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讓考古家的田野變成大眾的田野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考古現場有許多實際的問題需要考慮。然而在這樣的田野裡，考古家就像是田野報導人，社會大眾就像是人類學者，報導人常常得忍受人類學者一些太過基本的提問及不間斷的打擾，但也在這過程中，我們才可能看到自身文化（考古學）本身的盲點，而人類學者（社會大眾）也可以更了解這個田野地，與田野地產生理性與感性連結。

近年來作為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的大學被期許必須負起「社會責任」，從事「社會實踐」，主要的方式是透過科技部與教育部政府部門提供大型計畫補助，鼓勵大學教師形成團隊，競爭這些資源並產出成果。然而，成為一個「逃離空間」可能才是當代大學重要的社會責任與實踐。大學座落於社會中，當然不可能遺世而獨立，但該努力的正是確保結構性逃離的可能性，透過自我組織的互助實踐抵抗資本積累邏輯的入侵，維持學術社群的自主性與繁衍，而不是跟著社會浪潮隨波逐流。

畢業之後有幸在號稱全國唯一的原住民族學院裡任教。之前在國外的大學課堂帶過三百人的大堂課助教，也擔任過單一主題選修課程的講師；乍看之下，這些經歷似乎對於回台任教的訓練已經綽綽有餘。不過實際任教了將近兩個學期下來，事情似乎沒那麼簡單。怎麼說呢？國外大學生對於課堂指定閱讀的完成程度，大致上跟台灣大學生差不多。

2012年，大學教師透過籌組工會的方式集結，希望以集體的力量，共同面對快速變化的高等教育環境。一年來，工會主要著力於抨擊大學評鑑制度、高教的市場化與惡化中的高教勞動人權，但對於大學內部治理的制度性變化，除了對教師評量制度的討論外，並未有進一步的批評。本文主要希望拋磚引玉，共同思考一個已經進行多時的大學變革，亦即大學行政擴權的問題。雖然部分問題已經在大學法人化討論時被提出，但行政擴權和法人化實屬不同層面問題，雖然法人化還未實施，但目前的大學制度經過國家法律與各校規章的修訂，已經朝行政權擴大的方向走去多時。這個擴權工程，並未像其他問題一樣，受到輿論較多的檢視注意，反而在所謂追求卓越與頂尖的口號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推進。在大學內部，年輕一代教師雖受到這個擴權的影響最大，但在新的評量與升等規範的制約下，並未能充分認識到自身處境，就算有所體認，也在新的權力機制與文化下噤聲不語。

在暑氣逼人的七月中，由花蓮北上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泰雅族「自然與生活科技」九年一貫課綱的審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在教育部規定的課綱下，進行以泰雅族文化背景為基礎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之訂定，會議開始前的二個星期，我接到計畫主持人寄來的課綱，進行逐條的審查時，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是為台灣原住民的一份子，我為自己的小孩未來要接受到的教育內容感到憂心，另一方面，我在思考人類學能為台灣原住民族的基礎教育做些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