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博士論文題目的決定完全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言的。在寫完與臺灣南島語族擴散相關的碩士論文後，有點處於無以為繼的狀態，這時剛好有個到中國田野的機會，雖然對於田野地近乎一無所知，只曉得要去搶救一個即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古代鹽業生產遺址，連可能要做什麼題目都沒想清楚就出發了。而沒想到這個已經在水下的小鎮，竟然就成了我的博士論文田野地。

進行田野的遺址在重慶市Z縣長江邊上支流一個小小的G鎮，鎮裡面只有兩個生產隊，常住人口估計只有幾百個人。招募工人一開始就是個大問題。本來想放出徵人消息後再挑適合的工人，沒想到這種資本主義的行為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是行不通的。儘管薪水微薄，但考古隊的工作也算是村裡最穩定的現金收入，不管挑誰都會有顧此失彼的情況。於是在村民群集抗議的壓力下，折衷的辦法就是生產隊裡每戶人家都有一個考古隊的「保障名額」。保障名額帶來的問題就是村民往往把家裡生產力最弱的人手派來考古隊，不是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就是十來歲的小孩。雖然利用不違法使用童工的原則把小孩排除了，但老太太的問題還是無法解決，只好讓她們幫忙洗陶片或做一些較不需要勞力的活動。不過比起鄰近的考古隊，我們還算是幸運的。他們跟當地的生產隊長說要四十個工人，消息走漏後，第二天早上來了四百多個人。在挑了要的四十個人後，其他人不願意走，接連三天每天拿板凳坐在遺址上不讓考古隊開工，找公安來也只能耸耸肩，說聲刁民無法管就走了。

考古隊裡人力分配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幾乎清一色都是女工。這在中國農村中是個普遍的現象。男性的青壯人力基本上都到縣城或是更遠的大都市裡打工，使得村中維持家計的多是中年女性。這種出外打工的經驗，特別是對於男性而言，已成為中國每年過年人口大遷移的最大動力。剛到的前幾個禮拜日子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有一天早上休息的哨聲響了以後，一轉頭就只看到幾個老太婆坐在旁邊鬥地主(一種撲克遊戲)，其他工人全都不見了。一問之下才知道，由於實行計劃生育，縣裡面每隔三個月會派醫生到村子裡，所有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都必須接受檢查，如果家中已有小孩但又懷孕的，就必須接受人工流產。但奇怪的是，我認識的村民們每戶人家都至少有兩個小孩呀？他們是從那裡冒出來的？「就跑唄。如果想多生，一發現懷孕就趕快跑去外地打工，這樣醫生就檢查不到啦。回來再罰錢就是了。」這時才發現，原來現代中國農村女性的流動經驗中，有部份竟然是來自於國家政策的影響。

人口外移流動的經驗有時也帶給村子裡一些微妙而不可察的變化。有天田野快收工時，天色陰暗，但剛好又挖到一個重要的遺跡，實在很擔心第二天下雨會造成影響。於是我順口問了身邊的一個老頭他覺得明天會不會下雨。沒想到這個簡單的問題居然引來旁邊所有工人的哄堂大笑。「沒錯！他是燒火佬！他最會看天氣了！」。那老頭則是憋紅了臉，使勁地否認自己會看天氣。當時我完全一頭霧水，不能理解為什麼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會引起這麼熱烈的「回應」。後來才知道，因為古代年輕男性每天出外耕田工作，把父親留在家裡生火，妻子則負責其他家務。而如果公公想要和媳婦有苟且的行為時，他就必須要具備看天氣的能力，要不然一下雨，兒子回來就穿幫了。現在當地人便習慣把兒子出外打工的老頭子稱為「燒火佬」，後來就變成了一種罵人的話了。雖然我沒聽到實際的公公和媳婦的例子，但因為老公出外打工，某家的誰誰又跟某家的誰誰有什麼事倒是常常在八卦中耳聞。在政府人口流動調查的數據中，這些「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大概都在數字的洪流中淹沒了。

雖然對這些村民來說，短期的流動經驗已不算是什麼太稀奇的事，但因為三峽大壩的興建，現在他們面臨的卻是一個最根本的家的消失與搬移。由於拆遷在即，村民們人心相當浮動。剛到村子時，就聽到政府計劃將全村的人遷到黑龍江去。聽到消息後村民群情嘩然，個個都不願意接受這個搬遷計劃。負責移民的官員只好把搬遷的目的地改成山東。和黑龍江相比，村民們覺得這至少是可以想像的地方，反彈的聲浪也較為減小。於是官員打鐵趁熱，提出每戶人家可以派一個代表到山東查看未來搬遷的地點，一群人便浩浩蕩蕩搭乘專屬火車出發到山東。回來後每個人對山東都讚不絕口，讓我不禁好奇了起來。「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山東好呢？」「山東好呀，我們這輩子沒看過這麼平的地，種莊稼都是用機器，以後生活一定很安逸。」對於這群一輩子住在峽谷，完全使用人力在狹長坡地上播種收割的人來說，山東前所未見開闊的地形使他們心生嚮往，甚至驅走了心中對於異地的不安。這對我來說是個出乎意料的轉折。

決定搬遷地點後，接下來就是實質的搬遷賠償問題了。每戶人家依公式按照房子的材質和大小進行賠償，算算每戶多少也有兩三萬人民幣的賠償金。但問題是什麼時候給錢呢？政府擔心村民拿了錢後不搬，於是要求村民自己把房屋拆了再給錢；村民擔心拆了屋子後政府不給錢，堅持要先拿了錢再拆。兩邊互不信任的結果僵持了半年多，才在有村民讓步拆屋子拿到錢後得到解決。接下來的時間裡，每天幾乎都會看到村民全家在被拆得只剩地基的房屋面前抱頭痛哭。村民多選擇直接將房子轉賣給拆房子的公司，工人很俐落地用大鐵鎚猛力地敲打牆壁數下後，便可輕易將磚瓦完整地拆下，再運去別的地方蓋新的房子。看到房子能這麼容易拆下，一方面慶幸田野的時候沒有發生地震，另一方面也在想，如果房子這麼好拆，還可再利用，那未來的考古學家要考什麼呢？

村子裡面總還是有幾戶「釘子戶」。工作站對面的雜貨舖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建築。老闆因為對賠償金不滿意，堅決不肯把房子拆掉，居然能堅持大半年屹立不搖，實在有異於我對中國政府公權力執行的刻板印象。沒想到等到夏天雨季一到，有天突然縣裡來了幾個人，在滂沱大雨中爬上雜貨舖的屋頂，一口氣把屋頂的瓦掀開，然後便揚長而去。雨水從大洞中傾盆灌入，一週後無力修復屋頂的雜貨店老闆只能接受賠償，把房子拆了搬家。

其實村子裡最牛的釘子戶就是我們考古隊。由於必須等到田野工作結束後才能拆房，最後兩年的時間裡，考古隊的工作站是村子裡面唯一屹立不搖的建築物。由於村民全部搬走，水庫蓄水前的清理工作也在進行，包括水電在內的服務全部中斷，考古隊的必須雇人從山裡挑水過來，有種回到原始生活的感覺。

村民搬走一年左右，我逐漸在Z縣縣城裡看到一個個原本應該已經搬到山東的村民們。細問之下才發現他們還是無法適應那裡的生活。或許是擔心來自重慶的村民群聚形成山東那邊的問題，政府辦理搬遷時並不是整村移過去，而是將他們整個打散。失去了原有人際關係的村民，面臨陌生的環境，產生強烈的不適應感。更糟的是有些村民拿到有生以來從未見到的大筆賠償現金後，心想這輩子可以不用再種田，想改行做小生意，卻因不諳成本控管，以至於一兩年內賠掉所有的錢。在遭遇到種種不順時，他們開始想回到自己的故鄉，但村子已經夷為平地，只能在縣城裡面找工作糊口。更吊詭的是，在政府的戶籍制度裡他們已成為山東人，無法再享有重慶這邊的社會福利，包括小孩也都不能就讀公立小學。於是他們變成一群在縣城裡面只會說四川話的山東人。

田野最後的兩年裡，移民的問題一直在我心中揮之不去。這群人們不折不扣成了離散人群(diaspora)。他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在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後只能返回，但在法律上他們卻又成為故鄉中的異鄉人。這種命運的諷刺無形中也牽動了我論文裡關於人群流動的主題。我發掘的考古遺址是春秋戰國時期巴國的大型鹽業生產遺址，而在五、六公里下游與長江交接的地方，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期時出現了至少數十座奇特的墓葬。這些墓葬的埋葬形態及隨葬物品都和當地巴國的墓葬明顯有別，而與東邊楚國的墓葬一致。對於這個孤懸在巴國境內，離文獻上已知的巴楚邊境至少一百多公里的墓地主人，中國考古學家一般認為他們是為搶奪巴國鹽業資源而命喪異鄉的楚國將士。而我在考量當時的國家關係、後勤補給能力與相關的考古證據後，傾向認為他們是楚國到巴國進行鹽及其他商品貿易的商業離散人群(trade diaspora)。不論什麼原因，在兩千多年前，這群楚國人可能也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語言風俗不同的巴國。當他們客死異鄉時，他們的親友仍然選擇家鄉的埋葬習俗與隨葬品替他們安葬。這種人與家鄉的羈絆或許是古今皆同的，在相隔兩千多年的同一個地方發生，然後又恰好被一個在這個地方進行工作的臺灣考古學家把它們連結起來。或許這就是考古學迷人的地方吧。希望這群楚人在異地能夠安息，而G鎮的人能從離散的困境中獲得解決。謹以此紀念我在田野中遇到的兩群離散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