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的題材到底該由誰來拍攝？有人主張原住民本來就應該自己拍攝自己。但，也有人提出疑問：「拿起攝影機的原住民，還是不是原住民？」這一問題的提出，主要指出攝影機所連帶的電影、紀錄片再現書寫體系，基本上座落在一定的社會、文化及其象徵體系之中而發展出來。換句話說，拍片的攝影機與它所源生的社會、（電影）工業，也就是說與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的那條發展軸線有很強的聯繫。當原住民影像工作者挪用深刻烙印西方社會進程、物質條件與象徵系統的視覺科技／影像載體，用以呈現並表達（最能）標示原住民族身分的口傳文化／權威之時，影片媒體既定的類型框架、論述方式與觀影可能，成為原住民影像工作者呈現「原住民性」的最大考驗。

 

不過從本地一些原住民影像工作者的記錄作品，我們觀察到原住民影片製作過程進入的社會互動之場景有其特別之處。在這些社會場景之中，拍攝者與被拍攝者所戮力對焦的社會實在，是奠基在兩造雙方的族群、文化與情感上的連帶，以及對於文化身分的磨合與協商之經驗歷程。族中長輩深具文化動能的（身形言語之）敘說，如何被後輩晚生及其手上的攝影機器「看到」與「聽到」，刻畫著這項影片計畫經歷的互動與交流。尤其在原住民影像工作者來回往返於不同向度的意義／載體之間，進行「轉換」與「翻譯」的種種嘗試與努力，導引出來的結果，將關係著這一件影像成品所能夠傳達的族群、文化之敘說與力道，進而能夠更為積極地介入台灣主流社會關於原住民書寫與意義競逐之場域。

甫獲金穗獎「記錄片優等獎」的《Alis的心願》，是布農族女性導演莎瓏．伊斯哈罕布德於2011年完成的作品。片中主角Cina Alis是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藤枝部落的布農人，這位74歲的Cina在影片中講述許多關於自己70多年來，在南台灣山區部落，居住、生活過的地方。這些散佈在深山裡的「無名」地理區塊，在Cina Alis細細回溯這一輩子曾經「走到」、「停留下來」、「居住生活」、「離開」的故事、回憶中，逐漸有了自己的形體容貌，有了自己的「名字」稱呼，成為一個個讓人可以觸摸得到「真真實實」的地方。

導演莎瓏在整部紀錄片中以Cina Alis的生命故事為基底，沿著那張有GPS定位的Goolge（衛星）地圖，亦步亦趨跟隨著Cina Alis口述節奏的步伐，以影像的動靜態，畫出一張有時間縱深、有記憶套疊、有親人關係、有工作勞動，有土地、天空、動植物、氣候、空氣與溫度感覺，相當能夠敘說、充滿情感質地的部落／遷徙地圖。這幅生動、源源流長的影像地圖，是在Cina Alis與莎瓏．伊斯哈罕布德共同進入影片攝製「事件」當中，啟動探尋（舊）部落的腳步，一起繪製完成。

64分鐘的影片時間，脈動在「聲音」（比較是Cina Alis的印記）與「畫面」（比較是導演的印記）的應對、互動、以及往前再推進的來回與循環。影片所呈現的系列音-畫之影像動作，纏繞著影片主角與導演各自發展卻又彼此承接的兩個敘事軸線。這兩條敘事軸的互動方式，常常在Cina Alis口述講話持續進行的同時，承接在導演鋪陳的畫面以及所營造的影像聲響空間中，讓意義的敘說能夠延展與深化。這兩條敘事軸同時交織並嵌入口（述）說故事（storytelling）與數位說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的介面當中，創造了意義生發與溝通理解的可能與空間。尤其，影片中（Cina Alis）所提及之人事物都經過（導演）仔細的梳理，使得這些往事故人清晰浮現，與自己有了關聯，也讓「過往」經由「當下」的說故事，而與「未來」能夠橋接起來。

能夠將過去、現在與未來通過自己的生命歷程串連起來，除了顯示個人生命故事及其經驗的韌性與強度之外，故事被（導演與紀錄機器）專注聆聽的樣態，使得故事的意涵與講述者的意向更為顯露，穿透著敘說的力道。例如，Cina Alis回想大伯Dama Biun不願離開生活其中的山林部落：「他的心裡，不願意離開這裡到別處，到以前就稱為是別人的土地上。他的心裡想，一定要跟家人住在這原來的地方，到永遠。如果要把我們趕出來的話，我先用槍把你們通通打死，然後我再自殺」（《Alis的心願》）。導演／攝影機因為傾聽的聚精會神，也讓其他閱聽人在別的時空場合，進入類似的情境、狀態，因而能夠「聽到」、「聽懂」Cina Alis或Dama Biun希望留在原來地方的願望與強烈主張。

Cina Alis在影片中講的故事，不外乎關於移動、遷徙、落腳、種植、勞動與工作。的確，透過影片我們知道Cina Alis以前跟著家人住在山裡的部落，生活所需仰賴種植、捕獵以及採集（愛玉）等勞動工作來維持。從紀錄的鏡頭我們同時看到Cina Alis到現在，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釀糯米酒、打米糕、刺繡、蓋雞寮、照顧孫子，在忙碌的日常工作當中，還能與弟弟、晚輩一起跋山涉水走回自己出生時的石板屋，去看看七十多年未曾回來的舊部落。Cina Alis對以前生活記憶的相當深刻：「這片土地是我的阿公很努力找到的。從台東過來，經過Usuzu，到達這裡Ubukudav，這片土地。我的阿公很辛苦，找到這一塊土地。（…）[這塊土地]日本話叫Kauamuku，布農話叫Ubukudav，我就是在這裡出生的」（《Alis的心願》）。

Cina Alis與家人重返Ubukudav這塊土地，而故事的時間點也跟著回溯到Cina Alis出生的年代。Cina Alis回憶她出生到現在，家人、族人一再遷移的生活處境。但身處不斷遷徙、移住的變動中，不太改變的是族人、家人勞動的身體以及與土地、自然的關係維繫，「種小米，把家裡整理好」（《Alis的心願》）一直都是這群不斷移動的人們不變的生活態度。這樣一種生活態度落實為家人、族人一起在土地上勤快勞動，分享成果並敬畏上天，一種與人、與土地、與自然、超自然維持一種倫理有序的生活方式。攝影機前面Cina Alis活出來的生命經驗與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於馬總統眼中（慈濟所提供）的生活方式（註：馬英九總統於永久屋落成時說：「慈濟所提供的，不只是一棟房子、一座教堂，或者一所學校，或者，一個農場，更重要的，慈濟也提供了一個生活方式」（《Alis的心願》）。）。Cina Alis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生活，是馬總統所說的「這一種生活方式」的另一種。

原來，Cina Alis講故事的一個核心要旨，在於提出族人們所活出來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我們的生活是落實在族人每日的共做、共享，以及對土地、動植物的共生與維護，這其中還含納了對自然、環境、天候的觀察與經驗的累積。在此「我們的生活方式」，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將不僅僅是不同的敘說或主張，它同時也是一群人與自然、與環境、與土地所建立、經營的一種持續、永續的關係：「我是在這裡出生的。我喜歡這裡的風。我們不喜歡在城市，因為很熱，不是在平地出生，喜歡待在這裡。在山上有涼涼的風」（Cina Alis）。

自1939年的集團移住到2010年搬進永久屋，Cina Alis與部落的族人們，已被迫搬遷了很多次。莫拉克風災後，藤枝部落塌陷，重建的希望渺茫，大部份族人都放棄了，只剩下少數人仍在等待，希望有一天能搬回山上，Cina Alis就是這些少數人中的一位。Cina Alis並未住進永久屋，目前與兒子、媳婦、三個孫兒一起在六龜租房子住。對於遲遲不能回去原來地方生活，她語重心長地說：「在這裡誕生的人，很麻煩。心裡很難過。被政府趕走。如果被政府趕走的話，心裡很難過」（《Alis的心願》）。雖然如此，Cina Alis還是認真地想著如何回去原來地方「自力救濟」，將水管接好、水池修好，這樣就可以種很多東西，養活自己與家人：「嘴巴在笑，心裡在想要怎麼生活。不知道要怎麼呼吸。我要種芋頭、種小米，就很好了！每天要吃，吃Cinavu就好了。作夢啦！夢想」。

鏡頭如實傳達了Cina Alis的真切想望。由於想望的真切夾帶著力量，Cina Alis的願望或許終於能夠成真。

部落老人講的故事，與影像工作者聽到的再現的故事，都是這個族群的文化，但是兩者之間還有不同，因為兩者出自不同的世代、個體觀看的視野也有差異，這些被再現的文化其實是座落在盤根錯節的不同時空脈絡裡。部落老人講古，並不是等著被紀錄、翻譯與轉述，其實他／她們是創造了一種意義和實在。這個版本的意義與實在是有別於被影像化的再現故事，而這些再現／故事，則共同創造可以被辨識的身分認同軌跡。

認同是一種「文化事物」，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關係」。原住民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原住民身分在特定社會空間中互動的結果，也常可以觀察到一種新的原住民性這件文化事物，經由影片工作而被創造與注入既存的社會文化場域。也就是說，在（影片內外之）社會位置的再生產當下，具現部落身份的現代時／空交錯與凝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