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人類學「糾纏」正夯，每個人都愛糾纏。我研究過共生和共死，也理解到糾纏不一定是帶來希望，也帶來失望。糾纏的距離也許是一種美學，耕耘還是放手，種植還是野放，都存在拉扯。在小草的營地裡，欣賞過倒地鈴的意志，見識了瓊麻的硬刺，野莧還未滿地生長。我沒有把小草的營地畫出一條條直線，但學習倒地鈴的蔓延，掌握其意志，每天隨性移動，我又做得到嗎？或許我跟大花咸豐草一樣，只想佔有，而非糾纏。可能這道難題，就是我對一種糾纏的距離的自我定義。

山永遠是山，但對於世代生活在其中的台灣原住民，以及把山視作是征服/利用/休閒/保育/調查對象的漢人來說，山，卻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

2017年四月至五月間，在國際上享有盛名，探討傳統生態知識、社會–生態系統理論以及韌性研究（resilience studies）的加拿大學者Fikret Berkes訪台，受邀走一趟魯凱族的傳統領域，與部落族人、林務局官員、學者針對傳統領域與生態管理議題進行意見的交換。透過這種實際行動的走動式工作坊（walking workshop），三方是否能達成更多的互信與瞭解？以下就是整趟行腳的回顧。

印地安人稱哥倫比亞河為「大河」，「大河」猶如輸送滋養大地養分的血管，餵哺其間採集漁獵的印地安人，其中鮭魚產量特別的豐富。然而水壩等設施讓鮭魚洄游困難重重，這不只是生態問題，更涉及原住民文化的存續。水壩切斷的不僅是鮭魚藉以回返的水道，同時也無情地斬斷了與鮭魚連結共生的Yakama文化和信仰。Yakama族人自古視鮭魚為他們親近的「兄弟」，失卻了文化聯繫與認同的印地安人，如同困在水庫裡的鮭魚兄弟，返回文化信仰的原鄉棲地是如此地艱難。共管機制，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原住民朋友對於蔡總統在就職演說講的「先來後到」說法頗不以為然。主要的理由大致有兩點：一、這種說法似乎要證成一種「都一樣」的印象，只不過是「先來後到」而已，這種說法容易放過以前不正義的殖民惡行，阻礙轉型正義的推動；二、原住民名稱上所指稱的「原」，就是起源，就是開始，原住民本就是台灣的主人，不容「有先後到」之說。這兩點論證雖彼此不牴觸，但卻有相當的差異。

「芭樂」客家話叫bale，台灣先民稱之為拔仔（bala），巧的是泛泰雅語言以「bale」為「真正」的意思。許多原住民稱之為「真正的」物種，如苦花魚、桂竹、黑狗等，何以為「真正」?令人好奇；相對於真正的物種，難道有假的物種嗎？苦花魚為真正的魚的話，其他的魚就不是魚了嗎？如果套用番石榴不是真石榴的邏輯，其他的魚不是魚，苦花魚才是「真正的魚」，難道是認為其他的魚沒有苦花魚的特質嗎？而這個特質是什麼？真是個跨生物及生態及文化人類學的問題！

由芮秋卡爾森女士（Rachel Carson）寫下的「寂靜的春天」。書中的最開頭就以環境經驗的消失破題，給予讀者「冷酷」的震撼： 「過去未工業化的年代，每年的春天都有著數以百計的鳥兒於天空翱翔，或於樹叢間鳴啼著悅耳的歌聲。然而現在因為大量使用DDT等殺蟲劑，導致鳥兒不再飛翔、鳴唱......。我們還能在春天時聽到鳥兒的歌聲嗎？」

二零一零年初夏，我陪著來台講學的指導教授到宜蘭參觀大宅院友善市集。爛漫陽光中，我興奮地向老師逐一介紹每個攤位的小農與他們背後的故事。老師長期在印尼雨林裡做田野，近年並把研究觸角伸往日本山村與美加西北岸的溫帶雨林，對生態與農業議題有深入的比較性視野，也因此與市集小農很有得聊。回程途中兩人聊性不減，談起各自的新研究主題，我說打算把研究目標移向印尼農村，因為發現自己過去十年來雖然去印尼像去自家灶腳，但其實活動範圍多限於城市，因而對印尼農村認識貧瘠。老師連連點頭稱是，末了加上一句：「對嘛，認識你那麼多年，你以前根本從.來.都.不.關.心.農.村！」 老師說話向來實在，所以我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淌了幾滴血，之後開始對自己O.S.：我不是不關心農村，只是看不見！

台中市七期有老虎城（購物中心），卻沒有動物園可以看老虎。偏偏我們全家都很喜歡老虎：小孩愛去動物園看他黑黃交間的線條鮮濃分明，看影片與漫畫裡老虎的形象精進生猛，可惜台灣沒有野生虎的棲地，要不然我應當會為了伴我小孩度過暑假，考慮做一個老虎學家，跟我家小孩一同研究他的體質膚紋、生殖儀式、親屬群聚、系譜地理以及演化生態。（這門工作不頂好，那小孩上學後我要研究什麼？）其實我愛老虎，是因為到了美國唸書時，一天無意轉到 Discovery 頻道，驚豔地發現老虎是當年（十年前啦）「探索」頻道最受全球孩童客群歡迎、點名要看的偶像。咳咳，沒寫錯，是小朋友最想在卡通、冒險、科普節目中看到的偶像動物。為什麼兒童不會最想看到人自身？（還是在社會化後大人的嘴臉才成為威權與崇拜的客體？）這引發我持續詰問「人」跟動物之間的本質關係究竟是什麼？是先得立基在物質性的美味關係嗎？其終極的神聖關懷又將引導人類社會通往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