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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籤: 公共人類學

說服與否,有時候只是速度的問題:異溫層的說服(與無法說服),人類學家 vs 公共政策參與講座側記

切入田野模式、說服可能是一種暴力、同溫層的擴大與異溫層的開拓,郭佩宜、呂欣怡、邱韻芳從自身和異溫層交手的經驗出發,帶來不同「技巧上」和「心態上」的分享。人類學家的角色讓他們提醒自己注意權力關係,以及「理解異質的核心」,進而接受說服(或者說溝通)的限制。在最後的QA中,三人不約而同提到,每個社群都有自己的節奏,有時其實是速度的問題。這個結論或許給了總是汲汲於說服的我們,一個安放焦慮的方式。

公園裡的考古計畫

讓考古家的田野變成大眾的田野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考古現場有許多實際的問題需要考慮。然而在這樣的田野裡,考古家就像是田野報導人,社會大眾就像是人類學者,報導人常常得忍受人類學者一些太過基本的提問及不間斷的打擾,但也在這過程中,我們才可能看到自身文化(考古學)本身的盲點,而人類學者(社會大眾)也可以更了解這個田野地,與田野地產生理性與感性連結。

論博物館、當代典藏與公共史學

相較於社會記憶經由世代間的口述歷史傳承,文化記憶的傳遞是透過文化媒介如文字、電視、電影、紀念碑、展覽會、博物館等形式。記憶如何中介於、並透過不同的文化媒材,跨越時間與空間而傳遞,透過物質化與具象化的過程形成文化形式,是許多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著迷的議題。博物館與展覽空間能在當代社會的文化傳遞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流行文化的公共性與社會責任:從韓國的一些例子談起

韓片《熔爐》與韓劇《未生》雖然是偶像明星所主演的流行通俗戲劇,但其為特定社會議題發聲的劇情,卻掀起了巨大的迴響,進而改變韓國社會不少的觀念或現況。正因為流行文化通俗的特質,比起一些嚴肅的作品更容易讓人覺得親近,也因此往往比嚴肅的作品更容易有廣大的影響力。

搞公共人類學

來談談人類學家做為公共知識份子這件事吧。關鍵是,人類學界充滿了公共知識份子,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常常被忽視。

學術雜食者的兩難(下)

學術雜食者的難題之一是,學術界的專業分工由來已久,每一個突破性的研究提問與發現,都衍生或對應於學科獨特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基礎,但這些隱晦的知識脈絡,通常並非一般公眾最感切身相關的議題。因此如何適切的肯認前人成就又不拘泥於學術格式,不讓過多的註釋與文獻擾亂一般讀者思路、淹沒主要訊息),是學術性的通俗書寫需要權衡的。

學術雜食者的兩難(上)

《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與《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是經常用於人類學導論課程的讀本。這兩本書的作者分別為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兩人專長各異但具有幾項共同點:首先,兩人既身為學者,又能成功橫跨通俗書籍市場;其次,這兩本書並非教科書,但卻成為許多大學的課程教材或新生共同讀物(common reads);第三,兩位作者的作品熱賣同時卻都爭議不斷,大眾讀者與學術同僚對於他們著作的評價存在著極大落差。從公共人類學視角觀之,這些爭議實涉及了專業知識在大眾化與通俗化時必須面臨的挑戰,或可做為我們思索學科公共化途徑時的參照觀點。

公共人類學的可能:從David Graeber談起

為什麼David Graeber最近吸引那麼多人類學者的注意呢?或許對交換理論、價值觀理論及Madagascar的民族誌等議題有興趣的人,早就看過他的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2001)。但,在Graeber出版了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2011) 一書後,他更廣泛地引起了很多人在人類學期刊及部落格上的討論。不只是Debt一書的內容引起人類學界的興趣 (我自己覺得他2007年出版的論文輯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的內容更豐富),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從很早期開始便參與了紐約市的Occupy Wall Street(OWS)運動,且他也常常出現在媒體上,解釋OWS運動的目標、方向與實踐原則。因此,在人類學界(包括芭樂人類學!)正在熱心地討論「公共人類學」的時候,Graeber便成為了一個很令人樂觀的公共人類學者典範。

[iGuava主題專號 2-1]大眾人類學的美麗與哀愁

2012年10月「台灣人類學年會」上,幾個朋友籌組了「跟人類學談戀愛:大眾人類學圓桌論壇」,得到很熱烈的迴響。接下來幾週我們將以論壇的引言稿和現場討論為底,推出「i級芭樂」(iGuava)第二期,以「大眾人類學」為主題,推出5篇芭樂系列。

危險的人類學家:一段課本沒有的人類學往事

近年來,關於人類學公共化的討論在北美學界甚為熱烈,一般正典式的說法是,早期人類學者(以鮑亞士為典範)投身於公共事務的動能與熱忱,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消散,「應用」人類學與「專業」人類學分道而行,前者的學術位階不斷矮化與邊緣化,而自居學院主流的「專業人類學」所產出的知識則與公眾關心的議題漸行漸遠。然而,這段「專業化」(或象牙塔化)的轉向,為何發生?如何發生? 正典學科史通常是從學科內部的建制化過程來闡述,卻甚少探究學術思想與學院設置如何受到外部政治氛圍所模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