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 anthropology covers things that are Grotesque, Unabashed, Apostate, Virid, and Auspicious about anthropology!

大眾人類學的美麗與哀愁

作者:郭佩宜

專號說明:

2012年10月「台灣人類學年會」上,幾個朋友籌組了「跟人類學談戀愛:大眾人類學圓桌論壇」,得到很熱烈的迴響。接下來幾週我們將以論壇的引言稿和現場討論為底,推出「i級芭樂」(iGuava)第二期,以「大眾人類學」為主題,推出5篇芭樂系列。

關於「i級芭樂」(iGuava):

容邵武倡議的芭樂新品種,邀集人類學者共同書寫特定主題,以專題系列形式推出(special issue)。芭樂農友戲稱這是有’i’的芭樂,故名「i級芭樂」。第一期於2012年5月出刊,以「地方」為主題,共有5篇芭樂。(南投美濃高雄花蓮台東

不久前,一本書的封面廣告引起我的注意:「企業中的人類學家,炙手可熱的管理界新星,政大科管所名師蕭瑞麟」。很顯然的,作者並非人類學家,而是商學院的學者,然而「人類學」這個詞可以成為企管書籍廣告的一部分,著實讓人好奇,於是我買了這本《讓脈絡思考創新》,想了解商學界如何看人類學,人類學對於企業研究可以有怎樣的幫助。

作者在自序中提及Intel聘用了12名人類學家,微軟也雇用人類學家了解消費者行為,這個趨勢打破他對人類學家只研究「原住民、部落、酋長」的刻板印象,因此他試圖「把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帶到管理學研究」的課程,透過開課「有系統的整理人類學所提倡的人文採集法(學名是民族圖誌法, ethnography,很難記!)。這種方法強調的是近身觀察、感受田野,貼近與當事人互動的感覺,又俗稱為『田野調查』」。於是他上網搜尋,google的頭條卻是「廚房裡的人類學家」莊祖宜。

 

 

看到這裡,「正港的」人類學家可能有點五味雜陳。修過人類學課程的人大概會驚訝作者不知道台灣人類學文獻普遍將ethnography翻譯為「民族誌」,全書提及的唯一一個「人類學家」的名字是(明智的)放棄西雅圖人類系博士班學業轉行學廚藝的莊祖宜。

然而即便作者的人類學知識不多,可是他有慧眼欣賞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相對於一般商學研究,他帶學生進入企業的現場觀察,試圖從脈絡中去理解問題。即使是「劑量很低」(借用梁瓊惠的用語)的人類學都可以對企業管理有這麼好的啟發,豈不令人振奮?況且無論是本書以「企業中的人類學家」作為作者頭銜,或者莊祖宜以「廚房裡的人類學家」行走江湖,都在在顯示了「人類學家」這個頭銜有大眾市場!相對於在某些原住民的心中,或如趙剛的「頭目哈古」一書中呈現的,人類學是個’dirty word’──人類學在今日大眾書籍的市場上是個’sexy word’!台灣有不少人想「和人類學談戀愛」呢!

但是暗戀人類學的人,暗戀的對象好像都不是一般人類學界定義的「人類學家」。有的人或許會有「被搶註了的人類學」的感嘆,然而人類學界更需要正面迎接挑戰:被代言的原因之一是人類學家在大眾領域耕耘不足,那麼現在正是時機,讓我們再次開墾荒地。

人類學知識有許多特點,無論是在地觀點、文化的厚度、全貌觀、比較研究等,人類學的知識與日常生活緊密連結,從地方到全球的諸多議題,人類學都可提供分析的視野,思考解決的方向。此外田野工作和民族誌等人類學方法論也常被其他學科借用(或是誤用、挪用)。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同人類學要面向大眾,發揮社會影響力。既然大眾對人類學有期待,人類學家也對學有所用興趣很高,看起來你情我願,可是為甚麼戀愛那麼難談?

 

 

大眾人類學的困境

其實有段時期人類學著作曾受到大眾喜愛,例如英國人類學家James Frazer的著作《金枝》非常暢銷,到現在在各個領域都還常被引用。美國的Margret Mead可說是最知名的人類學家了,她社會影響力驚人,民族誌《薩摩亞人的成年》暢銷長賣,是許多大學通識課的指定讀物,她密集的到處巡迴演講,針貶社會議題,甚至還主持過電視節目。李維史陀則是法國人類學界的牛耳,《憂鬱的熱帶》一書啟發想像力,虜獲各種讀者的心(例如應用於藝術學院課程,請見趙綺芳的這篇芭樂)。這些人類學著作的流行與特殊時代脈動有關,例如大眾對’the exotic’的興趣、演化論的爭論、美國社會的變遷失序等,此外也與特定人類學者的個人魅力有關。台灣在大眾人類學上最知名的學者應該是胡台麗,她充滿情感的文筆曾在副刊上佔有一席之地,並出版了《媳婦入門》、《燃燒憂鬱》等數本散文,而後多部民族誌影片也讓台灣人類學跨入了新的媒介場域。

 

 

Jeremy MacClancy & Chris McDonaugh主編的’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一書中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和美國的人類學逐漸學院化,學者專注在學術專門期刊與出版社發表研究成果,人類學的大眾曝光率降低。直到1970年代,許多學院經費被裁減,學界開始檢討人類學缺乏社會影響力,擔心人類學畢業生的出路。對於人類學缺少與外界溝通的檢討很多,1976年美國人類學會的通訊Anthropology News中即有人提議推出大眾人類學的雜誌,然而卻沒有下文,學界也只有零星的大眾人類學著作。原因為何?

的確,在英美以及台灣,人類學相對於其他學科都是一個小社群,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學院派精英主義的影響,許多人認為學者應該只要寫學術文章、發展理論就好;在學術體制的運作框架下,大眾人類學的作品──無論是大眾的書寫或電影──都不計點。書寫大眾作品(或大眾演講、拍片)對學術聲譽沒有幫助,甚至有負面影響,這些作品在學術界內被認為是淺薄的,作者也常是學術圈內的邊緣人,有時要面對「出賣人類學給商業利益」的批評。例如Margaret Mead雖然知名且著作等身,卻很遲才升等為正教授;英國的Barley(《天真的人類學家》作者)和荷蘭的Zwier都書寫一手田野而成為暢銷書,但學院課程很少指定閱讀,他們在學界的評價也不高。

 

 

即便是對大眾書寫採取開放態度,願意嘗試的人類學家,也面臨的技術問題。學者習慣寫學術文章,要轉換書寫方式也沒有那麼簡單,語言的轉換對許多人是一大挑戰。此外人類學家長於全貌性的關照問題,了解其複雜性和多重觀點,常擔心在大眾書寫時把問題單一化、本質化、去脈絡化,因此往往需要更大篇幅來交代事情,寫作的動作也較慢。例如Eriksen曾在英國皇家人類學會的雜誌Anthropology Today中記載了即使在當代歐陸社會中,人類學家社會影響力最大的挪威,在針對社會議題筆戰的情況下,人類學者背負學術倫理責任與社會責任,下筆趕不上專欄作家的速度,在媒體上吃虧。

大眾人類學的全球運動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學術圈體制較從前更重視評鑑、積點,新進學術從業者尤其倍感壓力,規則是’publish or perish’,這裡面的「出版」當然不包括大眾書寫,impact factor的計算不含括social impact。然而令人驚喜的,在比從前更嚴峻的情勢下,我們反而看見許多台灣人類學家更勇於嘗試對升等續聘沒幫助的大眾人類學,新生代尤其展現了豐沛的能量。這一波大眾人類學運動相較於上一世紀,有兩大特色:多重媒體,以及群體協力。

面對人類學在台灣社會邊緣化的處境,許多新一輩的人類學家對人類學應面對大眾的體認更深,透過不同平台逐漸發聲。當我和王宏仁拋出田野經驗的大眾書寫計畫時,即得到熱情的支持,經過一年多的交互討論,於2006年出版了《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一書,參與的朋友(人類學家有:林秀幸、容邵武、邱韻芳、莊雅仲、張雯勤、 趙綺芳、顧坤惠、郭佩宜)都知道文章不能列入升等著作,但都深深肯定這本書的意義,在過程中彼此評論與討論,如同參加了一回成長團體。這本書設定的讀者是人類學的門外漢或入門者,我們不斷彼此要求降低學術語言的障礙,以淺白的方式把概念講清楚,深刻體驗大眾人類學的「知易行難」。

 

 

這段期間台灣出版界也出版了幾本大眾人類學界的書籍,例如吳燕和教授的回憶錄《田野、火車、人類學》、蔡政良的《石堆裡發芽的人類學家》,《從台北到新幾內亞》等。雖然在整體書市中數量還很少,但相對於過去數十年已經有了突破。此外,台灣人類學會也有新氣象,2008年10y月開始發行的內部通訊《人類學視界》也以大眾人類學書寫風格為主。

網路時代讓人們有了新的媒體發聲,相較於過往出版書籍的門檻,部落格和臉書等新興社群媒體提供了大眾人類學實驗與展演的新場域。2009年夏末時分,一群人類學家聚在一起討論,決定實驗一個共筆部落格,取名為「芭樂人類學」(Guava Anthropology) ,每週一出刊,於當年11月2日正式上線。「芭樂人類學」迄今剛滿3歲,共有183篇文章,從第一年3萬到第三年達34.6萬的閱覽數,造訪讀者從第一年的1萬到第三年共超過10萬「讀者」(註),其中有一半會重複造訪。芭樂人類學也有臉書的粉絲頁,歡迎按讚加入。

從創始的十一、二人小組,到現在共有超過三十個人類學家參與芭樂輪班,加上客串的作者,總共約有四十位台灣人類學者貢獻文章。芭樂到目前為止尚未邀請研究生寫稿,而台灣人類學專業社群不大,能有這麼多人類學家願意投入,而且三年來不間斷的出刊,讓許多其他學科的人很羨慕。近期有好幾個芭樂讀者拿到博士學位,從讀者轉為作者,這些芭樂人類學生力軍很令人期待。

 

 

這波大眾人類學運動不只發生於台灣,國際學界也很蓬勃。例如英語世界有許多很好的部落格,其中Savage Mind是老牌知名的共筆部落格,幾個月前更成立了PopAnth(恰好日前剛出現這篇大眾人類學的簡介),臉書上也有許多相關社團。在比較傳統的出版形式中,則有新的大眾人類學刊物Anthropology Now上市。甚至美國人類學會也成立了Public Anthropology Committee,2010年開始在旗艦期刊American Anthropologists推出了新的專欄Public Anthropology Review。 乘著網路的浪潮,大眾人類學在二十一世紀百花齊放,從而進入學術社群的機構內展開革命。

對話的大眾人類學:一個宣言

有別於一般學術論文書寫,大眾人類學以學院外讀者為敘事對象。如同Whitaker所指出,在此大眾(the popular)有兩個意涵,一個是市場意義的大眾,一個則帶有反抗的意味。大眾人類學是面對大眾發聲的人類學,另一方面則是對學院象牙塔內書寫慣習的一種反動。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一書的編者們提到 ,大眾與學院不是截然二分,二者是有可能並行的。我認為大眾人類學未必是對體制「截然的反抗」,而是一種可以並行的另類道路的試探。這條道路值得探索,至少有兩個重要理由:學術人無可迴避的責任,以及人類學知識的未來性。

相對於體制內個人學術升遷的兩個’p’ (publish or perish),James Peacock在美國人類學年會 1998 的主題場次中指出,從整個人類學界的角度來說,是另外的p—public or perish,人類學應該是’ Anthropology of and for the people’。人類學朝向公共參與的重要性已經有許多討論(請參考莊雅仲的這篇芭樂),無論在台灣或國際學界,我們看見越來越多人類學者參與公共議題、政策或運動的實踐。在過程中人類學家將知識、概念轉譯給公眾,同時也將公共議題帶入人類學,對人類學原有的知識和體系的形成新的挑戰。相對的,大眾人類學則較為關注人類學知識與概念轉譯給公眾的過程。大眾人類學是有意識的為學界之外的讀者書寫,與公共人類學的理念有許多重疊,公共人類學強調社會責任,大眾人類學是重要的手段。

然而有些大眾人類學可能與公共人類學在理念光譜上有歧異,例如多數公共人類學的參與者較傾向為弱勢服務,而有些大眾人類學的作品在媒體挪用下,呈現人類學招牌的商品化、小資情調等。過程中,這些作品的媒體再現也可能對人類學的公眾形象帶來影響;有些人會因此畏懼而裹足不前,然而與其什麼都不做眼錚錚看著別人去代言(而更無力),不如採取主動,積極參與形塑的過程。

 

 

對於關心社會的學者來說,大眾人類學與公共人類學都是值得鼓勵新生代開創的方向,然而我想更進一步,試著說服那些重視理論和學術突破甚於其他的學者,大眾人類學的存在和和嘗試,不是只會淺薄化人類學,反而可為人類學理論帶來好處。

大眾人類學的倡議多半強調將人類學知識傳達給一般大眾了解的重要性,然而進一步反思,這種論述隱含了單向的知識流動的預設:不只是人類學家將知識轉譯,單向地對大眾進行知識傳播。相反的,無論從實踐層次的經驗累積,或從人類學知識性質的理論思考,知識流動的介面是雙向的。大眾人類學是一個雙向的對話過程,不只是將人類學知識大眾化(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 在此過程中,在實踐的過程中,參與的學者會對己身的學術知識體系帶來反思與衝擊,甚至是改革、轉化。人類學知識本來就是在田野以及民族誌書寫的過程中,透過研究者的貼近與實踐,透過聆聽與理解不同聲音和觀點,透過連結意義之網的文化深描,以及透過分析巨微權力關係與情感結構和動能,所逐步建構的。如同許多教授發現教書讓他們能從不同角度、更廣闊的思考特定主題,而不會不自覺得自限在研究的子題中,書寫「田野的技藝」或芭樂人類學的過程,也讓許多參與者重新學習,才能把概念講得更清楚,才能把理論和現象更緊密的扣連,看現象、看世界的趣味也有了轉變(參見芭樂週年慶的一些作者告白)。大眾人類學的實踐,不單是anthropology of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也可能在人類學理論的發展上開啟新的契機。

圓桌論壇時有人問到如果要鼓勵大家和人類學談戀愛,如何營造人類學新的「大眾情人」?蘋果芭樂各有所愛,或許我們可以有更多元、不一樣的想像。與其抱怨黑暗,不如點燃一根蠟燭。相較於前個世紀,在網路時代多元的媒體環境下,大眾人類學有更友善可以嘗試的環境;在台灣人類學界幾個群體協力的計畫下,也營造了對大眾人類學更友善的氛圍。過程中當然還有許多挑戰,這系列的iGuava將一一探討,敬請期待。

註:以上為google analytic的統計,「讀者」數不重複ip,但同一讀者可能從家裡或學校分別連上,因此總讀者數需要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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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佩宜 [iGuava主題專號 2-1]大眾人類學的美麗與哀愁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3581)

回應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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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直很好奇, 芭樂上的文章未來是否有出版計劃呢?

2

的確有出版社詢問過
有多元媒體的管道當然樂觀其成,能接觸到閱讀習慣不一樣的讀者
各篇文章也可以因應書籍格式而修訂
(有些芭樂文轉載到人類學會的內部刊物「人類學視界」,作者們即為之修文)

除了平面印刷出版,倒是也可以考慮e-publish
降低成本,也能保持芭樂open-access的精神

不過芭樂有一百八十幾篇了,要怎麼轉為書籍?以主題選文的話,要選哪些主題?有沒有其他選輯形式?
如果芭樂出書,讀者想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還請大家提供意見

3

金枝的作者似是寫快了筆誤,應該是James Frazer(或者還真是那個做癌症研究的先生)?

4

感謝樓上挑錯,想到Frazer,腦袋裡出現混淆first name的是大洋洲的人類學者Ian Frazer,呵呵

5

學者書寫論文是本業(當然包括「人類」的學者:)),那是沒有藉口的,因為學術場域的「競技」,帶著嚴肅的歷史性,因為我們都在「累積」學術的命脈,她一直是社會的另一個「存續」狀態。只要想想極權國家幾乎沒有社會科學傳統,就知一、二了。然而很奇怪的,在嚴肅的學術書寫「格式」裡,「權力」就是如影隨形虎視眈眈。講白一點就是有些人只要reproduce某個學術流派或是和某些大老(人)有傳承(或沉船?)關係,而且這個關係很容易在「學術格式」裡表白(不是複製,我認為,那根本就是親屬關係的炫耀或表白),那麼這位「傳承者」就容易(真的很容易,令人驚訝地的容易)獲得「認可」。換句話說,學術擁有她本身的權力是正常的,她需要和這個社會的各種權力角力和搏鬥,但是她本身的權力結構也衍生了她本身的累贅或「沉船者」(我最近超愛這個詞),想想多少人在裡面臣服、安逸、滿足(或耽溺)於掌握遊戲規則的快感(或安全感)(這時候Bouedieu就很派得上用場了)。或許換一種書寫,不管是「公共」或「大眾」書寫或參與可以是另一種辯證、反詰或維他命。她讓人走出預期利益延生的、習慣的、「安心」的「學術」書寫格式(許多人操作起來就像鎖螺絲那麼無趣,鎖緊就可以參與那條生產鏈了),也產生另一種同儕間的評鑑系統,雖然不那麼立刻回收。在學術熱情和讓這個熱情制度化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和可能的權力詰問和對話。諸位不要誤會我認為學術格式不重要,她可以改善,但是她已經是這個社會另一種制度和權力,需要耕耘、重視和改革,但是她絕對必要。我也暗暗期待新科博士可以在這裡找到一種熱情和期待,在不斷必須寄CV的可能的漫長等待裡。

6

拼錯一個字 Bourdieu, 咦,這會傳染嗎?:)

7

如同有機草莓說的,學術書寫有其存在價值,也有盲點。大眾人類學的書寫不否定其價值,但希望藉由不同的實踐途徑,一來邁入更寬廣多元的世界,二來也為之注入活水。

如同論壇時,我提了柏克萊大學人類學者Scheper-Hughes的例子,由於研究人口販賣,參與很多聽證會、經常與媒體合作,投注非常多心力在公共人類學上。她的建議是別等到tenure才要來做,屆時可能已經失去’the habit of courage’。
然而她明白指出實際上是 double time,學術界對你的期待(出書、論文)還是一樣多,參與時要懂得自我保護,要符合學術表現的期待。與其抱怨,倒不如視為一種甘願做的享受,享受作為一個學術人(而有的學術自由)、在專業下而有的一方實踐能力。

‘You want to be a public anthropologist—then do it!... But don’t expect to be rewarded for it. Instead, consider it a precious right and a privilege’. (Scheper-Hughes 2009@Anthropology News)

我的看法是,除了個人「甘願做」之外,更需要透過新世代的群體力量創造友善的學術環境,形成良性的循環,讓更多人能甘願做,歡喜做。在每個人的CV上,都增加一欄公共/大眾書寫/作品,成為值得自我與社群都肯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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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去中研院聽個太平洋島的研討會,本來是把他當作區域研究來聽聽,後來發現內容有些超過預期, 但也很有收穫, 不談內容. 觀察整個接洽報名與參與的流程, 感覺文化跟一般大學校園或研究單位差異很大,或許是最高殿堂還是怎樣,更有一種排拒跟學院以外的社會接觸的感覺,報名就花了好些功夫才從被拒絕名單中被破格錄取,(其實若是亂填相關科系的研究生應該就會錄取了吧,這就區別了研究生,研究員,教授,與之外的其他人士) 之後詢問資料手續也有點麻煩,可能是作風嚴謹,卻也有一點點學術官僚,跟我們參加其他單位舉辦的研討會經驗很不同, 不知道在內部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 剛好看到您對於拉近學術與社會的文章, 所以把社會人士的"田野調查"感覺寫下來 P.S.我的職業不是學術界人士,只是剛好對於議題有興趣想了解,對於學術界也有一定的接觸與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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