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1626年，荷蘭人用約24美元的物件向美洲原住民買下曼哈頓島，歷經數百年後，曼哈頓形成世界政治經濟中心的中心。在曼哈頓區有個東村，約自1950年代開始便是各種另類與波西米亞式藝術家、嬉皮、龐克，與各式各樣藝術、地下電影，音樂，報刊與前衛社會運動者匯集的區域。然而，隨著另類藝術的發展，卻弔詭地形成一種時尚風潮，大批的富人嗅到時尚帶來的商機開始炒作房地產，使得房租地價快速上漲，另類的藝術社群、便宜的獨立書店與咖啡店消解，東村進一步被同質化，不再存有過往生猛活力的邊緣性格。
從紐約的時區快轉12個小時，來到「世界政治邊緣的邊緣」— 臺灣，在邊緣的邊緣的邊緣的東部一個海灣區域，自21世紀初開始，也正發展出一種與紐約東村有點像又不太像的另類藝術氣息與蠢蠢欲動的同質化過程。既然如此，那麼我就先暫時將這個海灣的區域，稱為臺灣東村。

芭樂也來kuso一下，響應藝文界「 我是人，我反核 」運動 （為什麼是切開的芭樂？因為深夜家裡只剩下一顆芭樂阿～）

住在天龍國的人請不要儍儍地問我：「為什麼不坐高鐡？」花蓮，高鐡不到的地方。不適合快速鐵路或公路，一個適合慢慢生活，好好度假的地方。

剛從國外回來時，我賃居在城市新興的大樓裡， 鐵道的一端是櫛次鱗比的新穎大樓；鐵道的另外一端則是老社區。老社區內偶而交錯幾間歷史悠久的廟宇、安養中心及野草遍佈的空地，靠近鐵道的馬路邊有兩三座不甚起眼的小公園。出入公園的成員除了媽媽、小朋友外，多半是被看護推著輪椅的老人。觀察的其中一個公園每天黃昏，特別是假日的時候，會有一部廂型車停在公園一側。司機停妥後把後車廂打開，然後以熟練的動作，把車上的紅藍兩色塑膠椅拿下來擺在公園一角（通常是在樹蔭底下）供人唱歌；廂型車側門打開之後，車內的設施一應俱全，一台約四十吋大小的電視螢幕、紅黑兩色電線線路交纏的卡拉OK線路、以及兩三支有線麥克風。廂型車後偶而還會停著一部賣水果的小貨車，某種程度形成了一種黃昏市集的感覺。

「食晝」是美濃客方言人群生活細節中的一環，也是地方社群文化的一環——正確來說，在發展成為成功的農耕民過程中，「食晝」反映的可說是美濃客家社群的勞動文化。我在美濃生活的十年裡，經歷過相當多的「食晝」，一個吸引我注意的，就是從原先單純地就是去登席、包禮，到後來關注其整場宴席對於「時間」的掌握，有某種帶急迫感的特色。急迫感是怎麼產生的呢？

芭樂人類學從本周開始連續五次會有不同的寫手，書寫他/她所處的地方(或是城市)，當我們嘗試書寫地方(或是城市)時，一方面想要窮盡台灣各個大區塊(後來沒成功)，另一方面不可能窮盡地方(或是城市)書寫的可能方式(這個倒是很容易成功)，我們想要的是身處這個地方(或是城市)的人類學家，可以如何書寫它。本篇是先鋒，敬請各位讀者期待芭樂人類學這個新的實驗──主題書寫。

2011年初春，我進入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現已更名為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教書，也定居在都蘭部落裡。偶然的機會，在同校同仁的邀約下，參與「競標」教育部的「大學小革命計畫」徵案。初任教職，滿腔的熱血恰巧想好好地來「革命」一下。

「如果讓我來帶一堂關於台灣原住民的大學課程，我會怎麼教？」腦海中不斷浮現這個問題。

經過反覆地自問自答後，我決定以自身的親身經歷為範本設計一個自以為不同的大學課程「東大發力森」。

2010年初夏，一個如常的忙碌日子，穿梭在北藝大舞蹈學院環中庭而繞的廊道時，我被同事叫住了：「林老師有事要找你」。林懷民先生，在他許多眾所皆知的盛名之餘，也是北藝大舞蹈系的創辦人，我至今仍然清晰記得，青澀少年時期領受現代舞啟蒙觀賞作品《薪傳》所帶來的衝擊。面對一個在我生命中儼然已經佔有大師地位者的召喚，我和另一位同事絲毫不敢怠慢。沒想到在他的吞雲吐霧中正襟危坐後，聽到的是：「我們三個人來合開一門課，綺芳妳就帶同學們讀《憂鬱的熱帶》」。

當我在金銀島出田野大約接近半年時，我開始接到一些具有半強迫性質的額外任務，多數都跟翻譯有關。因為在當地大約有700-1,000名的中國人，分佈在各行各業。同時約有一百多名的台灣人在當地經營生意，多為中小企業老闆。有時候這些人會有些生意上的糾紛，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嫻熟英語。所以我被當地法院徵招，去法庭做口譯。另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志工工作，是聯合國的愛滋病防治計畫，針對當地娛樂業的女性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推廣課程，以及愛滋病的篩檢。

原住民的題材到底該由誰來拍攝？有人主張原住民本來就應該自己拍攝自己。但，也有人提出疑問：「拿起攝影機的原住民，還是不是原住民？」

我總喜歡在課堂裡與學生們分享這段想法：「在如此不確定的追求下，在這樣不同的人群裡，在這麼分歧多樣的時代中，並沒有太多的確信或是封閉的感受，甚至連到底在追求什麼都不是很清楚。但這是一種度過人生的絕佳方式。」葛茲如是說（中譯本《後事實追尋》2009:227）。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節，最近幾天，天鵝城的朋友們一定又為了這個深具華人文化特色的儀式，忙得不亦樂乎。且讓我把時光撥回2009年，談談清明節與華人認同的關係。
眾家朋友可能會問道：清明節與華人認同有何關聯？這麼說，清明節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之一，不論是受英文教育、華文教育、馬來文教育，或者是信仰基督教、傳統宗教、佛教的華人朋友們，大多選擇在清明節回到祖先在馬來西亞的落腳地點上墳祭拜。

當美國軍隊正式進入伊拉克，校園裡到處可見反戰的標語，爭論戰爭的必要性，而考古學者們則激烈的討論著到底考古學家應不應該與軍方合作，搶救戰亂中可預期流失的文化資產。贊成者認為考古家應該盡力搶救將會消逝的文化遺物，這些考古學者將遺址及博物館的位置交給軍方單位，希望軍方在攻擊時可以避開這些地點，甚至積極與軍方合作，〝訓練〞軍人〝認識〞考古文物，負起考古學家〝專業〞的責任。反對者則一方面質疑此戰爭的正當性，強調考古學者不能置身事外，一方面更深層的思考考古學的本體論、道德觀及其政治性。

「分居風暴」 是剛贏得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伊朗電影，去年更囊括了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與最佳女主角，也被眾多影評人與電影評論雜誌書選出為去年年度最佳十大電影的第一名。 如果這些還不夠說服你去觀看這部電影，那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不像很多名過其實或賣弄玄虛的藝術電影，這是一部完全實至名歸的作品，值得你一再的品嘗。

這幾年在印度進行流亡藏人研究時，到哪裡找哪些人是我們下田野的例行前置作業，要能夠順利達成任務，就得避免和達賴喇嘛的講經或灌頂法會行程撞期，因為這些活動都吸引成千上萬印度境內流亡藏人或國外信眾匯聚，找旅館搶訂車票還算小事，麻煩的是，我們要訪談的對象都不會有空，雖然他們也會很看重我的到訪，但是很抱歉，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

當妳/你做任何事情之前，應該要先回答這個問題：妳/你為何要念人類學研究所？

如果妳/你的回答是想要在人類學界獲得一個學術工作，那麼對進入研究所這件事，就要再多加慎思。我沒有任何統計數據來支持這個觀點，但是近年人類學博士要在人類學系找到終身教職，並不比大學搖滾樂團獲得唱片合約的比例來得高。如果搖滾樂是你血液中的一部分，沒有人勸阻妳/你將搖滾樂團視為終身職志，而你對人類學也有類似感受的話，那麼我會說「拼下去!（Go for it!）」 否則我會提供其他建議。

其實福壽螺這種好逸惡勞好吃懶做又兼膽小怕事的習性跟叮叮還蠻像的，只是人螺殊途，該開的殺戒還是要殺啊阿彌陀佛。在H的調教下，叮叮於是學會了誘螺、撈螺、撿螺與踩螺等一連串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戰技，立下無數汗螺功勞，戰功彪炳直升宜蘭軍區冬山軍團柯林旅秈稻香米連七星上將，同時也為阿仁嫂家的鴨子加了不少蛋白質與鈣質。鴨子們享用福壽螺後立刻下了好幾顆大鴨蛋，輾轉被送上叮叮外婆家的餐桌。福壽螺吃秧苗、鴨子吃福壽螺、叮叮吃鴨蛋…距離稻米成熟還有超過三個月的時間呢 ，叮叮卻已經建立起一條「從產地到餐桌」的在地食物鏈了

戲劇如何成為人類學家思考當代社會文化性質的素材與媒介？甚至，這戲劇對於人類學家在面對新時代與思考重新建構知識的可能出路時，可能產生何種作用？這是黃應貴教授於今年二月十五日在中研院民族所午餐時間給了一場名為「新時代的教科書：日劇」的演講所關注的問題。文末，我將以另一位同樣受到戲劇影響的人類學家Michael Taussig的作品為例，探究戲劇或劇場如何可能有助於我們釐清被研究對象社會文化中幽微難解的側面，促使我們反思自身知識之理論預設所造成的侷限，甚至進而誘發新的人類學思維。

今年情人節本部落格推出苦澀的全球化愛情與學術芭樂，也請大家不妨回味去年那顆情人節芭樂：

愛的 bricolage (by 鄭瑋寧）

「嫻熟人類學的朋友應該對bricolage這個字詞有印象，卻不免狐疑：為何愛情會與Lévi-Strauss有關呢？...」

這兩年我開始對離散(diaspora)的議題感到興趣，並嘗試用來解釋古代社會人口流動的問題。這個詞最早指的是被迫離開自己家鄉，想回去又回不去的猶太人，但後來越來越多的人一窩蜂去使用這個詞後，它的意義已完全被擴展開來。有個叫Robin Cohen的社會學家就把離散的意義擴大，並做出不同的分類，像是猶太人或黑奴那樣classic的受難者離散、受到帝國和世界體系擴張後形成的勞動離散、如在東南亞的中國商人這幾百年來為了交易而造成的貿易離散、錫安山教徒那類的宗教離散，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文化離散等等。這些離散很多看起來像是個人的決定，但很大程度上都有結構性的因素在背後推動。我上次酒後跟K半開玩笑的說，我要再加上一個現代的學術離散，K反問我這跟大家在談的像移工那樣的勞動離散有什麼不同，難道我覺得學術工作比較高級，所以要獨立出來形成一個類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