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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身份的意義轉變

法國藏人家庭田野紀實

作者:劉堉珊

If I stayed in India, my life is zero, you know?  - 拉莫

拉莫是我2007-2008在北印度田野時認識的朋友,離開田野後,透過斷續的email往來,我知道她在不久後與男朋友敦度輾轉去了法國,透過難民庇護的申請,在巴黎住了下來,現在已經是兩個小孩的媽媽了。今年暑假,趁著到北歐參加研討會的機會,我在巴黎停留了一個月左右,除了拜訪拉莫,也認識了幾個以難民身份居住在法國的新朋友,在這幾個藏人家庭的生活世界裡移動著。一直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都還在焦慮,不知要怎麼去梳理、呈現我所參與、經歷與觀察的,關於流亡藏人在歐洲(或許應該更精確的說:流亡藏人在法國)的生活。上面的這段話是好幾次拉莫提起從印度到法國的生活變化時強調的,我也是一直到離開前的一次晚餐聚會,才對這段話的意義,開始有了另一些新的體會。

其中兩個家庭所居住的社區外觀

家庭日常的瑣瑣碎碎

到底這些透過難民庇護申請在巴黎居住下來的藏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疑惑。或許因為這次接觸的幾個朋友,都是有了小孩的媽媽們,所以大部分他們生活裡的瑣瑣碎碎,都是我們可以想像、再平常不過的煩惱與事務。除了不時的’appointments’(申請工作的面談、申請換屋的面談、小孩子們的定期健康檢查、學校活動、轉換學校的面談等等),拉莫最常與我談起的,或是她與幾個藏人媽媽們聚會時談論關心的,就是小孩的教育問題(包括法語說得好不好、怎麼精進小孩的法語程度、哪裡的學校或居住環境比較好等),當然,也是會相互交換著工作、換屋申請的機會與訊息。這些日常瑣碎,交雜著藏式、印式、以及正在逐漸積累的「法式」生活元素,不過很多時候,已經很難去區分誰屬於誰了,它們用一種相互嵌連、相互包含的方式,共同滋養著彼此。

飲食

基本上,除了早、午餐會出現的長條麵包、可頌與印度薄餅(naan),這些藏人家庭的晚餐都非常印度藏式:印度扁豆dal配飯(’bras dal)、aloo paratha(包著馬鈴薯泥的薄餅),需要慶祝的時候(如多人的聚會或是有客人來訪),則是會用超市買來的漢堡肉做momo。而拉莫的好姊妹達娃,因為曾經在中國餐館打工過,所以偶爾會準備炒麵作為晚餐。不免俗的,餐餐都要有辣椒或辣椒粉,達娃還創新了一道洋蔥辣椒炒起司,可惜我無法吃辣,光是一片洋蔥就讓我灌了一大杯水。小孩子們則不一定,還在牙牙學語、剛學會走路的,跟著大人吃飯與dal,好幾個已經上學的大孩子,則是會不時吵著要吃漢堡、熱狗、薯條與冰淇淋。除了三餐,不管我在哪個家庭,短暫拜訪或是過夜,每天都會喝上數杯的,則是印度奶茶,但在某些家庭,例如達娃,因為有個法國鄰居太太,很愛喝藏式酥油茶,不時就會來訪喝一杯,因此在達娃家,我也喝了好幾次的酥油茶。

某天的早午餐:長條麵包、dal、煎蛋與奶茶
在多數藏人家庭momo還是重要日子或多人聚會的大餐

地鐵La Chapelle站附近的印度區,是大家不定時去補貨的好去處

生活用語

大部分經由印度來到法國的第一代大人們,彼此之間的談話還是「印度式」的藏語,混雜著口語化的北印度詞彙(例如汽車、辣椒、假日等等),可是從父母與小孩間、甚至小孩們間的對話,就可以觀察到非常有趣的「混雜感」。我在一開始為了進入小孩的世界,從父母與孩子們的對話中努力抓取「可以使用」的簡單詞語,不知不覺學了不少童言童語。而在我詢問大人們的過程裡面,才發現這些童言童語參雜著方言、官方藏語、北印度語以及法語,也難怪同一個東西或動作,常常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語彙,讓我常常搞不清楚到底哪些才是「真正的語言」,或是只是小小孩才懂的「發語詞」。

例如,最常使用到的「大便」、「尿尿」,用的是法語(沒辦法,這些到最後變成我跟五、六歲以下小孩溝通最常使用、也最實用的語言,而為了與稍大的小孩「平等溝通」,我現在連「吃大便」的法語都能脫口而出了),但父母會在後面加上藏語的動詞。而像是小孩互搶東西時最常講的「給我」,或是小小孩需要大人抱時候喊的「抱」,則是藏語;至於大人們很愛叫小孩們「親一下」的「親」,在幾個家庭裡,則是藏語與法語交換著混用,甚至出現康區方言。也就是從這樣的發現,我一直在想著,當這些小孩們長大,彼此間如果還講著藏語,他們的藏語對話,應該會是混雜著北印度語、法語以及偶爾幾個英文單字的多元呈現,而這樣的變化,是不是也剛好見證著接連好幾代在不斷移動的過程中,撿拾的各種文化元素與印記?

每個家庭都一定會有的供桌 mchod bshams

笑淚交織的回憶:排隊攻防戰 

在距離我回台灣沒剩幾天的一次聚餐中,或許因為席間瀰漫著下次不知何時再見的氛圍,以及談論著的時空轉變(好久以前拉莫與我在印度認識的時候,根本沒想到我們還會在巴黎相見),我問起拉莫到法國這麼多年了(拉莫在法國大概已經六、七年了),在這裡開心嗎?拉莫說道,自從離開印度後,她覺得自己「長大了」、「變成大女孩了」、開始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什麼」,「如果我還留在印度,我的生活到現在還是零」(’If I stayed in India, my life is zero, you know?’)。在解釋自己與敦度來到法國後的轉變時,拉莫開始講起申請庇護過程中「程序」、「制度」外的經歷與心情轉折。
(那天拉莫講著講著大笑的聲音和畫面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說起與男朋友敦度到Préfecture(法國政府在各地方區域的辦公室)登記難民申請的經過。由於他們去到的Préfecture一天只接受四個人申請,所以來到法國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要在眾多難民申請者中,突破重圍,搶到前四個的位置。Préfecture辦公室的對面,正好是公車站,平常來來往往的人群很多,而每天一到半夜,等最後一班公車駛離,申請者們的排隊攻防戰就開始了。拉莫說著,好幾次她躺在公車站的座椅上,一整個晚上看著敦度與其他人,搶攻排隊隊伍的次序,在警察時不時的干擾中,隊伍循環著聚了又散、散了又聚的過程,直到天亮:

堉珊,那個畫面真的很好笑,我躺在那裡,看到只要警察接近,隊伍就會自動散開,大家往不同方向跑,等到警察一離開,所有的人又從四面八方拔腿衝向門口,而且會很迅速自動地形成一條很有秩序的直線,我每次都在裡面找敦度這次在哪裡,他有時候排在第一個、有時候排在第二或第三個,有時候排在很後面,畫面真的很好笑。

拉莫一直大笑、比劃著,所有人也都笑著,我也笑著,卻同時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衝突感。在拉莫與敦度等待難民申請登記的期間,剛好是法國的雨季, Préfecture對面的公車亭總會擠滿等待排隊的難民申請者,拉莫他們則因為擠不進去,常常必須在外面淋雨,直到後來發現附近有一個電話亭,剛剛好容得下兩個人,於是那裡成為他們「獨占」的避雨區。也就是在那裡,拉莫不只一次提到,她永遠記得是哪一年哪一天,敦度從那個電話亭打電話回家,哭著說他想回去,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了,而且很冷,他不想要待在法國了(聽得懂一點點英文的敦度露出很不好意思的笑容,好起次作勢表示拉莫太誇張),「我站在外面想說,我是女生耶,我都沒有哭了,你哭什麼」,拉莫笑著糗敦度。

在連續好幾天之後,Préfecture的警衛可能終於注意到了眾多非裔申請者中瘦小的拉莫,以及總是擠不過其他高大申請者的他們,所以某一天,在早上辦公室大門一開、大家往內衝的時候,那個警衛忽然大力抓住拉莫(然後拉莫又及時抓住敦度),把他們兩個人拉到隊伍最前面,他們才終於結束好幾天、在時不時的大雨中等待的日子:

終於在那一天,我變成隊伍的第一個人,敦度是第二個。我那天早上還在跟敦度講說,今天看起來又沒希望了。

拉莫認為或許也是因為她的女性身分,Préfecture在他們登記的當下,就分配給她一間剛好空出來、很小卻比什麼都及時的房間(達娃在此時插話,指出拉莫的幸運,因為即使作為女性,達娃也是等了超過一個月,才獲得分配的房間居住,不過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這一席話一講就是到半夜一兩點,而我在大家解散各自去睡後,即使累到不行,還是睡不著,腦筋充斥著拉莫與達娃大聲笑著、敦度不好意思微笑著的聲音與畫面,在心中膠著了好久的問題與糾結,好像忽然有了一些答案,夾雜在日常瑣碎中的話語片段、生活感受,忽然之間好像有了一些連結與意義。

「難民」身分意義的轉變:從備受限制、到各種可能性的開展

拉莫與達娃總是不吝嗇對我解釋、分享著法國政府提供給他們作為「難民」的幫助(包括交通卡、租賃房屋的分配與轉換、每月的生活補助與津貼、小孩的教育補助等),而在我詢問申請庇護身分所要經歷的種種階段與關卡時,兩人很快就清楚詳細地說出每個階段必須要面對的不同機構,以及各種相關子機構的作用,機構之多與程序之複雜,我聽完已經昏頭了,也讓我非常驚訝這些流亡第二代,如何經歷這個與其父母(作為流亡到印度的第一代)某種程度上相似又不同的、新社會的震撼教育與「長大」經歷(當然有部分的申請者,自身即是近期流亡的第一代)。

在法國,不管是拉莫、敦度、達娃、甚至近兩年才來到的達娃的遠親兄弟們,生活的開始與一切的可能,都維繫在他們「作為難民」的身分與自我認同的宣示與表現中,在填寫各種法律文件或與政府機構、社工人員、NGO們的往來中,生活各方面的可能性不斷開展(當然,在很多更細緻的往來中,作為「具有藏人身分」的難民也常常成為另一種的身分識別,帶來不同的資源與機會),這與在印度,因「難民」身分(或如達娃所說,相較於作為「難民」,在印度他們更多的感受,是作為「非印度人」)而受到種種限制的生活經歷非常不同。

當離開了印度,在法國以「難民」身份生存的時候,「作為難民」、「成為難民」、「像個難民」等等的意識,變成生存的重要依據,所有的身份證明與生存條件,都與「作為難民」息息相關,不但「難民身份」成為得以生存的核心,行為舉止「像個難民」更是重要,而在這其中,也因為法國的「友善」,以及做為藏人的特殊身份,這個「難民」的意識又與being Tibetan的意識有了密不可分的連結:我們不只是難民,而是難民中「不一樣」的一群人,這樣的身分認知,成為他們在這個新社會找到某種存在位置、展現身份認同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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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堉珊 「難民」身份的意義轉變:法國藏人家庭田野紀實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537)

回應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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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特別的感覺。
以前的認知以為難民是過得非常貧苦、三餐不繼的,但這篇文倒是告訴我,任何地方對待難民的方式不同,也許仍是辛苦,不過卻透著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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