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三月起，我協助L村的社區發展協會以及部落頭目長老們，承接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的「L村船祭儀式調查研究」委託案。之所以參與這個計畫，一方面想要將曾經在L村進行過許多年研究的紀錄加以整理，另外一方面是為了村落長輩們的期待與鼓勵，把漸漸受到現代生活影響而不被年輕人熟知的儀式記錄整理起來。為了了解船祭過程的歷史變遷，我參考許多不同年代的儀式紀錄，也看到相隔八十年的口述神話之間的連續性。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今年五月剛由衛城出版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台灣宣傳的策略非常明確：儘管有著非常高的評價，這本書同時也極具爭議性。而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所掀起的爭辯，其實也很相似。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