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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民族誌影展]有時父母,有時自己

七部家庭紀錄片的風格與美學

作者:趙恩潔

父母是我們的陰影,我們記憶中的光亮,我們長成的再版。父母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羈絆,我們的輪迴。深刻的家庭紀錄片用影音訴說我們與至親之界線的模糊,把苦楚酸甜,彼此靈魂拉扯的影子,重重地敲在我們心上。

《失控的生命》

中國紀錄片《失控的生命》用無語的影像與尖銳的對話呈現了兩對在杭州安寧療護醫院掙扎的母女。精神分裂的女兒趙慶園堅信政府高層要謀害她與她的母親,無論如何不可以接受那些貌似醫生護士的人們的針筒;她有鄧小平給她叫來的氣功大師教她的氣功護體,她與母親都沒病沒痛,絕不離開她那獨眼又口語不清的母親。

另一方面,動輒絕食的母親蔡壽坤,三不五時要求女兒接她回家,女兒卻總是姍姍來遲。五一節放假前夕,她開心地活蹦亂跳、跟醫師請假、整裝換鞋準備出發,逗病友笑,望著窗外醫院的柵欄,只想等到女兒。最後女兒來了,卻告訴她,不是她想請假就可以請假,她要上班沒人可照顧母親,母親這麼想回家,乾脆她自己走回家!話說完,女兒氣憤地走了。蔡壽坤落寞地坐在床上,把行李內的衣物一一放回衣櫃,再度憤而絕食。

從片頭一開始,一位病友就邊吞雲吐霧邊認命地說:這間安寧療護接受的「病人」,都是其他醫院不要的,救不了的。醫院頂樓的招牌寫著「幫天下使女盡孝,替天下父母解難、為黨和政府分憂」。結果,精神分裂的趙慶園被強制關到精神病患七院,母親從此失去自理能力,半夜只能徒勞地空喊女兒的名字。而另一邊再度絕食的蔡壽坤,則因為女兒已經厭煩母親的抗議,在完全未經過母親的同意下,透過院方將母親關進了七院。 

美名為「舒緩療護」的安寧療護中,究竟誰獲得了安寧,誰獲得了療癒與保護?

《父親的夢想呢喃》(Father Mother Ali Reza and Me)

「這是你家,我照顧你,懂嗎?」
「你是我妹妹嗎?」
「你竟然不認識我嗎?」
「告訴我你是誰。」
「你每天都看到我。」
「對,但是我已經不記得過去。」
「..............。」
「你是穆罕默德沙德格的女兒嗎?」
「對,我就是。然後你是他的女婿。」
「所以我是你先生?」
「對。」

面對失憶的父親,導演Hanie Yousefian紀錄了許多荒謬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時刻。

母親替父親細心地洗澡,事後父親告訴母親有多位女子替他洗澡,而且洗得很好。他每天嚷著想要回到他的故鄉,Kazeroon。那是他唯一記得的地方。在現在的家,他找不到歸屬。他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寄人籬下。另外一方面,兒子Ali並不真的相信阿茲海默症的存在。他覺得父親可能是在裝傻欺騙他們。病人不理解現狀,家屬不理解病狀。Hanie 與母親之間的對話,似乎也顯示出兩人並不認同彼此的倫理觀念。

最後,導演女兒排除萬難,決定開車帶父親回故鄉,沒想到父親卻賴在床上,控訴她沒事來吵他睡。為什麼父親會有這樣的反應?父親究竟想不想回到故鄉?

他有時候失憶,有時候回想起一切。

當他回想起一切,他似乎就不需要他的親人來告訴他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當他忘記了一切,他所有的親人也似乎被他拋棄了一般。

當一個阿茲海默症患者很困難;當他們的親人也很困難。

鏡頭時常是固定著的,導演也出現在鏡頭裡,甚至離開鏡頭。那些細膩與難堪的爭執,恐怕只有那樣固定不動、無人操作的鏡頭,可以靜悄悄地捕捉。

《蜜雪兒的瘋狂人生》(An Autobiography of Michelle Maren)

《蜜雪兒的瘋狂人生》是被攝者與攝影者互為主體的一部片,乃至原為被攝者的蜜雪兒也成為了導演之一。片頭,螢幕讓我們知道蜜雪兒自告奮勇地成為導演的主題。如同許多被判斷為精神病患的人常常會邀請導演或專家來研究他們自己,蜜雪兒做了同樣勇敢的選擇。對外訴說以重構自我就是療傷的一大步。

蜜雪兒是她父親的私生女,而她長大成人後才知道自己是不但是私生女,還是非裔黑人後代。父親與母親沒有結婚;父親家暴母親。擁有自己的家庭的父親時而瀟灑地來,時而消失不見。後來父親甜蜜地迎接多年後的團圓,又殘酷地要求蜜雪兒離去。所以,蜜雪兒覺得自己永遠不會被愛。在她度過了繁華的人生之後,她還是一無所有,孤家寡人,關在自己的小公寓裡。

她的腦子裡有多重聲音,這些聲音透過蜜雪兒的演繹被視覺化,呈現在我們眼前。蜜雪兒是個演員,她不斷透過演繹他人、演繹多重自我,來逃脫痛苦的自我。但她是否真能逃脫?那些聲音如此殘酷:沒有人會愛她、尊重她、珍視她。

如果她把自己的一生演過一次,把每天的精神折磨演過一次,然後做一個成熟的觀眾,一個冷靜的讀者,她可不可以看穿一切、放下一切?她是否能救救她心中的那位小女孩,徹底超越父親帶給她的傷痛?

《整妝上陣》(Guru: A Hijra Family)

《整妝上陣》紀錄了一群離開原生家庭而共同生活的第三性社群的自我描述。他們的海吉拉(hijra)師長與母親,Lakshmi Ma,在他們維生場所之一的火車上方,娓娓到來著海吉拉輝煌的過去。海吉拉曾經是女神Bahuchara Mata的丈夫,但因為不願意行房,所以被女神轉化為不男不女的器皿,擁有特別的能力,能與神溝通。以前,王宮貴族敬畏他們。穆斯林統治的年代,蘇丹也邀請他們入宮進駐。孩子出生時,也請海吉拉來祈福。然而在現代,海吉拉被社會厭棄、被趕出家門,帶著污名,進行各種低薪勞動,包含性工作。

儘管生活清寒,每個人都有一個傷心的過去,但是Lakshmi Ma告誡他們,身為海吉拉,我們要追求幸福,不畏艱難。我們連閹割都不怕了,還有什麼好怕的?

一個反直覺、反常識的難題:充滿治理的工具理性的現代化往往伴隨的是多元性別的消滅與異性戀霸權的鞏固,而非多元性別權利的提升。多元性別除了透過前現代的宗教思維合法化、或由現代過於菁英的酷兒人權學說助陣,還有什麼其他更符合在地需求的可能?在當前困難的生活中,海吉拉母親必須作為每個人心靈的依靠。

《末代的阿帕拉契音樂傳奇》(LineFork)

阿帕拉契山音樂的傳奇人物Lee Sexton與妻子Opal的生活簡單充實,儘管經濟壓力潛蜷。Lee從小跟隨父親與叔叔演奏banjo。他的一生都在演奏banjo。除了演奏、教學,他們夫妻倆大部分時候是與他們自己,他們種植的田地,他們養的動物。他們沒有共同的子女,只有與前妻的子女,但是他們有學生。學生可能像是他們的子女。不過,他們多半時候不是父母,而只是他們自己。整部片因而與其他片相比,少了複雜的家庭糾紛。

是否是音樂的陪伴與傳承讓人們對於年老有了更坦然的態度?是否是因為有個遠離塵囂的家,在演奏的熱鬧後總是可以回歸?是否因為有個可以共度餘生的老伴,生活還算愜意?

如果失去了老伴,如果失去了音樂,這樣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模樣?這種家庭的韌性多麼強大?

《輪迴的盡頭》(Five Lives)

《輪迴的盡頭》造訪了一個喪親輪迴的國度。位於俄羅斯境內,邊緣的Yupik Eskimo人,每天面臨著高意外死亡率、高謀殺率、高嬰兒死亡率,與高自殺率。如何與死亡相處?一個鰥夫說,他不覺得自己死了老婆,因為鄰居的那個可愛的小女孩,就是他前妻的化身。他曾經笑著問她:你忘了我了嗎?我是你親愛的。

這是相當詩意的一部片。片中不斷穿插不同動物死亡的畫面,彷彿在問著:人們如何直視死亡?如果直視動物的死亡可以習慣成自然,殺雞宰牛都還可以邊講電話,那麼,直視親人的死亡,應該也可以有一套更輕鬆簡單辦法。那套辦法,據說,就是等待他們回來。

他們可能看起來走了,不過,不要擔心,他們還可以回來五次。你看,我女兒,她其實是我曾祖母。而我,我是我母親的父親。

《送行者的日常》(After Life)

難以面對的死亡終究需要妝點與呈現。需要燈光的彩排。需要一場儀式,來與至親的死亡和解,尤其是最難以接受的死亡方式:自殺。在有生命禮儀社——也就是死亡儀式可以外包——的許多文化中,家庭的喜劇、悲劇、鬧劇都在此刻交托到他人手中。我們頓時不是自己,也不是父母。我們是儀式的動物。一切都在細心的彩排與胭脂抹粉下,獲得一種新的寧靜與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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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恩潔 [iGuava主題專號][2017民族誌影展]有時父母,有時自己:七部家庭紀錄片的風格與美學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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