書會成為典範。」
在研究所課程與社區營造計畫的交錯下，劉正元老師獲得了卡那卡那富族民族植物的專書出版任務，與學生一起向耆老們學習各種民族植物的使用情況、意義，進而認識族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這本專書以耆老姓名作為主要作者、撰文者姓名為次。這本專書，除了讓讀者學習原住民生態智慧外，背後也隱含某種傳統話語權的翻轉。

這些敘事，套用生態哲學家Holmes Rolston III的話，即是「故事居所」（storied residence）。更重要的是，這些多元與豐富的敘事必須傳講下去，而我們的論文僅是受到這個口述傳統的啟發下，所產生與做出的微薄貢獻。就像是年輪、年記、食譜、以及河流，這些物都將許多自然與人類社會中的事物連結在一起。我們總是像Haraway所說的，用這個物來講其他物的事，用這個故事來講其他的故事一樣，在一種比較深層的反省中我們之間是彼此連結的。

台灣原住民漫畫「歷史寫實主義」的色彩相當鮮明，重視創作過程中資料蒐集的環節，並強調所描繪群體的文化「原真性」。然而原住民漫畫也有相當豐沛的批判能量，能夠從畫冊中的另類現實擾動殖民體制帶來的刻板形象，並重新想像其文化主權和身分認同。其實不論是歷史寫實主義還是政治批判的風格，都無法輕易框限漫畫豐富多元的例子，因為漫畫的精神不就是不斷想像、超越和挑戰。

今年夏天，暨大原住民保留地又神奇地出現了一座涼亭，和前幾棟建物不同的是，它並非典型的某族群傳統建築，過程中也未邀請部落族人來現場搭建或指導，而是原專班的一位賽德克族學生浩文與他的排灣族學長漢笙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用倆人所理解、想像的「傳統」工法聯手完成的作品。我有幸見證、參與了他們實踐夢想的歷程，並從中得到許多啟發。

聖誕歌可以用來反戰，用來翻轉保存文化傳統（是「翻存」而不是「封存」），也可以用來政治諷刺。可以用來抒發失戀，也可以用來表達失業。或是，用來一邊嘻哈，一邊反思。

科技考古學做為一門學科分支，有其獨特的領域發展脈絡，實驗室技能的掌握、資料數據的處理、實驗室之間的溝通合作、以及考古與科學知識的整合，是科技考古學以實驗室做為「田野」的重要實踐過程。實驗室做為科技考古學主要的研究活動場域，比起單一學科的實驗室，更強調合作、溝通、以及相互理解的重要性，這是科技考古學「田野」的重頭戲，也是其不亞於傳統考古田野的挑戰之一。

2020台北雙年展正在舉辦，來自中央研究院的彭保羅老師參加了「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的「外交新碰撞」開幕研討會。藉此討論拉圖定義的「氣候戰爭」和「氣候外交」概念機會，他提出一個有關其形容為「恐怖思想份子」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問題：我們真的需要引用他嗎？

清末民初之際，台澎金馬等島嶼有各自不同的歷史遭遇。這些島嶼在1949年後同屬於一個政權治理之下，卻因反共大戰而有彼此迥異的戒嚴時期經驗；儘管如此，台灣本島還是離島居民尋求生計改善、階級流動、與人生夢想的期許之地。對於在戒嚴末期出生，與台灣民主化歷程一同成長的金門青年來說，他們在家鄉所進行的各種類型的公民實踐，並不是以金門和台灣間的歷史差異來強調金門在地認同，而是建立在金門與台灣隸屬同一政權治理所享有的民主與自由之上。

法國哲學家André Comte-Sponville 曾說：「我寧願在自由的國家染上Covid-19，也不願在極權的國家中無恙」(J’aime mieux attraper le Covid-19 dans un pays libre qu’y échapper dans un État totalitaire)。沒有大餐也沒有廣大親友團聚的聖誕節，還能稱得上聖誕節嗎？熟悉法國文化的楊豐銘老師，分析疫情之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從而說明社會契約精神在當代的實踐。在法國政府抗疫所展現的施政能力飽受質疑的情況下，能不能放假出門，成為了一場爭取公民自由權的生活政治。

多虧了極權統治者極度自戀的荒謬大外宣，以及一顆受罪咎感鞭策而力求振作的頹廢心靈，一部分被自由世界長久遺忘的失蹤者，終於找到回家的路。只是，回家之路崎嶇漫長。當在地獄中度過的時日，已超過被硬生生拔離家園時的年歲，吹拂著人事全非的家鄉的自由空氣，竟比牢獄中已熟稔的毒瘴，更為冷冽。

自從世稱「田野調查之父」馬凌諾斯基在因緣巧合之下來到了大洋洲上初步蘭群島進行了長期田野並豎立了民族誌田野調查（ethnographic fieldwork）典範之後，田野調查成為了民族學與人類學學門中重要的成年禮。但是身為民族學與人類學的門徒，要怎麼開始做田野？怎麼做好田野？究竟有沒有人能教你做田野？這些問題好像都成為老師們嘴邊一抹神秘的微笑，等待學生自己去揭開田野神秘的面紗、自己去體驗田野中的酸甜苦辣。

全球疫情蔓延之下，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與破壞性幾乎燒盡整個2020年，而另一株強力與影響性幾乎等同肺炎的火苗，非美國的種族紛爭莫屬。今年五月底，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性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涉嫌使用假鈔而死於警察不當執法暴力的事件，在疫情中引起全國關注，甚至是引發全球大規模的抗爭，重新將美國長年以來的種族矛盾推至最前線。

天光未啟，溫文儒雅的天葬師—旺燈，孤身盤坐於天葬台上替亡靈唱誦經文，為祂鋪築這一世的最後路程。我隔著溪水從對岸認出了他，右手的卜朗鼓咚咚作響，左手搖著玲，趁著夜與晨親吻之時，那畫面渲染著一股謎樣的美。霎時，我停下腳步，只想遠遠的凝視，深怕任何一個不合時宜的姿勢，打攪了祂與塵世的道別。「美好的事物從不尋求關注」，腦海裡浮現這句話，我摒住呼吸，任時間繼續流淌。「早上好」，旺燈露出靦腆的笑容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