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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文化部] 當國家看見文化

作者:傅可恩(Kerim Friedman)

在今年的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中,臺灣人類學共筆部落格芭樂人類學主辦了一場「閃電秀」,邀請幾位寫手針對臺灣的文化政策各給五分鐘的演講。這個主題主要針對的是五月時甫就任文化部部長的鄭麗君宣布召開全國會議擬訂「文化基本法」的計畫(其實早在2011年行政院已通過了文法基本法的草案)。講者們反思了政府如何形塑文化政策、以及人類學者如何參與這個過程。以下便是身為講者之一的我的講稿。在現場時我是以中文發表,這篇文章則是由我的學生張瀠之將英文稿子翻譯成中文。請注意由於演講只有五分鐘的時間,本文無法針對許多細節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國家必須能「看見」文化

當前國家文化政策的核心議題,是讓國家能夠看見文化。畢竟,如果國家看不見文化,要如何才能治理文化呢?戰後的台灣,從中國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到擁抱多元文化,經歷了文化政策大幅度的變遷。然而,無論是單一文化主義或是多元文化主義,不管政府是在提倡或限制在地文化的發展,國家都必須要先能「看見」文化。

改自James Scott著作的封面

看見文化就改變了文化

實際上,能夠看見文化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改變文化的能力。那麼,文化如何變成「可見」的呢?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它可以被書寫、紀錄和拍攝下來。這個紀錄的動作,將原本流動的文化永久封存了下來。例如,當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時,他們紀錄了每個人的種姓階級,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僵化了原本相對具有彈性和流動性的制度。記錄種姓制度的過程也充滿了抗爭,不同群體的人民甚至向政府請願,希望能更改他們的種姓分類。

當文化不想被看見時,政府怎麼看見它?

然而,有時國家很難看見文化。當台灣政府企圖推廣國語運動時,他們利用學生彼此監視的機制來打壓方言(如台語、原住民族語等)的使用。當一名學生被發現說方言時,他會被要求在胸前掛上一個寫著「我不說方言」的牌子。要將牌子拿下來的唯一方法,就是舉發另外一名講方言的學生,再將牌子掛在後者身上。

當文化想被看見時,政府怎麼看見它?

如今,政策反轉了,國家鼓勵母語的保存。甚而補助經費支援在家使用瀕臨滅絕語言的家庭。要如何確保這些家庭確實使用母語,成為一個實際的問題。早期,政府透過書面考試,來證明這些家庭每個月新學了三百個字。然而,這卻造成了大家專注於學習新的字彙,而非在家裡活用母語。於是,政府改變了政策,他們讓審查人拍攝家庭使用母語的影片。但這個方法也失敗了,有些家庭甚至變成在攝影機前死背對話的小劇場表演。

讓誰看見?

由上可知,讓國家看得見文化實際上是一種「暴力」的展現。無論政府企圖抑制或是鼓勵文化發展,它都必須先能看見文化。那麼究竟該怎麼做呢?一種路線是政府完全放任。但我不認為那是對的。無論政府是否願意,它都必然參與於文化之中。因此個人絕對不是在真空中做出文化實踐的各種選擇,而是受到更廣大的文化環境形塑,而國家對於這個環境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不過,還是有些方法可以在降低文化受國家暴力影響的前提下讓文化被看見,其中一個方法便是賦予社群更大的文化政策自主權。因為對文化所屬的成員來說,要他們看見自己的文化相對比局外人還容易許多,因此他們不需要特別將其文化從脈絡中扭曲凸顯出來。也就是說,國家政策僅僅從打壓轉換到提倡某某文化是不夠的,國家與文化實踐者的關係也需要跟著改變。

※英文版發表於Savage Minds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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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可恩(Kerim Friedman) [iGuava主題專號][人類學家@文化部] 當國家看見文化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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