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十一日，《菲律賓星報》報導：菲律賓勞動就業部次長Dominador Say表示中國正與菲律賓商討，開放菲傭到中國幾個城市工作的可能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達菲律賓披索 100000 元（接近新台幣 60000 元）的月薪。新聞一出，即被各路媒體迅速轉載，在網路上引發一片討論。如此高薪，讓中國讀者一片嘩然。而香港輿論或迅速地擔心起香港菲傭「集體出走」；或自信滿滿稱香港的雇傭制度依然擁有優勢。

我把新聞告知平日相熟，在香港擔任家傭工作的菲律賓友人。她們非常平靜地問我：有沒有看到可供參考的配套措施？然後客氣的告知我，菲傭團體的反應是，這新聞的細節和可信度需要確認。

接下來兩天，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並未確認新聞的可信度；中國目標城市的家政服務公司表示沒有收到相關的政策改變通知；菲律賓勞動就業部次長聲明報導中提到的薪資數字不正確；最後，菲律賓勞動就業部長在面對媒體訪問時，表示從未就此議題見過中方人員，也沒有九月份的會面商討安排。

從這些報導中可以看見，開放菲律賓籍家務傭工至中國工作與否，是雙方政府間的對弈，不是由市場或個人需求所主導。政策走向目前為止依然是複雜棋局中的一部份。

不過，從這則未確定的新聞引發的熱議和新聞的發展看來：以個人身份聘請外傭，似乎遲早成為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的選項。但外傭意味著什麼呢？

關於「菲傭」的刻板印象

如果菲律賓籍家務工總會從黑工浮上台面成為中國社會的一部分，那麼現在就值得釐清雙方的期待了。首先，我們應該要對「誰是菲傭」有比較實際、清楚的認識；其次，我們應該思考：中國社會為什麼需要外籍家務傭工？

綜觀媒體報導，中國城市家庭對菲律賓籍家務傭工的期待與幾個刻板印象有關：說英語（可以當小孩英文家教，或是營造一個英語環境），學歷高（因此文化水平高，能力好，不會任性妄為），專業性高（有良好的訓練，是「世界上最專業的保姆」，既勤勉耐勞，又可以一人多用擔任各種角色）。
這樣的看法把菲律賓籍家務工化約為「英語教師」和「高級管家」二合一的夢幻角色。多花一點錢既照顧了孩子的將來，也為自己開創了安居的日常。如果負擔得起的話，這或許是值得的開銷。

但是，這樣的印象其實問題百出，距離現實甚遠。此外，菲傭的「高級」和「專業」是一種比較。相對照的是對來自中國農村的保姆的負面印象。

「高學歷農民」

我從 2000 年開始研究民工。研究的對象多為離開農村在北京當阿姨或是清潔小時工的農村母親。2011年開始， 又探究在港菲律賓籍家務工。多年的研究中我看到，其實農村保姆，菲傭、我自己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們（多數）都是母親、都是離鄉背井在外地工作的女性、共同的夢想都是要給小孩一個穩定幸福的未來。只是大家對幸福的定義也許不同。

相比於農村保姆，菲傭幾乎都有中學文憑，其中不少人具備大專學歷或者是大專肆業。但在新聞報導中沒有看到的背景是：會離開菲律賓出國幫傭的女性，幾乎也都是出身農村，是家庭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她們的父輩多數是教育程度有限的農民或是從事粗重工作的底層勞工，在階級分化嚴重的菲律賓深受貧窮所苦。受教育，拿文憑以擺脫貧窮是菲律賓人深信不疑的價值。大量出國幫傭的一兩代人，碰上了1970 年代以後的教育商品化。大量的大專與各類技術、進修學校在菲律賓四處設立。雖然品質良莠不齊，但基本上只要申請，能繳得起學雜費，就不難進入大專院校就讀。帶著對教育價值的深信，不少的人都是存錢上大學。沒錢了就輟學出國打工，期待掙到錢再回家繼續學業。「我想回家以後繼續念書」，應該是不少聘請過菲傭的雇主聽過的夢想。

我曾經以「沒有出路的教育」來形容這類教育的本質。因為縱然有大學學歷，在學校有限的聲譽與持續不振的經濟影響下，非傳統一流大學畢業的學生基本上也很難找到足以維持一個簡單生活的工作。這是為什麼這些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在國家鼓勵勞工出國打工的政策驅使下，會接二連三的步上外傭之路。

「能說英語，擁有高學歷的菲傭」要放進這樣的文化和歷史脈絡中去理解，才能降低錯誤的期待。 

「高級女傭」

瀏覽大陸媒體報導中的插圖，我們看到的菲傭形象幾乎一面倒是身著整燙過的潔淨制服、罩著連身圍裙、面帶親切的微笑、端茶倒水除塵姿勢標準、頭髮妝容雖簡單卻也一絲不苟的女性。這其實並不符合常理，更像是戲劇中才會出現的管家小姐，或是漫畫中的女傭。

現實中的菲傭和來自農村的保姆，同樣擔任著繁雜、重覆、永遠做不完的家務活，以及照顧老人小孩的重擔。有限的薪水讓她們個個要精於計算，如何省下每一分錢，為自己的小孩和家庭的未來打算。對著工作忙碌的雇主，最重要的考量是有效快速地完成雇主交辦的事物。這些條件加起來，家務工自然沒有餘裕在工作時特意打扮。若不是雇主要求（穿制服，髮型，衣著樣式等），家務工的模樣往往還是取決於個人：有的隨性、有的愛美、有的講求工作便利、有的受宗教信仰約束。而制服，在我看來也絕不是福利，而是為了進一步的標記身份的差異。

事實上，農村保姆與菲傭的日常樣貌，還是十分接近的。新聞圖片中的形象符合了讀者對一個全能女傭的想象，也將為日後可能的失望埋下伏筆。 

「高級女傭」的印象還來自「受過專業家政訓練」的說法。雖然有不少外傭曾經在本國仲介 要求下，受過短期的語言或家政訓練，學習簡單的烹飪技術，認識不同的廚房工具與清潔打掃的準則。但是這些訓練往往不是為了家務工本身或是雇主的需求。而是因應兩地政府有關勞務輸出的協商內容，以及為家務工仲介業者另辟商機。

這些「專業化」的訓練，某程度上給予首次離家的家傭基本的安全感：至少可以想象一下即將到來的新生活的模樣。但另一方面，又往往與每個雇主家的情況和要求有或大或小的落差。對總是希望找到一位體貼能幹的家傭的雇主而言，未必是加分。至於說菲律賓的大專院校多開設家政相關課程，以利訓練專業菲傭的說法，則顯然是過於想當然耳的猜測。畢竟多數菲律賓女性上學是為了成為菲國的中產階級或專業人士，出國當外傭還是不得已的選擇或暫時的安排。

「英語教師」

對菲傭的期望，最常被提及的一點絕對是「可以順便教小孩英文」。這在香港也是一個普遍而長期存在的迷思。

確實，跟著菲傭長大的小孩，幾乎都能用簡單的英語溝通或敘述。就像隨著說方言的保姆阿姨長大的孩子，也可能聽得懂幾句方言。但是，首先， 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英語的菲傭其實並不是大多數 。和菲傭相處久了，我習慣了她們平日英語和他加祿語夾雜的說話方式和口音，聽來好親切。但也明白對多數雇主而言，這是一個需要學習適應的過程。

但是不論外傭的英語好壞，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期待外傭或是任何家務工能夠負擔包括語言在內的教養責任，是不合理的要求。我曾聽過好幾位外傭抱怨她們在一日的家務勞動之外，還必須負責教雇主的小孩英文：「這是不對的。雖然我是大學畢業生，當然可以幫孩子看看英文功課。但是雇主並沒有支付我一位英文家教的薪酬，又怎能因為可以勝任，就無限擴張我的工作內容？我並沒有因為成為孩子的英文家教，就少負擔一點家務工作啊！最終犧牲的還是我自己的時間和睡眠」。

試想我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也非常不喜歡上司為了撙節開支，而請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再兼任其他的職務。這不是菲傭的能力是否足以擔任英語家教的工作，而是因為名不符實，而非常容易導致日常的摩擦與糾紛。

「親密的陌生人」

「可以的話，我們也來請個菲傭吧」這類嚮往，常常是因為雇主不滿意農村保姆或是小時工。 

我想從家務工的本質來談談這類不滿。家務工往往被描述為「最親密的陌生人」。雇主也常以「視如家人」來描述彼此的關係。我從自己作為一位雇主的經驗，深深感受到這個視角帶來的問題：她其實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雇工。接受工作指令與提供薪酬本身，已經決定了這個關係中絕對存在的不平等與家務工的外人身份。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能清楚觀察家庭中的冷暖關係，知道一家大小的喜好，負責所有貼身衣物清洗，也能適時給予不同家人（特別是女主人）情緒支援的外人。這其實是一個特殊的工種：「親密勞動」的本質使得雇傭關係很容易被忽視，導致雇傭雙方很容易有不合理的期待，也容易因為缺乏尊重而終於關係破裂。

以香港的情況為例，雇主很容易因為「家傭 (helper) 就是要來幫忙 (help) 的」而從相處開始就期盼著菲傭樣樣皆行，就像電影《大英雄天團》裡的醫護機器人「杯麵」一般。即能燒得一手好菜，又懂得營養的搭配；收拾房子俐落無比，陪伴小孩時又有無限的耐心；添購日常必需品時精打細算，對雇主家人的情緒起伏卻能圓融的理解。但杯麵畢竟是完美程式定義的機器人，也沒有自己的家人和願望要照顧。曾經有一位菲傭告訴我：雇主不喜歡她愁眉苦臉，因此每當心中有煩惱牽掛時，她就對著鏡子練習著硬撐出一個笑臉。練久了也就不難掛著笑容了。但心中的苦楚難以言喻。

我認為，不理解雇傭關係的本質，才是對農村保姆和清潔小時工不滿的由來。這些不愉快，恐怕不會因為換成菲傭而改變。

開放「菲傭」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行文至此， 我有點擔心這些「認識菲傭」的努力，很容易給出「原來外傭也沒有比農村保姆好啊」的印象。這就遠非我寫作的初衷了。

就個人而言，我絕對樂觀其成，希望看見中國能開放外籍家務工的工作許可。家務工、保姆、私人看護等工種的出現，是因為工作與私人領域在現代生活中的分離，女性和男性同樣加入職場，導致傳統照護角色也進而外包的結果。跨境，跨區的人員流動一方面受國家政治經濟政策驅動，另一方面受當代生活對金錢與物質的嚮往所強化。以菲律賓為例，正是相應於菲律賓在1960年代之後的經濟發展受挫，政府才大力鼓勵並組織人口外移成為跨國勞工。一方面著眼於降低菲律賓的失業率，一方面也希望從海外移工匯回的收入可以刺激、改善當地經濟。而菲律賓的經濟在當時的變化，除了當地的政治因素，也與全球的資本累積，策略性的地域發展有關。比方說：香港的富裕，美國的強大其實和菲律賓的經濟弱勢就脫不了關係。如果我們不能改變社會的價值（都市化，金錢追求，科技等），那麼允許人員的流動，選擇自己的營生方式，可能就是其次的選擇。

只是，一旦外籍家務傭工成為中國社會的一部分，社會關係與價值觀都可能相應而變。屆時，中國社會希望如何看待這些外籍居民？有沒有可能接納她們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份？甚至成為公民？如果外傭只會是短期的過客，中國社會又會如何保障她們在這個社會中的權力？或是希望盡全力隔離這個人群？

我想在思考各種可能性時，最重要的是能看見她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各種潛力和需求，而不僅把她們化約為替代性高的勞動力。就這點而言，我從新聞報導中也敏感的嗅到了讓人擔心的看法。

雇用外傭變成階級身份符號

在關於開放外傭的討論中，農村保姆的「低素質」總是一再被放大。菲傭「專業」，是家政業中的「世界知名品牌」。她們既不傳閒話，又懂事體貼；不需要一再交待，就能做好份內的工作。他們會插花，能烹善煮，會急救還有專業學識。她們吃苦耐勞，穩定度又高。不僅能打掃還兼具時尚品味。她們溫順平和，過農曆年時不需放假，還可以給家庭帶來多元文化的刺激。這些關於外傭的贊詞，一字一句都是對農村保姆欠缺素質的指控。這樣一來，在探討開放聘雇外籍家務工的可能性時， 農民（與農村）自然一再地被貶低，被簡化為毫無價值的存在。對農民工的同質性想像和污名化，並不是新的現象，但是隨著外傭引進，這些偏頗的想像又再次被深化。

聘用外傭同時源於雇主提高在城市中階級地位的需要。南方都市報的報導就指出：聘用菲傭除了看上她們的專業形象，「很大一部分因素可能是在於人們的虛榮心，“想體驗一下外籍傭人的專業服務能力和工作熱情”」。一般估計，目前在中國要雇用一位非法的菲律賓籍家務工，需要花上人民幣數萬元的仲介服務費用，菲傭的月薪約在人民幣 5000 - 10000 元之間。（但估計作為失去自由與選擇的黑工，她們的實際收入必然比前述金額要低很多。）這些高額的支出，也正是雇主能以「外籍傭人」驕人的原因之一。中國城市的中上層社會從生活所需快速商品化以來，一再透過對奢侈品的消費來展現和鞏固一個人的地位。我想像在不久的將來，能使喚一位明顯可辨的外籍家務工，會和擁有名牌包，私家車，或優質學區的房產一樣，成為城市居民的成功指標。

鞏固和深化階級區隔並不是開放外傭的目的。但是在相關輿論推波助瀾下，恐怕會成為開放外傭的結果之一。

中國是否需要外傭？

從家務勞動力需求看來：中國並不需要外傭。假設現今的社會價值和架構都不變，中國應有足夠數量的勞工能承擔家務工市場的需求。家務工的能力與潛力，與國籍並無關聯，也與學歷無關。

但中國也沒有不開放外籍家務工市場的理由。以香港的菲律賓籍與印尼籍家務工（兩個最大的外傭族群）為例：兩者在香港的家務工需求上佔據了不同的市場。需要照顧老人的家庭往往偏好印傭，需要外傭照顧家人的不同需求的家庭則偏好菲傭。一旦開放外籍家務工，農村保姆與外傭最有可能也會以類似的情況分化。假如國籍不同，工資不同，需求分化就更有可能發生。開放家務工市場，受影響最大的將不會是中國既有的家務工和仲介市場，而是香港等地的家務工供需。

香港由 1970 年代末期開放外傭至今，最受爭議的政策包含：必須與雇主同住，不續聘之後兩周內必須離開香港，以及必須透過仲介代辦手續（印傭）。同住的規定直接導致過長的工時與緊繃的雇傭關係。「兩周」條款，則造成即使有受虐的情況出現，外傭也不得不選擇一再隱忍。因為先前透過仲介代辦手續時，往往已經負債累累。萬一失去工作，個人或家庭財務可能就會陷入危機。

從這些既存政策可以看出：外籍家務傭工在香港僅僅被當作是替代性高的「流動勞動力」。不論是兩周條款，同住的規定或由中介經手的要求，目標皆在「規範、管理」勞動力，不在保障外籍家務工的權利，更不在鼓勵外籍家務工的社會融入。

從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至今的三十年，中國社會曾以不同的角度來詮釋農民工與城市的關係；由不被認可的盲流（流氓），低素質但不可或缺的城市建設勞動力，到能以有限的方式接受農民工的居住，受教育與發展需求。這些經歷，也可以在開放外傭的社會協商過程中提供寶貴的參考。

如果中國準備開放市場，讓菲律賓籍家務工能在中國合法工作，準備的工作需要包含兩大部分：一是鼓勵大眾討論、思考菲傭與這個社會的關係，並進而形成共識。二是要完善各類聘用家務傭工的法令：最低工資，社會（醫療）福利，工時，居住地點安排，入境簽證與居留權等準則。合理，完善，不因人而異的安排，自然能累積尋找機會的菲律賓籍家務工的信任。這也是僱傭雙方穩健互信的合作關係的起點。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表，簡體字版原刊載於《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