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成道地的誕生與再現

菩提伽耶(Bodhgaya)位於恆河中部流域，屬於683印度比哈省(Bihar)伽耶市(Gaya)，近郊是佛陀悟道之處，因此以之為名。Bodhgaya在梵文中的意思，Bodh是覺悟，gaya是當地的地名。和釋伽牟尼佛出生在尼泊爾境內的Lumbini、轉法輪的印度Sārnāth 和涅槃的所在Kushinaga是佛教四大聖地之一。根據佛教經典記載，佛陀為了悟道而苦行了6年，但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生死解脫去除苦因，於是接受了牧牛女乳糜（加了牛奶的米粥）的供養，而後來到伽耶山的一顆菩提樹下，發願不證正覺，不離此座。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苦思，終悟得正道，破除一切執著斷盡煩惱。佛陀悟道所作的位置，被稱為「金剛座」，成為佛教徒的「世界中心」(center of the world)，其地位就如同中古的歐洲天主教的耶路撒冷和伊斯蘭教的麥加一樣，是佛教的主要聖地之一。

到了公元前三世紀，篤信佛教的阿育王在當地首先建立了Mahabodhi Temple(大菩提寺，或稱大正覺塔)，高度達52公尺，共有九層，是印度現存最早的磚造佛教寺院，中國古代高僧法顯和玄奘先後記載了菩提伽耶的歷史。但這個佛教聖地，在13世紀初因為阿富汗的伊斯蘭教軍團橫掃印度中北部，並對其他宗教進行徹底性的毀壞，為了不讓菩提伽耶這塊聖地遭受蹂躪，當地的佛教徒就合力將整片聖地用土掩埋成一座小山丘，大菩提寺從此埋沒在蒼茫大地之下。其實，菩提伽耶附近的伽耶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印度教徒的聖地之一，佛教興起之後，由於此地是佛陀悟道的所在而成為佛教徒的聖地，而在13世紀之後的六百年當中，佛教的一切從菩提伽耶地表上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當地印度教的Giri支派所興建的寺廟建築，也一直都有印度教徒過來朝聖。直到六百多年之後，於1818年印度被英國殖民統治時期，Alexander Cunningham根據玄奘之《大唐西域記》及其他留下來的史料，從1880年開始率領考古隊挖掘大菩提寺並加以復元。印度政府獨立之後，又陸續整修才有了今日的面貌，而在2002年被聯合國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今日進入這座重見天日的佛塔，必須往下40個階梯，這是當年的地平線，而四周高起的丘地，就是當年的信徒們，不知道多少男女老少，擔了多少趟的土，將這片聖地和壯麗的佛塔，一寸一寸地用塵土覆蓋，想像在數百年前，這群驚慌恐懼的佛教徒，下了多大的決心，做出這種將整片聖地掩埋起來的行動，而親手將最尊敬的聖物覆以塵土，並共同保守秘密，想必是悲痛絕望至極，人間大悲莫過於此。雖然相隔了數百年的時空，現在整個聖地的地貌又能復原重現，實在令人動容。菩提伽耶的現狀，並非西元前三世紀的景象，而是13世紀時佛教徒護教的共作，寺廟建築被復原，挖出來的土就往佛寺四週堆高，護教的歷史因此一併被保留到當代。

印度佛教聖地的西藏化

雖然佛教起源於印度，但是到了13世紀伊斯蘭教入侵之後，由於佛寺被破壞，僧團被殲滅，據說當時世界最大的佛教大學那爛陀大學的圖書館藏書，就被大火燒了三個月才燒盡，印度佛教從此在印度本土式微而滅絕。但是印度佛教的傳統卻在西藏被完整地保留下來，1956年已經從英國殖民統治獨立之後的印度政府，特別在菩提伽耶舉行佛滅後2500年佛陀誕生大典時，特別邀請西藏的兩大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到訪，並帶來西藏的大藏經送給大菩提寺保存。當時的西藏正被中國共產黨逐步控制，達賴喇嘛此行甚至考慮留在印度，但並未成功。但是三年後，達賴喇嘛越過喜馬拉雅山到印度尋求政治庇護，之後數萬名藏人隨之來到印度，建立了流亡社會，而對於篤信佛教的藏人而言，印度不只是尋求政治庇護之地，也是佛教的聖地所在。隨著藏人流亡印度之後，在南印度重建格魯派三大寺，延續佛教經院的教育，達賴喇嘛以及其他高僧到世界各地弘揚佛法與慈悲的精神，而使得印度佛教的傳統，從西藏又回到了印度得以延續，並開始往世界各地散播。

雖然印度本土佛教已經消失，但佛陀成道的金剛座，卻因為藏人的流亡而成為世界各地佛教徒朝聖的景點。因此，來自於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來此朝聖，繞塔的人群形成層層的人流漩渦，絡繹不絕，且全部繞著順時鐘的方向。我記得我抵達當地是傍晚黃昏之際，原想慢步繞塔靜思，但見到層層的人牆而卻步，於是決定在次日凌晨4：30分開放的時間前往，結果還是一樣。而這些繞塔的人群當中，雖然有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但有更多是在附近做生意，或特地從印度各地來朝聖的流亡藏人或喇嘛。而每年的冬季，是當地的乾季，藏傳佛教的四大教派在此定期舉行法會，喇賴喇嘛在1959年流亡印度之後，也經常在此地講經，甚至舉辦盛大的法會，尤其是動員數十萬人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五十多年來在印度境內舉辦一共21次當中，就有5次是在菩提伽耶舉行。由於藏人在印度散居在不同的聚居點，且大多是遠離城市的偏遠地區，就像是在印度人海中的孤島。透過聖地的法會，讓流亡藏人得以共聚一地。而宗教的精神領袖並以此傳播教法，凝聚族群認同（請見印度西藏地圖第四張）。

於是在朝聖的旺季或法會期間，菩提伽耶被轉換成西藏的佛教城鎮，來朝聖的藏人兌換一大把的印度一盧比的零錢，布施給聚集乞討的印度人，他們此時的身分不是在印度寄人籬下的流亡者，而是回到佛陀世尊覺悟之處的佛教徒。在大菩提寺附近，季節性地搭建了一條藏式飲食街，每間餐館都是一頂帳棚，餐館的名稱都與西藏宗教文化或地名有關。當時我們找到一家名為Amdo餐館吃飯，由帳棚搭建起來的，旁邊砌有矮土牆，也是座椅，裡面的顧客清一色的藏人，特別的是電視上放的影片雖是中國的功夫片卻是藏語配音，這裡當然提供傳統的西藏食物，而在這種氛圍中，我不覺得自己是在印度而是在西藏的一個旅人。我相信，來到此地的藏人更是有同樣的感受。而這些充滿著西藏族裔地景的街道，加上販賣手工藝品，念珠、法器等攤位，每年這裡的營業時間只有三個半月，一旦朝聖季節結束，大家又回到各自的聚居點，季節性族裔地景，如夢幻泡影般地出現與消失。

知名的西藏研究學者Toni Huber 在其著作 “The Holy Land Reborn: Pilgrimage and the Tibetan Reinvention of Buddhist India” 指出，印度的佛教聖地有著誕生與再生的過程，藏人流亡之後將印度納入其宗教的範疇與神聖的地理學，成為流亡社會發展的文化資源，於是佛教聖地的數目與定義，隨著藏傳佛教在印度的重建，而有了新的發展與意義。而透過宗教的連結，也定義了當前西藏和印度的文化關係，十四世的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提到：「每個西藏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到去印度朝聖。對我們而言，印度一直就是聖地：是佛教文化創始人的出生地；也是數百年前，印度聖者和先哲帶給我們的智慧之源。西藏和印度的宗教、社會發展不同，但西藏仍是印度文明之子。」不同的是，過去印度只是想像且遙不可及的聖地，流亡之後，朝聖成為尋常，也可以成為流亡中例行生活中的日常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