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企圖談兩個部分：傷心，以及暗黑。所謂「傷心」，來自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所談的vulnerability──人類學田野工作者的脆弱性、易受傷性。而「暗黑」則是Sherry Ortner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暗黑人類學及它的他者」。[1]兩者如何相容──儘管這是個咸認黑暗的時代，且我們大多數人都時時刻刻傷心（若非麻木的話）？以我的寫作慣例──一句話都會分兩三次講完──這次先談部分的傷心。之後再談暗黑。

為避免文長夢多，不如結論先行：認識到時代的性質就是黑暗，不可能不傷心；然而與選擇其麻木與虛偽，還不如傷心。經過深度反思與高度節制的易感性往往具備撼人的力量。但是同時，如果傷心流露出淺薄廉價，問題可能不在脆弱易感，而在於……（下回或下下回分解）。

這種人類學（按：傷心人類學；脆弱易受傷的人類學）不是為了心腸軟的人（This anthropology isn’t for the softhearted.）。

它也不是為了那些人：他們「讚嘆任何人都可以選擇這種深刻疏離和反覆失落的職業」。但那還不是人類學最糟的部分。不，人類學最糟的是，不僅觀察者是脆弱的，就連我們觀察的對象也是脆弱的，甚至更加深切。（《傷心人類學》中譯本頁30）

人類學歷史上是以為他者「賦予聲音」(give voice)而存在，在人類學裡沒有比自我揭露更大的禁忌了。（同上引書。頁32-33）

今天並不是要談後現代民族誌或者「書寫文化」式的再現政治反省，或者談女性主義對民族誌書寫帶來的影響，亦非互為主體的同理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然而以《傷心人類學》開場，似乎無法避免這樣的黑箱──與民族誌田野工作配套的黑箱。[2]其實我想談的只是一件事情，也就是《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或「易受傷的觀察者」）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是，我想談田野工作者的易受傷性（vulnerability），但這是一個巨大命題。對從事過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我可能談得太少；對於未從事過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我可能談得太多──未從事過人類學田野工作的人，有不少對「田野」懷抱著各式各樣的想像。以我的接觸經驗，大部分年輕學子對田野的想像源於害怕受傷，或者迴避「易受傷性」（vulnerability）。不同性質的田野工作與研究課題，也有著傷心度（易受傷度）之別。在談太多與談太少之間，先講一兩個故事。

每位人類學專業者（也可代換為時下的流行用語：「人類學的學徒」）在訓練過程中，從田野回到書齋之後，都有著自己的療癒儀式。田野中的大小事件點滴，透過書寫與紀錄初步客觀化之後，有的很難寫成論文，卻也很難迴避。就像海明威所說的，如果作品是一座冰山，在水面下的部分是在水面上的七倍，而是那水面下看不見的部份支撐了水面上看得見的部分。田野亦同。田野中的時刻與事件，可能是論文成品的十倍，甚至百倍。我常想，如何消化在田野中難以言說的經驗，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研究的格局。

我所就讀的學校著重人類學古典理論──古典到就讀哈佛的同業感覺我們簡直是在學習不同學科的程度──當然，敝系也強調長期深入的田野工作。但這「長期深入的田野工作」應如何訓練起，也秉持著古典傳統──那就是一門幾近於藝術的「不可說」技藝。事實上，漫長求學生涯中唯一堪稱正式的田野訓練，就是人類系大學部必修的「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我始終記得大學的最後一學期，一位芝加哥畢業的前輩學者在課堂上表示：田野怎麼教呢？田野是沒辦法教的。在芝加哥，是藉由田野工作坊的形式來「教」──從田野回來的博士生舉辦工作坊，尚未從事田野的博士生就從前人的實際案例中略知一二。敝系似乎也承繼了這樣的傳統。從田野回到學校的學生，會在老師與學生共組的「田野工作、倫理與民族誌」工作坊中分享經驗。

我要說的第一個故事，就來自這樣的工作坊。那場工作坊是關於田野中的死亡。

一位在西非進行博論田野的美國同學，[3]大約是耶誕節到跨年期間返國暫休期間，在當地的一位往來頻繁的熟識朋友（通常稱為「主要報導人」）意外過世。當時他身處東岸。回到田野後從村民的異樣表情中得知噩耗，震驚難言──一個在返國度假之前還經常見面的朋友硬生生地從生命中消失，而他不在場。田野前期與後期的斷裂彷彿再也無法接上。村民的複雜態度使他不斷自我懷疑──難道是因為自己的無心小過造成朋友的意外過世（儘管事實上並不是）？在工作坊中，他提到這樁事件所帶來的衝擊，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巨大。回到學校之後，是靠著友人持續地陪著他在校園內散步，一再一再地走著，他才能逐漸地把這事件談出來。在工作坊中他說：陪伴、傾聽、散步，效果遠勝學生保健中心的諮商。

同一場工作坊中，另一位在南美進行博論田野的同學報告田野中所遭遇的死亡經驗──他在場，還帶著垂死的小孩去醫院。儘管親眼目睹雙親的深度悲傷，他所受的衝擊沒有這位不在場的美國同學來得劇烈深刻。這自然與不同的生命經驗有關。

以與他同學多年的旁觀者身分，我很確定，這樁西非田野中的死亡事件，深深地改變了我這位同學。它已經溢出了「田野」這個可被客體化言說的場域，形成田野工作者生命中的重大事件。

另一個故事來自於自己的田野經驗──一樁冰山表層的事件。

我的博論以財團在西太平洋島嶼的觀光開發案為主題。島民對於這樁受國家與州政府支持的大規模觀光開發案意見分歧──部分贊成，部分反對，有更大一部分持觀望態度，暫不發表意見（至少在我面前）。由於強烈不贊成財團圈地，我與持反對意見的島民團體關係密切。又因島嶼政治的迴避邏輯，意見迥異的人不太容易遇到彼此，就算遇到也竭力避免當面衝突，因此，鎮日與反對者相處的我不太容易遇到贊成者。也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搬離原居的中低階村落，遷往反對者占多數的高階村落。

此舉完全有研究上的正當理由──要理解階序社會，我無法只待在中低階村落，也必須往高階村落盤桓。但此種「如企業家一般地向上攀附」已經溢出了原居家庭的親屬範圍。數年之後，原居村舅舅的女兒還是問我：「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搬到某村去呢？」（言下之意：是不是不喜歡我們？）我努力解釋，連指導教授都搬出來（深深了解島嶼政治的教授很早就提醒我：遷居時可以拿他當擋箭牌）。但我永遠也不曉得到底他們理解了多少。而數年後寄宿家人的名字出現在集體的租約簽署名單上，與我這個出邊出沿的寄宿姊妹之遷居他處，關聯性又有多少。（我經常想著，如果我在田野中不遷移到高階村落而留在原本的低階村落，是否數年後的集體租地，就不會發生？然而這只是個無效的假設性命題。）。

在離開田野兩年半之後，原居村落與財團簽署了一筆效期一百九十九年的租約，租賃範圍是村外一片占地遼闊的無人土地。我在社交媒體上得到消息，聯絡島外親戚稍知詳情，擔心不已，然而島嶼的秘密政治與村落階序，使當時我簡直完全無法直接從村人／家人處探聽一二。又過了一年半，我終於畢業，重訪田野，還是一如往常地帶了禮物回去。但是我與寄宿家庭的關係再也不如以往一般自然親密。他們收下了禮物，道謝，而我們很快地別過。

這是一樁不那麼傷心的小事件。非常容易以複雜因果律解釋的事件。[4]真正令人脆弱困惑的重要事件，如威脅恐嚇的戲劇化場景，事涉政治上與情緒上的敏感，還停留在冰山的底層。（我承認：我同學所經驗到的死亡事件，是傷心。而我寫出來的，只是表層的困惑。）

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傷心人類學》中譯本頁226-227）

傷心沒有高下之別；傷心就是傷心，脆弱就是脆弱。但是如何處理傷心，的確有格局高下之別。脆弱並不是玻璃心。然而在傷心（或者說易受傷性、脆弱性），與民族誌之間，還有一些別的。那些「別的」，Behar引用Geertz的話說：「有一種文類消失了」。

……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又是一種多公開的活動？是的，我們前去並與人們說話。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抱著耐性、善意及慷慨來和我們說話。我們試著好好傾聽；對於我們所誤解的每件事，以及之後將顯得微不足道、非常生活表面的事，我們都寫下田野筆記。然後，是時候打包行李回家去。接著開始我們的工作，也是最艱難的工作：憶起民族誌的時刻、使它復甦、拉近我們的所見所聞與無法在我們的表述中對它公道評論的距離──太快展開以致不會感覺像個無底洞。我們的田野筆記變成羊皮紙，除非用來探測遺忘的天啟時刻、未表達的渴望及悔恨的創傷，否則將是毫無用處。如此一來，即使我們以走入公眾開始，卻仍以自我反思來延續我們的工作。

然後，我們再次走入公眾。如果我們第一次處理的事物幾近悲劇，那麼第二次我們顯然處於鬧劇之中。當我們站上講台－－在希爾頓飯店裡舉行的學術會議上，我們向著其他緊張的民族誌學者，大聲讀出自己的民族誌作品，那裡懸掛著吊燈，冷氣則令我們感到寒風刺骨──我們的確定感及對田野對象的依賴都被轉移到權威的位置上。甚至Geertz承認存在著一個問題：「當我們實際上在工作時，我們缺乏一種語言來表達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有一種文類消失了。（《傷心人類學》中譯本頁12）

然而我想在這裡嵌入Ortner所說的「黑暗」。黑暗，下次再寫。

有時想起2014年夏天回台時讀到的硬頸自白書《左工二流誌》。跋言開篇：「長征路上的傷兵是要帶走，還是乾脆斃了？或是安置何處呢？」（頁490）那些從田野返回書房的人類學家，有沒有療癒儀式？或者都得靠有效無效全憑運氣的心理諮商，讓媽祖、筊杯、聖母、耶穌、十字架、符水、收驚効勞生、濟公來處理？這些同袍們，是否能像我的同學那樣，有人陪著他們在校園裡（或不管哪裡）一趟趟地走著，談著，讓當事人感到些許撫慰？憑什麼我們認為這些（多半）年輕的工作者就可以理解田野中的複雜現象，並能全身而退？這似乎只能訴諸研究者的「福德」、「業」與「命」。「傷心」或者「易受傷性」這個尚無法進入學術論述的黑箱，目前還沒準備好開啟──至少在談「暗黑」之前，還不是開啟的時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