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我在英國第一個學期某門課的最後一堂恰好在聖誕前兩週，授課老師帶了高檔的shortbread與義大利汽泡酒來上課。討論結束後，她問修課同學（共三名），各自在家鄉如何過聖誕節。兩名同學分別來自美東與美西，一聽這問題便滔滔不絕地談述美國人過聖誕節的習俗及各類趣事。就在他們對話出現一秒鐘空檔時，教授立刻轉頭問我，妳在台灣如何過聖誕節？我開始談台灣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以及田野地的居民，如何以各自的方式來過聖誕節。最令他們最驚訝的是，居然有人將聖誕節當成朋友聚會、情侶約會、甚至集體舞會的玩樂時間，而不是與家人團聚的節慶。隔天與指導教授meeting時，她貼心地提醒，「現在應該還能訂到機票，妳要不要回家過聖誕節？」過了幾天，我為準備返回蘇格蘭某小島的學姊送行時，她很真摯地抱住我，並以充滿無限悲憫的眼神與聲音說：「聖誕節假期千萬別工作，好好休息；聖誕節就是要跟家人一起度過，沒有人在工作」。

二零一零年初夏，我陪著來台講學的指導教授到宜蘭參觀大宅院友善市集。爛漫陽光中，我興奮地向老師逐一介紹每個攤位的小農與他們背後的故事。老師長期在印尼雨林裡做田野，近年並把研究觸角伸往日本山村與美加西北岸的溫帶雨林，對生態與農業議題有深入的比較性視野，也因此與市集小農很有得聊。回程途中兩人聊性不減，談起各自的新研究主題，我說打算把研究目標移向印尼農村，因為發現自己過去十年來雖然去印尼像去自家灶腳，但其實活動範圍多限於城市，因而對印尼農村認識貧瘠。老師連連點頭稱是，末了加上一句：「對嘛，認識你那麼多年，你以前根本從.來.都.不.關.心.農.村！」
老師說話向來實在，所以我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淌了幾滴血，之後開始對自己O.S.：我不是不關心農村，只是看不見！

御宅男SAL9000或是前往虛擬歌手演唱會的粉絲，並非盲目的追求者；當今的評論也不是「自卑、缺乏自信心」或是「現實跟虛擬已經傻傻分不清楚」等不屑語彙。用人類學概念說明的話，不了解一個人所處的文化，便無法理解他的行為舉止何以如此。當數以千計的一群人為了同一興趣而具備相似的生活模式時，在過去也許可以稱為「盲從」，但在今日的世界裡，這叫做「意義的豐富性」。這不是因為現代比起古代情境來得更為複雜，而是當代的發聲以及集結方式比起以往更容易推翻權威的論斷。

芭樂第一次推出時事專題系列，三連發各有不同的觀點與風格。

選舉作為一種國家的儀式，再清楚也不過了。台灣幾乎年年有選舉，簡直就是「歲時祭儀」；選舉過程彷彿行禮如儀──初選、領表、登記、民調、 政見發表會、拜票、掃街、造勢、投票、開票，此類定時轟炸已經成為台灣生活的一部分。當選舉的種種已經成為刷牙一般的routine，人們大部分關注的只是輸贏而已。今年因為小孩在一旁問東問西，讓我重新「異文化化（exoticize）」選舉；如果有個火星人來台灣做田野、寫成選舉民族誌，會如何描繪選舉景觀（election-scape）？

芭樂選舉系列第二彈！覺得第一彈「性不性，由你」太娛樂？那麼來顆硬芭樂吧～
單一的馬基維利式權力概念不斷地重複，而政治學式的語言（與人類學家最愛的「文化」一樣），變成常民的語彙，成為形塑常民理解「政治」的一部份，而選舉時序與進程支配了我們感知政治領域演變的紀年。那麼，在台灣一向被誤認為都在研究原始社會與過去傳統的人類學家，在這個當代在普遍不過的日常「政治」生活中，會看到什麼？人類學有什麼合適的語言可以準確地掌握選舉這個被視為象徵與實踐當代「民主」的活動呢？
我以小英在板橋選前之夜中提出之政策做為分析對象（我不是小英的智庫，也沒興趣搞造神運動），探討政策究竟如何可能成為理解選舉的一個面向？我聚焦在「政府」如何被想像／重新界定、「政府」對城市進行怎樣的社會想像，並探究個人存在與家庭生活成為政策焦點的人類學與社會學意涵。

五都選舉是台灣社會的大事，人類學家怎麼能缺席？芭樂特別企劃，推出三篇芭樂文應景一下。率先登場的是這次遠離五都的有機草莓，她心情比較平靜所以很快就寫好了。另外兩顆子彈（誤）兩篇將在有最新消息後隨時為您插撥，請持續鎖定芭樂人類學。
朋友寄來一個有關投票的新聞，西班牙社會黨的選舉廣告，將投票比喻成性愛歡愉，遭到友黨的抨擊，認為是對女性的侮辱，也許這個抨擊只是藉機找個對方［對女性不敬］的標靶，進行選戰攻擊。但是不僅對手批評，連自家人也認為［不妥］的廣告，衝擊力實在太大，自然也跨海傳輸到全球。

最近有三件截然不同的事，卻都讓我想起人類學的研究與介入行動若同時發生時，可能出現的反思。一切似乎與研究當中情感發生的時間順序有關。第一件事是我為求解惑與舒壓而寫了一篇文章，討論一個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我試圖解釋為何我在中國第一線從事毒品與愛滋病的研究時，雖然我具備熟悉的地方關係與地方知識，也能想像我可能有的貢獻，卻沒能介入問題層出不窮的當地防治工作，也沒能展開倡議行動？長話短說，我認為這是個人類學的倫理議題......

百年、千年或萬年以來，無論風吹草起或天搖地動，它們只是靜靜地看著人情冷暖、隨波逐流，而隨著時間飄逝，它們或是慢慢的灰飛煙滅、或是安安靜靜的守著原來的位子等待自己的伯樂出現。『它們』就是考古遺留，是我們祖先的遺留，是一件件我們於土裡或海裡所發掘出來的各類物質，也是考古學者眼中的寶物。不同於整齊劃一地排列在小格子或小櫃子的文字檔案，直到再次出現於世人眼前以前，天地就是它們的休息的處所，它們是另類檔案。

前不久所上學生舉行資格考，其中一個同學以蘭嶼觀光的交換食宿現象為題，他的文章中提到了Mauss和Malinowski兩個大佬，但老師們仍不滿意。「交換」在人類學是多麼重要的概念，怎麼可以只提這兩個人！我非常同意同事們的看法，因此只敢在芭樂人類學裡談禮物和交換，那就不必去和一大堆人類學的big man對話了。

骨頸的大小與形狀千變萬化。在同一個個體中，遑論任一族群的人骨或獸骨，都可見圓形、長方形、長條形、三角形、蝴蝶形、動物形象等各式骨骼。其大小亦可差之千里，可從小至數釐米的豌豆骨，到大至數百釐米。同理，厚薄變化更可見於同一塊骨頭，其中以肩胛骨(scapula)與薦椎(sacrum)二者之厚度差異最為明顯：薄處僅數釐米，但厚處可至數十釐米。當然，這種變化多端的特色在骨頭須要修復時，即造成了一種有趣且相當具挑戰性的氛圍，骨頭就像一份精緻的立體拼圖，而愈複雜的骨頭在須要修復的時候，所代表的拼圖級數愈高。

2009年11月2日，台灣人類學界的一群芭樂籽開始一個實驗，推出一個共筆部落格，命名為「芭樂人類學」。

在這個年代，一個組成鬆散的人類學部落格竟然可以每週固定貼文，達到一年之久！這實在是一件神奇的事情。為了歡度週年慶，這個神祕的共作團體（corporate group）某些成員寫下他們對「芭樂現象」的觀察，以及對「芭樂人類學」的心得、期許和夢想。（由於大部分作者對資本主義的參與觀察已經不勝其擾，決議不推出滿千送百的活動，請見諒。）

1987年7月初，台灣戒嚴體制進入最後尾聲。在後勁街頭出現幾個年輕人帶著小孩子散發傳單（據L說，那年頭敢出來遊行的成年人不多，只好拉「不知死活的猴囝仔們」充數），反對剛宣布建廠計畫的第五輕油裂解場，順便對「社裡」那些為黨營事業歌功頌德的頭人嗆聲，就此開啟了長達三年的抗爭傳奇。1990年9月五輕在行政院長、經濟部長、以及鎮暴部隊的護航之下開工，但後勁人三年抗爭並非全無收穫，除了十五億回饋基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換取到中油高廠廿五年遷廠的承諾。關於這段台灣環保運動中經典的抗爭歷史，已經有非常豐富的文獻探討，本文無意重述。關心後台真實的人類學家或許更好奇的是，在集體抗爭的嘉年華會落幕之後，台下的尋常生活怎麼繼續？

編完最近一期以「公共人類學」為主題的人類學視界，感覺意猶未盡，總覺得最近有關人類學公共參與的討論，似乎少了甚麼。到底人類學家做為人類學學科建制的一部分，如何放進我們現在談的公共性的脈絡裡討論？公共人類學包不包括人類學學科建制的公共化，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更精確地問，公共人類學是不是只有在某種公共化人類學的過程中，才能顯露其最大批判力量。

九月下旬剛開學的某天，我打開系上的信箱，一如九月上旬以及九月中旬的某天，信箱堆著開會通知、取消開會通知、出版社的書訊、邀請函、催稿函等等，另外還躺著一封來自經濟部工業局的公文封。經濟部工業局？？文建會、原民會的公文封我倒是收到過幾次，但是，經濟部工業局？我應該是沒有和它打過交道吧。是罰單嗎？還是近年來大學喊的震天價響追求效率、效能、日漸企業化之後，大學已經由經濟部工業局接管了？打開公文封，沒有任何的信函，沒有任何的字，只有一份薄薄的印刷品：「石化工業發展政策」。我想了一下，的確不是罰單，我再想了一下，哈，應該是這麼回事。我七月份曾經連署反對國光石化在彰化設廠，經濟部怕我不食人間煙火，特別寄給我一份宣傳印刷品，讓我了解又是煙又是火的石化工業。

很多時候博士論文題目的決定完全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言的。在煩惱博士論文的田野地時，剛好有個到中國田野的機會，雖然對於田野地處於一個完全陌生的狀況，只知道要去搶救一個即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古代鹽業生產遺址，其他問題都還沒想清楚就出發了。

在一個為控訴農田被強迫徵收的記者會現場，我在台下聽著主持人宣佈：某某大學老師帶著他的學生來到這裡為被縣政府踐踏的農民加油打氣，現場響起一片熱烈掌聲。這些老師們和學生們的現身和幫忙，確實給當地居民帶來很大的鼓勵。旁邊我自己系所裡的同學看看我，小聲地說：「老師，為甚麼同學們都不來」（真正的問號應是：老師為何不帶同學來增加正義的聲勢？）。一時之間，我也難以回答。便小聲地說：人類學不是一個立刻可以「使用」的學問。同學回答:「歐，像某某老師說的：學院派的」。我覺得我越描越黑，真的是難以一言道盡。在記者會上，地政學者向大家闡述土地政治的倫理，社會學家說明農地和農村價值在整個社會的重要，律師解釋如何在現有法律結構裡進行訴訟。人類學家不僅感覺毫無用處，還必須解釋為何不帶同學來到現場互相培力

最近到大賣場購物的人，很難不看到一字排開的烤肉用具，從最經濟的一兩百元小爐加鐵網，到美式全套大型烤肉設備應有盡有，燒烤方式也有木炭、環保碳、小瓦斯爐、插電等，讓消費者依照荷包狀況與個人喜好選購。DM上更是琳琅滿目的燒烤食材，從肉片、海鮮到素食蔬菜，能烤的都有。跟去購物的小孩興奮不已，一直吵著今年中秋要邀請同學來院子烤肉。這可讓我傷腦筋了──因為烤肉這件事不只是年節休閒活動，更關乎地球存續、國家發展政策、甚至是不同階級文化的鬥爭！

常常用來反制表現主義舞蹈或希特勒政權的是一支名為«綠桌»（Der Grüne Tisch，The Green Table） 的舞作。臺北藝術大學（北藝大）甫於九月四、五日重建這首由徳國編舞家柯特尤斯（Kurt Jooss, 1901─1979）所創作的經典名作。這是一支約35分鐘長的舞作，序幕是由戴著面具的政客圍繞在桌邊爾虞我詐的折衝開啓，舞作共分八幕，以一個貫穿全作的最大陰影：死神和戰時最大的受害者：平民和士兵之間的共舞構成。具象化的死神令人回想起德國在中世紀因黑死病所產生的死亡之舞意象，在尤斯的作品中他以沈重的黑和節奏化的重聲踏步，形成籠罩在活生生的人類身上的巨大陰影。這支作品的靈感其實源自尤斯在十三歲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士創痛的經驗，他以此舞作代表徳國參加1932年於巴黎的國際編舞大賽並獲得金牌，不但奠定他個人的藝術聲望、也讓這支舞作巡演各地。更加吊詭的是，就在不到一年之後希特勒掌權，徳國進入一個漫長的政治獨裁與隨後的戰爭。這支舞竟像預知了歷史一樣、或是說它掌握到政治與死亡之間的絕對聯繫以及歷史的必然循環。

緊張緊張緊張，刺激刺激刺激。到底火箭會不會升空？

「火箭」是民主行動黨的黨徽，這是反對黨陣營人民聯盟(民聯)的3個成員黨之一，以華人佔多數的多族群政黨。在天鵝城，你如果說「火箭」，大家都會明白所指的就是民主行動黨。如果不方便開口說，只要舉起右手在胸前，握拳伸出食指，這是首相納吉強力宣傳的「一個馬來西亞」(satu Malaysia)，然後向天空伸去，這就是「火箭升空」。聽說首相的智囊團對此搖頭不已，當初付給公關公司打造形象的鉅資，就這麼讓天鵝城居民給胡亂消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