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戲劇如何成為人類學家思考當代社會文化性質的素材與媒介？甚至，這戲劇對於人類學家在面對新時代與思考重新建構知識的可能出路時，可能產生何種作用？這是黃應貴教授於今年二月十五日在中研院民族所午餐時間給了一場名為「新時代的教科書：日劇」的演講所關注的問題。文末，我將以另一位同樣受到戲劇影響的人類學家Michael Taussig的作品為例，探究戲劇或劇場如何可能有助於我們釐清被研究對象社會文化中幽微難解的側面，促使我們反思自身知識之理論預設所造成的侷限，甚至進而誘發新的人類學思維。

今年情人節本部落格推出苦澀的全球化愛情與學術芭樂，也請大家不妨回味去年那顆情人節芭樂：

愛的 bricolage (by 鄭瑋寧）

「嫻熟人類學的朋友應該對bricolage這個字詞有印象，卻不免狐疑：為何愛情會與Lévi-Strauss有關呢？...」

這兩年我開始對離散(diaspora)的議題感到興趣，並嘗試用來解釋古代社會人口流動的問題。這個詞最早指的是被迫離開自己家鄉，想回去又回不去的猶太人，但後來越來越多的人一窩蜂去使用這個詞後，它的意義已完全被擴展開來。有個叫Robin Cohen的社會學家就把離散的意義擴大，並做出不同的分類，像是猶太人或黑奴那樣classic的受難者離散、受到帝國和世界體系擴張後形成的勞動離散、如在東南亞的中國商人這幾百年來為了交易而造成的貿易離散、錫安山教徒那類的宗教離散，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文化離散等等。這些離散很多看起來像是個人的決定，但很大程度上都有結構性的因素在背後推動。我上次酒後跟K半開玩笑的說，我要再加上一個現代的學術離散，K反問我這跟大家在談的像移工那樣的勞動離散有什麼不同，難道我覺得學術工作比較高級，所以要獨立出來形成一個類別嗎？

2009年底，當我準備要把過去田野的心得集結出書時，書的內容還沒完全定稿，而我心裡想的是要選擇甚麼樣的封面。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繪畫，原因無他：雖被譯為民族誌書寫者，ethnographer不就是兩個字根（ethno+grapher）的結合？儘管有Geertz以來美國人類學界層層疊疊地對民族誌的內涵加以闡述翻轉，對我而言，「描繪族群圖像的人」仍然一語道盡民族誌工作者的核心。然而，回首來時路，撇除那些惱人的傳教士和探險者不提，這項工作真的是一項獨佔事業嗎？

我作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在學校也教授「台灣南島語族研究」的課程，但對於平埔族的認識長期以來卻一直侷限在文獻的閱讀，直到所上有一位西拉雅學生--段洪坤--入學後，「平埔」和「西拉雅」對我才開始逐漸有了不同的意義......那一年我擔任他們班的導師，也開始在學校新成立的原住民中心協助相關事務，積極地舉辦原民週活動，鼓勵原住民學生成立社團，但是卻常很自然地忘記洪坤也是原住民，這時洪坤總會幽默地對我表達抗議，讓我驚覺到自己在潛意識裡對於平埔也和一般社會大眾一樣，有著他們已然「漢化」的刻板印象。2009年八八風災重創小林村，風災過後的兩個月，我得知小林村仍決定照常舉行夜祭之時，便主動詢問洪坤是否可以協助安排我前往，當時他正為協助小林重建工作忙得焦頭爛額，但依然一口答應了我的不情之請。

「真正的人」為什麼要犧牲？據說台灣的小學生都知道這個【半屏山】的故事（真的？天佑台灣讚啦！）因為「課本有寫、老師有教」。就是台灣南部有一個仙人在賣湯圓，一粒一元、二粒二元、三粒免錢，大家都搶著要三粒免錢的免費湯圓。只有一個年輕人，他不要求三粒免錢、只買他所需的一粒...各位選後的朋友們，讓我們一起在芭樂草地中再次站起來活絡筋骨，如果需要即時線上聊天的話，也歡迎大家上「芭樂人類學」facebook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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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前一天親戚朋友們和我通電話時，都說一句；「這次有可能」（意思是「有可能」政黨輪替）。這些親友並不能簡單地被定義成「綠」的，應該說他們心底最大的渴求是希望台灣能夠有一個政黨輪替的正常民主政治的架構。我們心照不宣這個超脫於競爭的意願，然而更耐人尋味的卻是親友們的那句：「這次有可能」…，那麼難道從來沒有「可能」過？

就像小孩的法律假一樣，選戰期間「貴族的階級感」暫時打烊，他下凡了。選戰期間可以摟摟抱抱那些過去高高在上的貴族，可以對他們盡情示愛，他不會拒絕，此時不「抱」更待何時？而且只有今夜。狀似嘉年華期間，可以被允許嘲諷君王而不用坐牢。台灣的選戰期，女性們可以轉換「貴公子」變成「情人」，不但不被禁止還被鼓勵，那邊圖的是選票，這邊圖的是瞬間即永恆。情慾以一種「正當」又「私密」的外貌在公共空間流竄。雖然這個民主的舞台是由前輩流了不少血淚打造的，卻正在上演一齣慾望城國。

總統大選進入最後一週，此時翻出選舉芭樂再啃一次，還是充滿趣味。這次選舉也有很多芭樂梗可以續：從三隻小豬到平安符，還有電磁波，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與國家想像？

值此新年，談論「山寨」話題，時光彷彿倒流到四年前蒐集博士論文期間，曾在代工廠上班，利用假日到深圳羅湖去旁觀仿冒品消費買賣的日子。然後經歷過兩岸甚至各國媒體對「山寨」話題發燒、德國設計展(DMY Festival)今年甚至以Copycat為主題舉行論壇，這個話題彷彿方新未艾。

從2011跨越到2012之際，歡迎舊友新知再次啃一次這顆跨年芭樂

一個芭樂人類學家的跨年夜

Laha Mebow（陳潔瑤）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海報上寫著：台灣首部『原住民導演』的電影，若真如此，就是里程碑，不論如何，的確是部值得探討的好作品。

過去兩年芭樂推出了兩篇耶誕文，再次包裝成耶誕禮物，祝大家佳節快樂！

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去到金銀島出田野，我透過G島某教授的介紹，順利地住進她的一位學生的家中。這位學生的家長身居政府要職，家中非常氣派。他們家中兼營了好幾項生意，有出租公寓，有經營美髮等等事業，因此僱用了大約十五名的菲律賓籍員工，分別在不同的家族經營的事業中工作。
按照以往的想像，寄宿的家庭會是田野的開端，透過跟寄宿家庭的熟稔，再經由他們的協助，引介我去認識相關的訪談對象。但是住進來一天後，我就發現我的寄宿家庭的成員，每天都要去公家機關上班，剩下我一個人與幾名菲律賓籍的員工待在家中，甚至我們聊天的時間都比我跟主人聊天的機會多。於是我對當地的第一印象其實是來自於這些外籍工作者對於他們僱主的認識跟想法。

賽德克‧巴萊的討論至少牽涉到7 個問題──這些問題不是我對影片內容的疑惑，不是要去問導演的（雖然如果有機會交流也很不錯），而是問自己的。每一個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也未必有清楚的對錯，而是立場的選擇──在這些價值觀裡面，在這些思考範式中，評論者站在哪裡？而我又選擇要站在哪裡？

我看完上集太陽旗時，到處寄信要朋友去看，覺得好像是自己的榮耀。看完下集後，我也不覺得導演阻礙了我們繼續尋求［歷史真相］的動機和努力。那天我獨自開車在眼前平坦又白晃晃的柏油路上，想到這部電影導演本身的探索，他帶來的全台的討論和探索，我突然想到湯湘竹導演的兩部電影的名稱：［山有多高？］［海有多深？］。對照到賽德克巴萊的探索，是阿，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我流下淚來。台灣，你的探索，是我們的未來。歷史，可以是過去，可以是未來。

在論文修改接近尾聲時，一次和指導老師的討論中，老師忽然說了：你不覺得應該在論文的開始便說明你本身與遺址的關係？什麼原因把你帶進了這個田野？你研究的開端，你為什麼對這樣的議題感興趣，甚至寫了一本論文？你為什麼選擇了特定的理論取向來尋找答案？當我們透過你的詮釋看到了過去的社會時，你又在哪裡呢？

叮叮當初一腳踩入家中的水田，其實都是被騙的。

若要在西藏境外，找到最能代表西藏傳統的地方，達蘭薩拉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的答案，因為是達賴喇嘛在印度安頓所在，也是當前西藏流亡政府的行政中心，但對藏人而言，這是一個和印度人混居、氣候景觀都需要重新適應的新故鄉。然而在當前印度國土最北方的拉達克，不論在氣候景觀、風土民情、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等，都屬於傳統西藏文明的範圍，而有「小西藏」之稱，也因為高山、峽谷、河流、沙漠等奇景，高海拔與世隔絕而有香格里拉的美稱。

我到埔里教書後，最先認識的賽德克人就是一直在歷史上被描述為「親日蕃」幫助日人追殺莫那魯道的Toda支群。到春陽作田野後我發現，基本上他們是不談霧社事件的，比較熟之後才從一些報導人口中聽到和過去所知道很不一樣形象的莫那魯道。我並非認為Toda人的口述記憶呈現了更多的「歷史真相」，它其實是主流論述強大力量下，所發展出另一個被壓抑的對抗式在地觀點。漸漸地我能體會Toda人長期的沈默與無奈，不願參加霧社事件紀念儀式的心情，以及霧社事件本身所牽涉的複雜族群與部落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