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最近公視在播「為什麼貧窮」系列，也讓我想來分享一下對於貧窮的觀察。我的田野地是在一個正高速發展的地方，一方面在快速脫離貧窮，另一方面卻也創造更多的貧窮。好似富裕身邊總站著貧窮，兩者以同樣的速度前進。在發展過程中，貧窮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不同文化如何看待發展中創造出來的貧窮，這些提問常常浮現我心。今天這篇芭樂文，我既無意於對這系列的影片寫些影評，也無意講述我的研究發現，第一次來種芭樂，芭樂軟硬尚不知如何拿捏，但主編已經提醒過不宜過度學術，字數也不要太多，所以，我想我就試著用人類學最擅長的說故事手法，來跟大家說一個我在這幾年間接觸到的人群，他們怎麼看待身邊的貧窮的故事。

由芮秋卡爾森女士（Rachel Carson）寫下的「寂靜的春天」。書中的最開頭就以環境經驗的消失破題，給予讀者「冷酷」的震撼：

「過去未工業化的年代，每年的春天都有著數以百計的鳥兒於天空翱翔，或於樹叢間鳴啼著悅耳的歌聲。然而現在因為大量使用DDT等殺蟲劑，導致鳥兒不再飛翔、鳴唱......。我們還能在春天時聽到鳥兒的歌聲嗎？」

在天鵝城詩巫 ，紀念公園（Memorial Park）是從2001年才開始出現的新現象，也代表著這座城市力求現代化脫胎換骨的期望。然而，詩巫市議會的這項計畫，也使得當地華人社會原先暗潮洶湧的歷史詮釋具象化，歷史不再侷限於少數人可以取得閱讀的書刊，而是安置在開放空間，讓大眾有機會接近觀看。

好容易發掘結束，卻發現要離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汪洋中引擎忽然熄火，怎麼辦？該不會要上演考古學家Pi的奇幻漂流吧？

在東拼西減，勉強湊合的情況下安頓在島上，終於要開始發掘工作了。然而事情當然不會那麼簡單，好戲還在後頭！蚊蟲、老鼠、和邪靈都來攪局，不過一疊台灣帶去的收據有特殊功效，可以擋住不懂得報帳的老鼠喔！

你以為當個考古學家，在大洋洲出田野很浪漫嗎？在上次爆笑的初期探勘之後，歷經千辛萬苦，考古團隊終於申請到許可、拿到經費、湊到時間，正式前往挖掘。然而事情總沒那麼簡單，請看這篇田野日記～

金融時報頗受歡迎的專欄作家Tim Harford以「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為名，「解答」讀者疑難雜症，還結集成書，有不少趣味。2012歲末的芭樂人類學因為連假失去週一的節奏感，差點開天窗。臨危救火，就以此為格式，來個「親愛的芭樂人類學家」專欄吧。

第七次「美麗灣度假村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會已於2012年12月22日結束並做成「有條件通過」的決議。可想見的是，包括縣政府等支持者是額手稱慶，因為美麗灣的營運會帶來臺東的發展；反之，反對者則批評此案例一開，全台國土恐都要失守。
從第七次環評當日的過程來看，一個值得注意和思索的現象是人群的組合與區辨，同時隱含著對於社會關係的漠視。另一方面，忽略社會關係與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也隱含著狹隘的「發展」的觀念。

2012的美國大選，我剛好躬逢其盛，作為一個人類學愛好者（本人是amateur的層次)，又是一個對美國文化陌生的人，正好做了具有文化驚訝（直翻）的觀察。美國大選最受矚目的重頭戲當屬三次辯論，而恰巧今年這三次辯論，都不只讓美國人「更了解（？）」他們的候選人，更重要的都順便捧紅了其他明星，從芝麻街的「大鳥」到新出現的集合詞明星「文件夾」，一直到最後一回合的「馬和刺刀」。
作為一個長期沉浸在地方的研究者，聯邦與特殊投票制度引起了我的興趣。米國聯邦制所決定的選制，造就了他們特殊的選舉文化、溫度和情感與認知結構，就像台灣的選制和歷史造就了我們自己的。

為什麼David Graeber最近吸引那麼多人類學者的注意呢？或許對交換理論、價值觀理論及Madagascar的民族誌等議題有興趣的人，早就看過他的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2001)。但，在Graeber出版了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2011) 一書後，他更廣泛地引起了很多人在人類學期刊及部落格上的討論。不只是Debt一書的內容引起人類學界的興趣 (我自己覺得他2007年出版的論文輯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的內容更豐富)，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從很早期開始便參與了紐約市的Occupy Wall Street（OWS）運動，且他也常常出現在媒體上，解釋OWS運動的目標、方向與實踐原則。因此，在人類學界(包括芭樂人類學!)正在熱心地討論「公共人類學」的時候，Graeber便成為了一個很令人樂觀的公共人類學者典範。

二十世紀末，當時全球地理定位系統還在發展中，也沒有谷歌全球地圖。我們已經多少年讚嘆著好萊塢電影中ＣＩＡ或是ＦＢＩ神通廣大無所不知的地理定位系 統。這個過去只是虛構的東西，結果在短短幾年內都被發明出來了，我認為這是好萊塢是我們的model for的最佳證明。如果說以前波赫士與Lewis Carroll要用1:1的地圖來做一個誇張的比喻，說我們是活在地圖上，現在的我們應該說，我們是活在好萊塢電影已經建構好的世界裡。

比起去歸類我這種具有「澀味」的文章是否屬於大眾人類學，我更關心自己的知識建構，是否能address那些我遇到的尋常百姓切身關心的問題，以及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感受、理解或不解。更精確地說，我關注如何能自一般人生存當下的脈絡及其所關懷的問題中，希望藉此重新提問，由此如何可能為重新建構人類學知識帶出新的空間。從今年人類學營及總統大選以來台灣社會高度關注的現象中，我挑選了三個問題分別是：臉書／或網路、多元家庭以及為了維生與個人生存而出現的各種示威、抗議。這三個問題分別涉及了研究者如何思考當代的個人、家和社會的理論化工作得以可能，並進而以此思考人類學知識的重構。進一步而言，正因為當代是個人主義以及個人做為主體能夠有效運作的時代，身為研究者的我關心的是：究竟是怎樣的個人？造成了怎樣的家？在怎樣的意義和層次上，社會或者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是有可能的？

「砍掉之後，到底要重練什麼？」我吐了一口神祕的力量，繼續練：「這篇埃及芭樂若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在2012年的11月26日公開，換句話說，再過三天，一件重要的大事即將發生，那麼，就先說說這件事吧。」

要釐清這段糾葛的三角戀習題，必須將時間倒轉到1990那年，我決定放棄台大數學所學業，轉考人類學研究所的關鍵時刻。那是我人生中最不順遂的考試，連著兩年落榜只能苦苦地單戀人類學，卻意外地促成了和原住民部落的美麗相遇。

時序拉回到20世紀末的一個春末夏初的日子，我還依稀記得在我申請推徵人類系研究所碩士班的面試考試時，面對看著我的研究方向不以為然的老考官問道：「妳為什麼不去考舞蹈研究所？」，我心底油然而生地反問：「人類學不能研究舞蹈嗎？」(不過當時我很睿智地沒有讓這個問題脫口而出）。等到了英國唸博士班時，台灣留學生聚會時，每逢有人問起我的研究領域時，我就直說「舞蹈人類學」，身旁的學友想一想簡潔地回一句：我唸的就是人類學，又反倒讓我的自我標籤顯得邊緣。儘管我很清楚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探索舞蹈或藝術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然而一直以來，學科的邊界和內涵的定位問題催逼著我在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上跨域蜿蜒前進，直至落腳在一所以藝術知名的高等教育機構。

2012年10月「台灣人類學年會」上，幾個朋友籌組了「跟人類學談戀愛：大眾人類學圓桌論壇」，得到很熱烈的迴響。接下來幾週我們將以論壇的引言稿和現場討論為底，推出「i級芭樂」（iGuava）第二期，以「大眾人類學」為主題，推出5篇芭樂系列。

薩摩亞裔、紐西蘭籍編舞家Lemi Ponifasio所編創的《啣鏡之鳥》(Birds with Skymirrors) 獲新舞臺新舞風藝術總監林懷民先生的邀請，於2012年10月中旬來台演出。對於這個作品我可說是充滿期待，因為雖然南太平洋的諸島各有其代表樂舞，但是要把傳統文化和樂舞的精髓轉化成現代劇場的元素，還很少見，更不用說成功的例子。再者，Lemi Ponifasio這位原住民編舞家，作品橫掃歐美重要國際藝術節，還被譽為可與舞壇傳奇人物碧娜·鮑許與摩斯·康寧漢平起平坐，連到了台灣，林先生都當著媒體的面說：「我希望我可以編出那樣的作品。」

太平洋，自1521年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航行於其中時、有感於海面平靜而為之命名以來，它就成為北半球的殖民與冒險者嚮往的樂園。儘管太平洋海域浩瀚而深不可測，蔥鬱的小島、蔚藍的海洋、細白的沙灘上迎風搖曳的椰子樹，透過媒體不斷大力輸送已成為標準化的南海意象。然而你可以想像嗎：當有一天，太平洋不再蔚藍，細白的沙灘成為灰飛煙滅的墓園，而原本徜徉飛翔的海鳥，紛紛墜若於此，蜷縮著身軀掙扎蠕動至生命的終局？這正是紐西蘭MAU舞團編舞家Lemi Ponifasio在《啣鏡之鳥》這支作品中所傳達的意象。

是誰規定一部史詩巨片一定要有一位英雄？什麼樣的歷史電影才能讓人不急著進行道德批判，進而能夠更深一層探討歷史，甚至是人性？以一個近乎消逝的族群為主軸的故事，如何才能避開多元主義的陷阱—透過影像的再現本質化、單一化與固化一個「文化」， 好符合主流社會的各種矛盾的道德想像，對被壓迫者進行二次文化剝削（如相信阿富汗社會極為「父權」，其女性必定悽慘被虐、現代澳洲原住民可以舉辦「傳統」儀式但不應該再進行群婚、魯凱族藝術家最好畫百步蛇而不是當達利、愛斯基摩人不應該對現代科技很熟悉，所以看到唱片應該咬一口，或者不遵守「伊斯蘭法」的穆斯林並不是「真的」穆斯林）？

賽德克巴萊最讓我佩服的地方，就在於它成功地說服我，即使是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對歷史進行有深度的詮釋。即使是一部商業片， 也可以做到避開非黑即白、善惡對立、重蹈現代歷史教科書英雄情結過剩與正邪對立的扭曲思維。一部商業片，也可以把少數族群的尊嚴與掙扎，轉變成主流社會自己的故事。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問出不是選擇、填充、是非，而是深論的大問題。而這個大問題——由莫那魯道的口中說出，但更寬廣的代表著被壓抑的集體靈魂之吶喊——就是「選擇死亡的方式」。

這十年來, 我的研究題目跟偶有關係。 我是從霹靂布袋戲的研究開始。 在訪問霹靂戲迷的時候, 發現很多人很愛收藏布袋戲偶和公仔, 而他們跟布袋戲偶, 公仔的互動方式很特別 – 譬如說, 他們會帶偶到觀光區「外拍」, 拍得真的很像活生生的人, 也會跟偶、娃娃一起看電視, 講話. 這讓我好奇了起來, 想了解偶在年輕台灣人的生活中, 偶的功能, 重要性如何. 所以我就開始採訪不同類別的偶的收藏家. 開始參觀賣公仔的店, 被很精緻的設計公仔迷住了, 所以下一個研究計畫就是關於不同人物產品的設計. 我越來越發覺到, 偶在年青台灣人的生活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偶的功能很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