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今年三月在比利時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嗎？由於大眾對十一月同樣由「伊斯蘭國」策劃的巴黎恐攻還記憶猶新，那陣子不乏反對中東難民湧入歐洲的聲音，甚至開始批判在歐洲扎根已久的伊斯蘭移民社群。而不論政治光譜是偏保守或自由主義，許多人都同意杭亭頓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在今日仍適用：伊斯蘭教的信仰原則，不論溫和或激進，就是與以基督教或現代普世精神為本的西方世界格格不入，並且反映在諸如服裝、語言、性別、家庭等日常生活的文化面貌上。

本文無意再針對這些論述進行討論，但倒是想提一下當時一篇標題為「文化衝突，解釋不了比國恐襲」的文章，裡面談到，貧窮與失業，以及在社會上結構性的邊緣化，恐怕才是穆斯林青年被「伊斯蘭國」之類極端組織徵召吸引的主因，而非虔誠的伊斯蘭信仰文化所造成的斷裂。事實上，當不同的文化在接觸後產生了各種大小衝突，「文化」往往順理成章地成為解釋這些衝突的原因，例如對某種禁忌的違反、對習俗的不尊重、對事物看法的劇烈差距等等。然而，文化固然重要，而許多分析調查不把文化視為一種變數也是真的，但我們若過度依賴文化來解釋衝突時，所涉及的對象往往變成表面言行舉止的差異，並且僵化了兩邊文化的內涵，使之成為只有一套原則在操作、按錯一個按鈕就引爆的機械系統，而忽略了文化內部的深度、彈性、包容力，或是外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等等。以下我將談幾個歷史上以及當代著名的文化衝突的案例，希望能讓讀者知道衝突除了用方便的文化差異來解釋外，還有其他更深層、更多面向的文化邏輯或社會關係在運作著。更有甚者，「文化」還可能在衝突中被錯誤利用，成為征服他者的武器。瞭解這個，才能真正達到文化互相的理解，而非只是單方面地高喊「我要尊重你歷史悠久、根深蒂固的XX傳統」。

1779庫克船長魂斷夏威夷

在試圖探訪穿越北極的西北水道後，十八世紀英國最偉大的航海家詹姆斯‧庫克船長在他的第三次航行中率領著「決心號」與「發現號」來到了夏威夷大島，於1779年一月十七日早晨在凱阿拉凱夸灣下錨，受到前所未有熱情的歡迎。根據航行日誌的記載，共有近八百多艘獨木舟以及無數島民游泳而至，岸上也佈滿了約上萬名原住民。接著，一位祭司模樣的人物來到船上，以一件紅色的樹皮布將庫克圍住。下午在他的伴隨下，庫克被帶到岸上不遠的寺廟中，接受盛大的歡迎儀式。在島上待了幾個禮拜後，二月四日他們啟程離開，但在途中遇到劇烈風勢，將「決心號」的前桅吹歪，使庫克被迫於十一日回到夏威夷大島。有別於初訪時那般熱情的風光，此時島民的態度不再溫和順從，不但竊盜衝突事件頻傳，酋長們更是充滿敵意。十四日早晨為了追查一艘被偷走的小艇，庫克率領了一隊海軍士兵上岸進入村落中，企圖挾持當時大島的大酋長卡拉尼奧普烏（Kalaniʻōpuʻu），結果在沙灘上防禦不了衝上來的群眾，被自己送給島民的鐵器當場刺死。他的屍首之後在寺廟中以最高規格的方式肢解處理，分送給酋長，其中一部份則被祭司拿到船上，還給英國船員，並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天神洛諾（Lono）何時會再來？」

為何夏威夷原住民對庫克船隊的態度會有如此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十九世紀的評論者對這個發生不久的歷史事件多以「文化」來解釋。有一種說法是，庫克在二月一日準備出航離開時，曾命令手下將寺廟周圍的木頭柵欄拆掉作為船上生火木柴之用，觸犯了當地的禁忌，埋下日後的殺機。另種說法是，同樣那天有位名叫瓦特曼的老水手過世，被就地埋葬，這使得原本將英國人視為天神的島民驚覺他們只是凡人，因此不再感到敬畏。曾仔細耙梳庫克船長航行史料的當代歷史學家畢葛侯（J.C. Beaglehole）認為這些說法都沒有根據，而將整個事件歸因於庫克自己因旅途疲勞而逐步對手下以及島民失去耐性，以致在最後做出如此魯莽的決定。而之後還有一批原住民學者認為島民是根據理性抵抗西方入侵者，天神洛諾是對外來訪客的敬稱，真正在造神的是西方人自己。

人類學家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則又回到「文化」的觀點來談，但重點放在更深層的文化邏輯。他指出庫克船隊出現在夏威夷大島外海的時間（十一月底）剛好是傳統新年節慶（Makahiki）的開始，在這個為期約四個月的時節中，代表豐收以及平民百姓的天神洛諾回到人間，而代表統治者酋長階級與禁忌系統的戰爭之神庫（Ku）則必須退避。這也是為何當庫克一行人上岸時，完全沒有高階酋長來迎接他，因為這不是屬於他們的時間。此時有幾個巧合，讓島民將庫克視為洛諾。其一，他們繞行大島的順時鐘方向，與神話吻合。其二，船隻大片白色風帆的意象，正是洛諾的標誌。其三，他們準備離開的時間（二月初），很巧地也是新年節慶的結束。這個時候所有關於洛諾的寺廟偶像要被摧毀、慶典停止、禁忌系統重啟，酋長復出統治世界。其四，上面提到庫克派手下拆毀寺廟周圍木頭柵欄的行為，很自然地被視為主動結束節慶的動作。其五，老水手瓦特曼的死與葬禮，也很合邏輯地成為迎接酋長出來的犧牲奉獻。因此，當庫克被迫於二月中重返夏威夷大島時，他變成一個「不合時宜」、且需要被摧毀的神。他的出現與死亡，是夏威夷宇宙觀不斷重複上演的劇碼，只是這次碰巧真槍實彈上演，這也是為何祭司會說出「天神洛諾何時會再來？」這句話。薩林斯的研究精彩地展示了人類學家所關心的「文化」並非一地粗淺的禁忌或風俗，而是一套包含當地與外人的複雜結構。

1867英國傳教士貝克命喪斐濟

西方傳教士自1835年後開始踏上斐濟群島的土地，希望能感化當時以食人習俗與部落戰爭聞名的斐濟原住民，其中又以英國的衛理公會最為積極，不斷派遣傳教士駐紮在地方社群中，並設法與酋長們建立友好關係。在他們的努力下，幾個東部海岸大酋邦紛紛改信，使得衛理公會成為今日斐濟原住民最主要的信仰。1867年，英國衛理公會傳教士湯瑪斯‧貝克率領幾位原住民教會人員前往斐濟大島深山中傳播福音，結果在途中被其中一個聚落的居民殺害，屍首甚至被燒烤吃掉。這是斐濟傳教史上唯一一位被當地人殺害的外籍傳教士，他的遺物以及被烤剩下的皮鞋，現在就在斐濟國家博物館中展示著。

然而為何一向善待外籍傳教士的斐濟原住民會以如此殘暴的方式將貝克殺害呢？坊間流行的說法是，當貝克停留在一山中聚落時，手不小心觸摸到其酋長的頭部，而頭部一向被視為斐濟人身體最禁忌的部位。在盛怒之下，酋長於是派人將他與隨從人員殺害。簡單來說，這又是一個基於「文化」的解釋。但斐濟文化真的如此簡單，當外人觸犯禁忌就會招惹殺身之禍嗎？斐濟基督教史權威松利教授（Andrew Thornley）認為還有更複雜的區域政治在背後運作著。要知道，東部海岸酋邦與深山內部聚落一向處於敵對關係，戰爭衝突也時而發生。而在前者接受衛理公會基督教信仰後，任何教會人員都會被後者視為海岸大酋邦的一份子。因此，當貝克由海岸出發前往山中傳教時，他很自然地便被當作入侵者而被殺害，而「食人」是當地對待戰俘常有的行為。這樣的解釋，比觸犯禁忌云云更能完整呈現當時斐濟社會文化的面貌。

1900西非阿散蒂金凳之戰

談了兩個大洋洲的案例，現在讓我們來到位於今日西非加納共和國境內的阿散蒂王國（Ashanti）。阿散蒂王國其實嚴格來說是一個十八世紀初形成、聯合諸多部落的區域聯盟。除了王權與武力外，還有一個神聖的器物：金凳，維繫了王國內部的整合。這個金凳被認為是在奠定王國基礎的國王奧塞‧圖圖（Osei Tutu）在位時，上天所賜與的禮物，裡面含有所有族人的靈魂。它不但是王權的象徵，更代表阿散蒂人的力量與福祉。平時金凳會被妥善地收藏著，只有特殊節慶或國王加冕典禮時才會將它拿出來。最重要的是，雖然名為凳，但它永遠不能被坐上，也不能放置在地上。它甚至有自己的座位，與國王平起平坐。

十九世紀時，英國殖民勢力往西非黃金海岸擴張，阿散蒂王國成為最大的阻礙。雙方前前後後共發生了五次戰爭，勇武的阿散蒂人甚至造成英國現代化軍隊相當程度的死傷。在第四次戰爭後阿散蒂王國首都庫瑪西被英國人拿下，並且於1896年成為英國保護領地，國王普倫佩一世（Prempeh I）與其餘領袖被流放到印度洋的塞席爾群島。就在這看似已大勢底定之時，英屬黃金海岸總督哈吉遜（Sir Frederick Mitchell Hodgson）於1900年來到庫瑪西，竟要求阿散蒂人交出金凳，說要代表女王坐在上面，甚至之後還派出部隊搜尋金凳。這對他們來說當然是莫大的侮辱，幾天後在「王母」（queen mother）阿散蒂娃（Yaa Asantewaa）的領導下，戰事再起。雖然之後又以失敗收場，但已造成英軍上千人的死傷，是五次戰爭中最嚴重的，史稱「金凳之戰」。

此後大英帝國認識到地方文化的重要性，開始在殖民地設立人類學部門。1921年，被藏匿起來的金凳在造路時意外地被發掘出來，此時甫上任的文化調查官員瑞翠（R.S. Rattray）已明瞭金凳在當地文化中的重要性，立刻要求殖民政府發表聲明表示他們絕對不會佔有這張凳子，此舉被認為化解了一場可能爆發的戰爭危機，當代應用人類學也時常拿這個故事作為人類學知識成功應用的早期案例。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買這個帳，另外位殖民官員黑利（Sir Malcolm Hailey）曾如此評論：「殖民政府在1899年想要佔有金凳的企圖往往被認為是（對金凳功用的）誤解所造成的，但我認為（動亂的開始）主要是因為我們對當地人情感的傷害，而非對當地人習俗的不瞭解。」的確，英國人以入侵者之姿進入對方首都、放逐國王、佔據土地，即使沒有做出索求金凳的要求，也難保之後叛亂不會發生。但這個案例更值得討論的是，人類學家在戰爭、佔領、殖民等脈絡中為強勢的一方服務去獲取當地文化知識，並且加以應用，真的毫無問題嗎？讓我們藉由下面最後一個案例來討論。

2007 – 2014美軍「人類地形系統」計畫

時空背景來到當今美軍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反恐戰爭。2007年，有鑑於美軍始終陷於混雜著伊斯蘭教信仰與地方氏族社會的文化泥淖中，在人類學家蒙歌瑪莉‧麥克菲特（Montgomery McFate）的推動下，美軍正式啟動「人類地形系統」（Human Terrain System，以下簡稱HTS）計畫，徵召社會科學家，特別是人類學家，加入地面作戰部隊的行列，與當地人訪談、建立關係、蒐集社會文化資料（或情報），使得軍方的行動能夠更順利進行，雙方的傷亡也能減到最低。同年，美國人類學會執行委員會馬上發表聲明譴責這項計畫，認為這違反了研究倫理。因為，即使是在戰爭的情境中，當地人依然算是HTS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因此人類學家有義務保護他們不受到傷害，而這與軍方征服的目的是相違背的。雖然過往人類學界與軍方已有長時間的合作關係，例如二次大戰期間米德、貝森、李區等大師都曾參與同盟國的軍事情報活動，潘乃德的名著《菊花與劍》更是此計畫下的產物，但這畢竟與系統性地派遣人類學家前往前線參與軍事行動是不一樣的。於是乎在人類學界幾乎口徑一致的抵制下、加上三名社會科學家成員在戰地身亡的新聞、以及軍方內部與國會對其成效逐漸失去信心，2014年已燒掉七億多美金的HTS計畫正式被終止。

有關HTS的討論已多不勝數，為扣緊本文主旨，在這裡僅談「文化」的部分。首先，HTS人類學家所調查到的「文化」的有效性受到相當的質疑。他們大都不是該區域的專家、甚至連語言都不會，訪談的時間簡短，關係也不對等且充滿潛在危險：其中一位身亡的HTS成員寶拉‧路伊德（Paula Loyd）就是在阿富汗村落市集訪談時被淋上汽油燒死。這與人類學所強調的全貌複雜、需透過長時間參與觀察與信任才能瞭解的文化是相當不同的。再者，美軍所接受的「文化訓練」（如反叛亂田野手冊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更是充滿刻板、片面、「標準答案」式的資訊：例如蓄鬍比較容易在伊斯蘭信仰地區得到接納、穆斯林男性懼怕狗、女性審問者等等。這與現在企業界愛談的「文化商數」（CQ）或「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非常相似。「文化」在此成為有目的性、可被訓練評估的能力，得以被應用在談判、衝突處理等狀況中。過度強調這樣的「文化」論述的結果是，我們忽略了不同文化彼此之間的同理心、以及文化內部的差異與彈性，而使得「文化知識」變成溝通或辦事可以取巧的捷徑、認識他者的唯一方式。真正的文化尊重與此是大相逕庭的，真正的文化叢林更是無法藉由這些偽人類學訓練與知識來遊走、更遑論控制。而且不只是在文化衝突的情境中，在日常生活的人際來往，我們也要小心不要陷入這樣的謬誤，為人事物隨意貼上「文化標籤」，把一切行動歸因於「文化差異」，然後以自以為尊重的方式來互動，這有時候比光明正大的歧視更為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