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這塊土地、土地上的人們，以及其祖靈長期以來接納我來到這個地方（falua），謹以參與、完成這本書的製作，聊表我由衷的感激。」

今年七月四日，美拉尼西亞藝術節期間，我們在所羅門群島國家博物館舉辦了新書發表會。Birana i Wala: Growing up in Langalanga這本書書寫所羅門群島Langalanga人的傳統文化，以當地語言Wala以及英語雙語寫作，由六名Langalanga文史工作者以及一名台灣人類學家合作完成。在新書發表會上，我上台時以上面一段話開場，感到肩上長期的重擔稍稍釋放了一點。

 

許多當代人類學家有類似感受──面對長期合作的田野地，人類學者不希望只是單向「研究者─被研究者」，而是合作的、互惠的關係。協力有許多形式，其中知識上的反饋或雙向交流，是常見的形式。在所羅門群島做研究的人類學者們即有此傳統，我研究的Malaita島人類學界即有多位範例。例如最知名的人類學家是Roger M. Keesing（在台灣以「文化人類學」教科書的作者基辛為人所知），他長期在山區Kwaio做研究，參與創建當地自發的文化中心，作為文化傳承之所，之後也到Kwaio做研究的David Akin繼續協助文化中心（許多同儕都在研討會時買過他幫文化中心賣的手工藝品）；研究Kwara’ae的英國人類學家Ben Burt協助在地的頭目會議，編纂了一本雙語對照的傳統土地制度，廣為地方土地法庭參考，他也與Michael Kwai’oloa合作了好幾本記錄Kwara’ae傳統到現代歷史變遷、以及傳統森林知識的書籍；加拿大人類學者Pierre Miranda退休後致力於將自己的田野筆記全部數位化；歷史學家Clive Moore也在退休後仍孜孜不倦編纂Malaita圖像史、百科輯等，將學術研究過程蒐集的史料帶回田野地，也與世界分享。

這些學者都是我的榜樣，除了Keesing壯年驟世外，我都有幸認識，很快地發現這群人不時慷慨地將手邊的筆記、掃描的文獻與自己拍的照片無償、自發地傳給可能想參考的朋友。我很慶幸能處在這麼互助而無私分享的研究社群中──這些學者的作為，其實都是Malaita文化核心精神的展現，亦即他們都是受到Malaita文化浸潤、塑模的人類學家。而受到這些前輩的啟發，我一直深深認同人類學者需將知識回饋的實踐納入工作範疇。

因此當我寫完了博士論文，再次回到田野地Langalanga礁湖區時，長期的當地語老師、也是重要報導人Silas Waletofe提出想要合作編輯一本書，整理Langalanga的文化傳統，以作為文化傳承教育之用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正是一個在Malaita做研究的人類學者責無旁貸的工作阿。我拿到了學位，現在也輪到我該承擔這樣的使命了。

Birana的誕生

從我在Langalanga地區做博士論文田野開始，即感受到當地島民對於傳統轉變亟需記錄傳承的焦慮。而我的田野在場（presence）──到處發問、記筆記、整理在地知識與歷史，一定程度也促發了一些人對自身文化，以及將之系統性記錄的興趣。有些當地朋友寫過零星的短文，但保存狀況不佳，經常「被某人借走」後就再無下文。因此Silas的提案並不意外。

經過討論，我們找了幾個人組成工作團隊，包括Ephrem Anifaegia、Joseph Mubuibali、Patrick Torisala、Richard Walepomane、Michael Waletobata及Silas Waletofe，他們都是關注地方文史，年紀六、七十歲的男性，多數有高中以上學歷（在他們那個世代是高學歷）；每個人貢獻的文章數量多寡不一，最主要的有Silas Waletofe以及Ephrem Anifaegia兩位先生。Silas在這個計畫中除了是內容撰寫的靈魂人物，他也負責統整在地團隊、確認原語翻譯。由於他們對於書籍形成與文章寫作缺乏經驗，我負責提供此類知識諮詢，協助大家結構內容；我也負責將手稿電子化、文章編輯與部份英文翻譯、圖片提供、以及經費申請。

我們一開始先採取開放的形式，讓每個作者書寫他們自己想寫、擅長的主題，之後再來統整。文化無法脫離語言，我們也決定以雙語並列的方式書寫，每一篇均有母語Wala (Langalanga)版與英語版，讓寫作者能以母語暢言，再輔以英文讓母語不流利的新生代、以及其他有興趣的非Langalanga讀者也能閱讀。此種模式主要參考在大英博物館任職的人類學家Ben Burt教授與所羅門田野地的夥伴Michael Kwai’oloa共作編纂、由大英博物館出版的系列書籍，尤其是A Solomon Islands Chronicles以及Our Forest of Kwara’ae: Our Life in Solomon Islands and the Things Growing in Our Home。

我們先做了幾年的苦工──Langalanga作者們寫好稿子，由Silas統籌，把影印本寄來台灣，由我以及我的助理們打字，再將打字稿寄回Langalanga，由作者確認。十多年來陸續有多位助理參與了這項工作，他們辨識作者們不同的筆跡，協助把如天書般的Wala原語稿件鍵入電腦。稿件累積一定數量之後，趁我返回田野時，團隊聚會討論如何集結成書──最後決定以Birana i Wala：Growing up in Langalanga為書名及主題，前半為Wala（Langalanga）語，後者即為前者之英文翻譯。內容主軸為Langalanga的「傳統文化」，目的是記錄、傳承，做為教育用途。全書主要分成三大部分，首先讓讀者對Langalanga有基礎認識，再來描繪生計生活，最後則是生命歷程與生命儀禮。

第一部概論歷史，包括遷徙歷史、人造島嶼的興建緣起故事、氏族的創立、與超自然生物的連結、以及社會變遷。此外也勾勒社會結構（包括親屬與社會組織、領導類型）、宗教信仰（與spiritual world的關係、祖靈信仰的祭祀實踐、禁忌與性別空間分隔）、及社會規範（包括禁忌、糾紛調解、社會和諧理念等）。

第二部分描繪日常生活，尤其是與生計活動有關的面向，也呈現Langalanga做為依海之人的特色。包括貝珠錢的歷史傳說、製作技術、貿易圈；多種已經不再使用的捕魚技術、捕魚魔法、尤其是很特別的群獵海豚；傳統造船、航行時吟唱的歌曲、歲時曆法等。

第三部分與書名同，亦即一個Langalanga人的成長，從出生到死亡的歷程：從生產時的女性陪伴、童年遊戲與食物分享、青年團體生活與會所、聘禮交換儀式，到喪禮彼此陪伴的哀悼儀式等，呈現了Langalanga人強調行動、「一起一起」的文化特質。

所羅門群島沒有什麼正式出版社，如無外來的協作難以成書。十多年來透過個人研究計畫以及中研院民族所的研究經費，我多次利用重返田野研究時與團隊聚會。其中關鍵的一年，是我幸運獲得國科會吳大猷獎，得到一筆數目較大、規定寬鬆的獎金（只要是學術用途即可），我立刻決定要把一大部分獎金投注在這個計畫上，一方面邀請Silas來台灣短期訪問，一起完成初稿。平常都是我到所羅門出田野，寄住在他家，這回角色對調，換他來我家住上一陣子，在台灣接受文化衝擊；一方面則聘一位專任助理黃宣穎協助稿件初排。

初版完成後，為求內容正確以及獲得在地認同，我們決定兵分兩路：一方面邀請Ben Burt以及David Akin這兩位熟悉Malaita的人類學家給予區域研究、人類學專業建議，更重要的是在Langalanga召開工作坊，邀請耆老們針對初稿版本給予評論意見，再進一步修訂。這是在地的peer review，能獲得這些耆老們的肯定，遠勝於任何學術審查。我們選定了一個漂亮的小島Matalibore進行兩天的工作坊，除了作者與評論人，也有多位女性村民幫忙準備茶點午餐。

製作一本當地人發起、當地人書寫、當地觀點的書

前面提到的人類學家Roger Keesing長期研究Kwaio，深入當地人觀點，書寫他們的文化與歷史，是我的田野典範。他原本想研究Malaita島南部的Are’Are人，卻在前往小島的船上巧遇另一位人類學家──來自法國的Daniel de Coppet──發現兩個人居然計畫在同一個時候前往同樣的地方做田野。於是他臨時改變心意，陰錯陽差地去了東部的Kwaio山區。到了那裡後，當地人告訴他：眼見傳統不斷流失，他們很想要記錄下來，祈求祖靈帶來一位美國人類學家來幫忙──而後Keesing就來了！從某個意義上來看，不是Keesing選擇了Kwaio作為田野地，而是Kwaio人（及祖靈）選擇了他。

然而即使那麼長期而深入的研究，Keesing曾多次提到他所寫的書，不是Kwaio人真正希望他寫的書──即使經歷幾十年的長期研究，深諳當地人想要的是什麼，然而學術興趣與在地興趣殊異，使其無法完全滿足當地人的願望，他們心目中的那種書只有「他們自己」才能書寫。

我深有同感。這本書我希望能保留最大的空間讓Langalanga的朋友們發揮，我盡量處於被動諮詢的角色。因此這本書所呈現的「傳統文化」，是當代Langalanga人心目中重要的面向與樣貌。在編輯時每篇內容尊重當地人的書寫與詮釋，不過在全書結構上我提供了較多建議，在他們授權下主責文章的編排順序與增補。協作的結果，從目錄看，頗有古典民族誌的味道。

全書以雙語並陳的方式。在地作者以母語書寫最能表達其意念，有鑑於不同語言閱讀對象需求與背景知識差異，英語翻譯並非逐句機械式翻譯，此外我在某幾篇英文版做了一些編排更動，以便讓外來讀者可以理解。另外有部分文章涉及傳統知識細節，作者認為最好限Langalanga人閱讀，則採概略翻譯。

我做的編輯選擇每一項都經過蠻多的琢磨，包括與書寫團隊討論，獲得他們認可，此外也與區域內的人類學家請益──其中某位曾對我選擇如此克制、盡量不干涉作者書寫內容的作法並不贊同，畢竟多數作者不嫻熟寫作，也可能對某些傳統知識或歷史有其「偏見」，如果白紙黑字刊出，是否反而陷其於不義？幾經考慮，我選擇了把那些學者的意見帶到工作團隊會議中，大家一起討論，有時作者願意採納修訂，有時則陳述自己堅持的理由，最後尊重其版本。

與一人主筆的書籍不同，我在編輯時刻意保留多聲──亦即不同作者記錄歷史版本不同，或詮釋的微妙差異──這不但是本計劃的特色，也能反映Langalanga社會的特性。此外，這也是為了因應書寫的政治性：一旦口傳化身為文字，在當地就有了不一樣的重量，於是某些版本的差異──尤其會直接或間接連結、涉及到對傳統領域土地權利宣稱的故事或知識──即牽動了不同立場者的神經。在工作團隊中即有不同氏族成員為了彼此記憶的石滬版本差異而有些尷尬情緒，甚至也有其他Langalanga人看到初稿後對某些段落不以為然，放話要阻止出版。因此我們僅能在序言、導論中強調「本書不能作為任何法庭證據之用」、本書所刊不涉及版本「正確性」判斷等。我們試著透過多元作者，以及呈現多聲版本在Langalanga存在的事實，來迴避可能激化的爭執。

召喚人類學家

很榮幸這本書是中研院民族所嶄新的「學術普及類」出版計畫的第一本。人類學家與田野地的知識交流合作，除了學術論文書籍形式之外，還有許多種更貼近田野地需求的可能性，此時出版時面對的讀者並不限於學界，亦需顧及在地的閱讀習慣與內容設定。本書是中研院民族所人類學者與所羅門文史工作者的「共作計畫」，很高興能促成跨國共同出版，亦即由民族所與所羅門群島國家博物館共同出版，更具意義，如同博物館的共作展示一般，也是學術機構進行知識回饋的一環。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本書終於在2018年6月出版，厚厚一本，約450頁。我們選擇在 2018年7月所羅門群島舉辦美拉尼西亞藝術節期間、也是所羅門群島40週年獨立紀念時發表，也有台灣學術外交的意義。發表會中，除了作者群之外，還有所羅門群島Sogavare副總理、文化部長B. Parapolo、Langalanga區的國會議員Matthew Wale，以及台灣駐所羅門的羅添宏大使出席，次日兩大報紙Solomon Star以及Island Sun都報導了此書寫計畫，收到很好的回響。我們希望能盡量提供給學校、老師，做為教學的參考，感謝台灣駐所羅門群島大使館協助聯繫，並補助印刷及運送費用，以便讓區域內學校均能受惠。

這本書是一項共作的嘗試，這些過程對我而言不只是知識回饋，也對個人學術研究有很大助益，尤其多次與團隊聚會針對特定詞彙或傳統實踐意涵的推敲、論辯，更是彌足珍貴，收穫良多。不過不諱言地，此書過程耗時耗力，研究繁忙時即經常擱置而無進展，要閱讀、仔細核對雙語的文本，也每每讓我覺得是個重擔。然而有許多點滴，回想起來更看到這項工作的意義，且讓我舉幾個例。

在耆老工作坊之後，我來到某個當地朋友的家，看到他的兒子──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拿起一本初稿，居然津津有味地讀了一兩個小時！他驚嘆有那麼多傳統是他不知道的，且來回雙語對照，讓母語生疏的他也學了許多詞彙。本書對Langalanga人的意義不言可喻。

這本書發表之後沒幾天，我在一家飯店門口等人，跟旁邊抽煙的大叔聊了一下。沒想到他是Malaita島南部的國會議員，他說已經聽聞這本書了，問我這工作花了多少年？他也很希望自己的傳統文化能有類似的書寫記錄。這真是令人欣慰，我們的團隊一直希望不只是記錄與分享Langalanga傳統文化，也希望這樣的行動開啟了一個新的模式，能夠召喚其他所羅門群島的島民們，也能開始共作書寫！

然而最讓我震撼的，還是在編輯工作的某一天，我的族語老師、也是這本書的發起人Silas跟我說，他與一些Langalanga人曾經想要有這樣的一本書，但苦無資源與經驗，於是他們向上帝禱告，希望能有個人類學家來協助他們，記錄傳統文化。然後我就抵達Langalanga，留在那裡做田野。而後（雖然是經過好多年以後），就有了這本書。

原來，跟Keesing一樣，不是我選擇Langalanga作為田野地，而是Langalanga選擇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