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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李亦園院士

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舵手

作者:劉斐玟

1972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出版了第一本科際合作的研究成果:《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出版不到一年,即因其中隱含的批判精神而遭查禁,然禁不勝禁,坊間翻版流竄,港、台皆有,絲毫不影響它的流通性和影響力。2009年,該書被日本出版界選為「東亞百冊經典」。而推動《中國人的性格》出版,引領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主要舵手,便是李亦園先生。1984年李亦園先生榮獲台灣最高的學術桂冠: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亦園,福建泉州人,1931年出生,父母都是書香世家。由於泉州的僑鄉文化有遠渡重洋的傳統,再加上母親的大力支持,1948年,才剛高中畢業的李亦園搭船來台灣報考大學,並順利進入台大就讀。1949年泉州變色,台灣也因此成了李亦園落地生根的第二故鄉。

李先生原先就讀台大歷史系,大二時,學術歷程出現了第一個轉機:李濟之先生的「考古人類學導論」,啟發他對人類學的興趣,大三時毅然降轉考古人類學系(當時的考古人類學系才成立一年,只有大二的課,沒有大三的班,李先生只能降轉。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於1982年更名為人類學系),因緣際會成了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也是台灣本土培育出來的第一代人類學學者。

李亦園另一個啟蒙恩師是凌純聲。凌純聲在1930年代初所執行的赫哲族調查,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民族學的第一次科學民族田野調查」。李亦園的第一個民族學田野,就是大四時跟著凌純聲、衛惠林前往花蓮阿美族學習田野工作。1955年中研院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凌純聲銜命擔任籌備處主任,而李亦園便是在凌純聲老師的號召下,來到民族所服務。

當時台灣的經濟甚是困窘,中研院的薪資也甚微薄,為了解困,李亦園在菲律賓教書的父親,便幫他在僑居地安排了一個教書工作。1958年,正當李先生要啟程赴菲之際,收到了哈佛燕京學社寄來的入學通知,學術生命因之大轉彎:李亦園決定赴美深造。

在哈佛大學師承人類學者Clyde M. Kluckhohn,是李亦園學術生命又一個轉折點。Kluckhohn是哈佛大學提倡科際整合最力的學者之一,他和著名的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心理學家Gordon Allport、心理分析學家Henry Murray等,共同策劃了代表科際整合取向的「社會關係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在哈佛期間,「文化與人格」學派開創者之一的Cora DuBois、專研原始宗教的Evon Vogt、日本專家John Pelzel等人的專業教誨,也深深影響到李亦園日後的治學取向。

李亦園堪稱是位「即學即用」的知識份子。1960年代前後的台灣人類學研究,主要有兩大取徑。一是所謂的歷史學派,就是著重在民族文化史的回溯與重建,而田野考察只是佐證史料的從屬工具;二是傳播學派,亦即透過物質文化材料的蒐集與分析,來理解文化史及文化傳播。李亦園自美返台後,便開始思索如何走出台灣早期「描述性」民族誌的窠臼,並透過吸納人類學的理論範式於民族誌的書寫中,以期與國際人類學者對話。除此之外,他也從人類學的學科本質出發,重新思考台灣人類學者的學術使命和研究對象,以期跳脫故步自封,「只守住一地一族」的研究格局。李先生的研究議題也因此從以往所謂「即將消失的高山族文化調查」,擴展到文化的「當代變遷」和「比較視野」;就研究的區域而言,則由當時稱之為「高山族」的原住民文化,拓展到「海外研究」和「台灣漢人社會」。

李亦園1962年所出版的〈台灣土著族的兩種宗教結構系統〉,即是根據他對泰雅族和阿美族的田野調查,提出的綜合性分析,也是台灣第一篇以「比較宗教」的觀點所寫的論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1962)一書,則是台灣人類學著作中,首次使用了「文化變遷」的概念。他所主編的《南澳的泰雅人》(李亦園主編 1963、1964),除了納入泰雅當代的社會情境外,也是臺灣戰後首度以特定理論為基礎(即「文化與人格」學派)所寫成的高山族民族誌。李亦園刊登在《東方雜誌》中有關他的東南亞研究,更是「老文體,新書寫」。當時從事海外研究的學者相當少,很多人不免好奇地探問東南亞研究的種種,李亦園(1967)便仿效宋朝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寫就了〈我怎樣做華僑社會的實地研究〉。他於196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專著,該書以《文化與行為》(1966)為名,便是借用Kluckhohn的著述Culture and Behavior: Collected Essays(1962)為書名,以此感念甫去世的恩師Clyde Kluckhohn,同時也藉此表達他對行為科學的嚮往。對李亦園而言,行為科學的三大重點學科即是: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而如何將這三門學科,進行科際整合,則是他自哈佛留學返台後,一直思索的課題。

在哈佛留學期間所播下的「跨學科思維」的種子,要到1968年,李亦園以38歲青年才俊之姿接下中研院代理總幹事一職,才得以發芽成長。「總幹事」一職使得李亦園得以從「跨院所」的高度,進一步瞭解各所不同學科的學術特色。1970年他接任中研院民族所所長(1970~1976)後,便以其行政力,將他「跨學科」的視野落實在制度和人才的延攬上。就制度而言,就是在民族所設立「文化研究組」、「行為研究組」及「區域研究組」;在人才的延攬上,則同時進用人類學者、心理學者與社會學者。一言以蔽之,就是將台灣早期人類學偏向史學的治學取向,拓展到社會科學。李亦園將之稱為「社會科學轉向」,而這一學術格局的試金石,便是由李亦園和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所主編的《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人的性格》是根據1970年至1972年分兩階段所舉行的講演會論文結集而成。這一系列講演會召集了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哲學、史學等不同學門的學者與會。而當初籌辦的構想,誠如李亦園在該書的〈序言〉所述,希望「促進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或科際合作的趨勢」;同時,也想藉一個和諧、愉快而又免去「礙於情面」的學術討論會,「促成一種虛心接受客觀批評與建議的風氣」。講演會以「中國人的性格」或「民族性」為題,多少也反映了「古之學者為己」的治學風範。蓋「民族性」這一議題(如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和《菊花與劍》)在1930~1950年代二次大戰前後,雖說是重點學術,但到了1970年也已到了強弩之末,而李亦園仍以「中國人的性格」為題,實有它對應當時威權政治的時代意涵;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知識份子自清末以來,面對列強侵擾,期能在文化反思中,找到民族定位。用李亦園自己的話說,就是「對自己能多所瞭解,才能在接觸別人的情境下認清自己,而不致於迷失方向」。

從當今的學術發展脈流觀之,《中國人的性格》建立了堪稱「開風氣之先」的四大典範。

典範一,首開台灣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的新趨勢。
典範二,揭櫫虛心接受客觀批評的學者器識。
典範三,體現知識乃超然於一切政治力與意識形態之上的獨立性。
典範四,彰顯學術研究既在瞭解他者,更在反求諸己、觀照自身。

1972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雖說企圖伸張學術的獨立性,但在威權至上的1970年代,講求批判的學術自主還是受到壓抑,該書即因「批判中華文化」,和當局正在推廣的「復興中華文化」背道而馳,遭致「查禁」的命運。《中國人的性格》所承載的「科際綜合研究」也隨之暫隱。

2014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又一本揭櫫科際對話,也是由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共同主編的論文集《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劉斐玟、朱瑞玲主編)出版了。兩書相隔40餘年。這一時間脈流所標誌的,既是傳承,也是國際學術典範的轉變:從宏觀的行為科學式論證,轉向微觀的個人身心感受與文化價值承載;由探詢什麼是文化,轉而思索如何進入文化。在「傳承」與「轉變」中,我們當如何思索科際合作的開展向度和對話深度?!

正是在此一學術關懷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學術座談會應運而生,該座談會希望從觀照《中國人的性格》到《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的學術發展脈流,來思考如何開展科際對話的新視域。座談會邀請了四位分別代表不同世代和學科背景的學者與會:瞿海源、黃樹民、胡曉真和沈志中。在這場座談會中,他們不但促發我們反思「未來」,也帶領我們回到「過去」。瞿海源帶領大家進入1970年代的學術氛圍和篳路藍縷,並藉著張光直院士的例子,提出他個人對科際整合的思考:學者既各有專業,如何做到「道不同‧相為謀」?議題的設定如何避免「大而無當,小難集氣」的缺失?研究論著如何在學術專業和知識普及之間平衡?黃樹民則是從國內的政治局勢和國際學術潮流,來呈顯《中國人的性格》的學術文化價值:委婉地批判以意識形態來箝制學術思路的政治勢力。黃樹民並以之對比《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從中點出兩書的不同取徑,實則反映了國際學術典範的轉移:從追求實證科學、大議題的研究意識,轉向以個人為文化載體的人文取徑;從科際整合轉向科際對話。胡曉真則是以「說書」的方式,帶領大家進入她個人的治學經驗,以及中研院文哲所作為一個多學科的學術機構如何在「各別發展」和「對話合作」中建立浮動平衡。她所提出跨學科研究的「背景」vs.「前景」,頗具啟發性;她同時也以文學詮釋為例,表達出她對深化跨學科對話的關懷與期許,並點出「意志力」在科際對話過程中的重要性。沈志中更縱橫古今,從哲學家蘇格拉底到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巴夫洛夫,乃至英國文豪愛倫坡,以此點出個人內心世界的複雜性,以及反求諸己、以他人為師、協力探索等對話觀點和研究反思。

時值李亦園逝世週年,為追憶之,謹將這場學術座談會整理成文,以此向李亦園等引領科際綜合研究、建立科際對話器識的先輩們致敬,特別是他們進行科際合作時所展現的學術典範──以至誠之心面對知識,以謙和的包容力對談學術。

哲人雖已遠,典型在夙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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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斐玟 追憶李亦園院士: 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舵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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