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定義了人類學家。

在Levi-Strauss寫下《憂鬱的熱帶》之後，人類學家對田野工作的回憶如果不帶點憂鬱的色彩，好像就喪失了一些詩意。田野工作之於人類學家，除了生產研究成果之外，猶如台灣男性普遍的當兵經驗或是女性的生產經驗一樣，都在比賽誰的田野比較痛苦？誰的經驗比較誇張？不只如此，人類學家往往也能從彼此的田野工作中找到共鳴，不僅在資料上相互借鏡之處，也能在實務經驗上交換心得。然而，許多新型態的田野工作正帶來了不同以往的痛苦與挑戰，新的憂鬱也伴隨而生。

這篇文章回顧自己的田野經驗，跟同行同業們分享在「全球商品鏈」上進行「多點民族誌」研究所碰到的挑戰，以及曾經困擾著我的憂鬱。也因此，這篇文章前半部的形式上會更接近田野回憶錄，穿插著故事，也夾敘著我從這些經驗當中所得到的反思。後半部則回到與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與知識論對話，從自身的經驗提出在「全球商品鏈」上進行「多點民族誌」時應該注意的面向。

第一個憂鬱

2003年，在為自己的碩士論文做田野調查時，便注意到很多報導人用的「風水物」其實不是出自臺灣，而是產自中南美洲國家的水晶礦石。不少報導人家裡擺了來自巴西的紫晶洞，或是擺了用七顆水晶組合而成的「水晶陣」，並且相信這些水晶可以帶來風水的效果。更讓我吃驚的是當時的關鍵報導人袁姓風水老師的態度。雖然他有不少學生、客戶在經營水晶店，但是他卻對於水晶在風水上的功效抱持懷疑的態度。在他看來，水晶不僅非他所學，台灣在1990年代前根本就沒有風水老師用水晶來幫客戶改運，眼前所看到的水晶風水熱潮，都是商人炒作出來的。

這段回憶記在碩士論文裡，卻帶來了之後更多揮之不去的疑問。到底台灣人如何開始使用水晶當做風水物？這些水晶到底怎麼來到台灣的？住在水晶出產地的那些人是否也有類似於台灣人的風水信仰？水晶從挖出來到變成在台灣販賣的商品過程中又經歷過什麼樣的加工過程？和多少人接觸過？就這樣，這些疑問在數年後成為我博士論文所要回答的問題。

在2009年暑假的預備調查裡，我試著聯絡台北市最老的水晶店之一，在松山火車站旁的「淳貿水晶」，順利地做了一次訪問，但也從徐總經理口中得知台北市大大小小的水晶店的背後竟然有一個台灣人與中國人共同經營的全球商品鏈。他們在巴西購買水晶，送往中國廣東省東北部的海豐縣或是江蘇省東海縣加工，然後送到廣州市的「荔灣廣場」集中批發。台灣的水晶店或是大盤商就到廣州市進行採買後，透過海運或是直接帶回台灣販賣。

而這次田野預備調查裡所收集到的資料，也讓我對水晶的「物性」(materiality)產生了興趣。人類學家對於「物性」大體上有兩種說法，第一是比較偏向是從物質特性(physical features 或 material properties)來定義，認為物的物質特性限制與決定了該物可能的使用形式，也決定了相對應物質文化的樣貌，通常考古學家會比較傾向這個立場。第二則是傾向把「物性」當成是一個「人與物相互影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不僅受限於物質特性，也展現當地人如何利用物來客體化一文化概念。文化人類學家Daniel Miller、Christ Tilley與 Tim Ingold多持這樣的立場來詮釋物性，儘管各自有所偏重，但都強調物質文化研究不可忽視人與物之間「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而這條全球商品鏈正是檢視水晶「物性」的最佳機會，因為巴西、中國與台灣各屬於礦場、加工廠與市場，正好提供一個相互連結且能進行比較研究的理想場域。

但這下子問題來了，我要怎麼進入這個田野？這個田野根本不存在於任何一張「地圖」之上。這條商品鏈分布在不同的國家，卻不是一個清楚的行政區，更沒有任何的界線。我沒有辦法搭上一班飛機或是火車，就直接到達我想要去的地方。我知道這是一條許多國家所串聯起來的「全球商品鏈」，這條鏈子並不是實際的地理區域，而是一個透過商品貿易而形成的鏈結，但卻不知道怎麼樣才能找到這條鏈子？又或是怎麼進入這條鏈子當中。

再者，即便我能接觸到這些人，過往的人類學訓練告訴我，要能夠被報導人接受，打破報導人與人類學家的界線，進而得到所需要的資料，還有非常複雜且漫長的過程，甚至不能保證一定成功。這個田野也將不同於任何定著於某一聚落的研究工作，無法在有疆域限制的空間內，以時間的投入換取田野材料的深度。即便在我心中已經有了一個論文的藍圖，但如果我無辦法進入這個田野，這都將沒有任何意義。這些問題構築成了我的第一個憂鬱：田野何在？

我試著詢問「淳貿水晶」的老闆，可否參與該公司的採購過程，但是他說他們公司其實採購的方向跟一般台灣水晶店不一樣，他每年主要採買的時間是二月，地點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的「土桑珠寶礦物展」。聽到老闆這樣講，心裡涼了一截。因為這代表「淳貿水晶」雖然是台灣最老的水晶店之一，但在「商品鏈」的代表性上，可能無法反映大多數台灣水晶店的樣貌。

但在這基礎上，我還是試了幾家水晶店，有的老闆很大方，直接承認他們常去荔灣廣場採購，或是向熟識的中國加工廠直接下訂單。有幾位老闆非常不願意分享他們的採購經驗，像是害怕我其實是其他水晶店派來的商業間諜一樣，提防之心溢於言表。也有一些老闆甚至覺得跟我講話完全是浪費時間，因為我不會在他的店裡消費，更不能幫他帶來任何直接的商業利益，甚至還有可能影響到他的生意，所以根本就沒有給我好臉色看過，也懷疑我這個研究的意義到底為何？

正當我苦無對策陷入焦慮之時，沒想到這個問題的解決關鍵竟然出現在我父親身上。父親知道我的博士論文要做「水晶」之後，想起來他幾十年拜把兄弟的太太在一家水晶店幫忙，便撥了通電話幫我聯絡。透過這位阿姨的幫忙，我也才有幸得以去訪問位在中和的「善福水晶」。

在阿姨的幫忙下，我認識了善福水晶的負責人「楊師兄」。他在知道我想研究的主題之後，便說他主要的合夥人簡樹木先生在巴西有自己的水晶礦場，直接在當地開採水晶原礦，他並且在中國廣州市花都區那邊也有工廠，負責加工從巴西運過去的水晶原物料。楊師兄人極為和善熱心，和我聊完後便幫忙聯絡位在廣州的簡先生，請他協助我的田野調查。我也在兩個星期後得以前往廣州的花都區，拜訪簡先生及他的工廠「雅式珠寶」。

不僅如此，因為簡先生在過去15年當中，曾經是中國廣東地區巴西水晶最重要的進口商之一，當地大部分台商或是當地人所經營的水晶珠寶加工廠都有和他合作的經驗。另外，簡先生為人海派，在海豐珠寶加工業發展初期，他也盡力協助當地的創業者，這讓他成為造就今日海豐榮景的幕後推手之一。所以，透過簡先生，還有他兩位兒子的幫助，我不僅快速地對於廣東地區的水晶珠寶加工業有所了解，還有機會訪問到許多的珠寶工廠老闆以及水晶雕刻師父。

在那次訪問廣州的過程中，我也贏得了簡家人的信任。在知道了我想要研究的題目後，他們也答應讓我去巴西參觀「雅式」在那邊的水晶礦場與工廠。換言之，一個田野工作的架構就在那一次預備調查當中建立了起來。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那麼一個機運，這個田野我根本無法完成。彷彿這一切都有如命定，我似乎註定要處理這個題目，也註定要與這些人相遇。

第二個憂鬱

2012年，我正式開始了博士論文的田野工作。原本的計畫是要先從巴西的水晶礦區先出發，一路跟著水晶的貿易過程旅行到中國的加工廠區，再回到台灣的市場。但是因為礙於巴西簽證只能在台灣辦理，所以也只能先回到台灣，而我也在趁著這機會和在台灣的家人一起過年。在過完年後，我就前往廣州雅式珠寶，剛好巴西分公司負責人，也就是簡樹木的弟弟，簡秋生先生，以及他的兒子，簡浚洋，也在的廣州過年，我也趁這機會和他們討論細部的巴西田野計畫。

除了規劃去巴西的過程，這趟一整個二月份在廣州的田野調查，還希望能夠針對工廠裡的工人的工作與生活做比較完整的紀錄，也邀請他們接受深度訪談，以求記錄理解他們對於水晶的看法，以及如何思考這個工作對他們的實際意義為何。

回到廣州「雅式珠寶」的時間是在大年初五，工廠裡放年假的工人們其實還沒有都回到廠裡。因為男女工人們都是從湖南農村來到廣州打工的農民工，年假都回到了湖南老家。在這些工人們還沒回來之前，我除了把握時間和簡家人討論我去巴西的計畫，也聽他們講2010年到2012年之間，中國水晶珠寶市場上所發生的一些變化。原來，在這幾年之間，江蘇省東海縣的水晶商人（他們被稱為「東海人」）逐漸打出了名號，在世界各地搜買水晶，也逐漸趕過廣州的勢頭，東海縣也有了「中國水晶之都」的名號，對於南方的水晶業帶來了不小的威脅。

到了年初八，工廠裏面總算有了人氣。各個工人家庭帶著小孩子們回到了廠區裡的員工宿舍，小孩準備要開學，大人們則開始動起手來，在車間廠房裡面開始做紫晶洞的加工工作。我一邊記錄著他們工作的細節，也試著想要打入這些工人們的圈子裡，但總覺得隔著一定的距離，他們對我很客氣，卻不願意多講一些他們內心真正的想法，面對我的問題總是閃躲迴避。。

在工廠裡，這些工人原本都叫我「宋先生」或是「宋博士」（他們顯然無法理解博士候選人與博士之間的距離），這稱呼讓人倍感生疏。他們從簡先生那邊知道我在美國唸博士班，但對他們來說，「博士」好像是一個遙遠的標記，和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關係。而且，我又是簡先生帶進來工廠裡的台灣人，常常和簡先生一家人一起吃飯，在工人們眼中，我和他們有著不只有知識圖譜上的距離，還有著工廠裡社會地位的差距。打不進這群湖南人的圈子，成為我田野工作裡的第二個憂慮！

工廠裡的湖南工人人數不多，生活的圈子自然也格外緊密，因為都是老鄉，彼此的溝通都是用湖南方言，光是要聽懂他們講什麼，對我來說就已經格外辛苦。每天下了班之後，他們就和其他一起工作的工人家庭們，一起打牌，或是各自把門關起來，做自己的家事。一下子我找不到方法進入這個圈子。雖然工廠裡的彭廠長有想要幫我安排人做訪談，但是工人們明顯興趣缺缺，和一兩個人談過之後，也覺得有一搭沒一搭，和我的隔閡實在很明顯。

眼看二月份這個階段的田野已經過去好多天，打不進報導人圈子的這個問題讓我越來越焦慮，深怕自己的田野變成只是一本跨國企業報告，而沒有辦法忠實呈現這商品鏈上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們的想法。工廠經理宋建平有個女兒，跟著父親一起從湖南來到廣州。因為沒有當地戶口的關係，只能跟其他工廠裡的小孩一樣，唸當地開設給外省小孩的私立小學。私立小學的課業壓力小，女兒平常下學之後就回到工廠裡在宋建平開的小賣部裡快快寫完功課後，便和其他同年紀的孩子們一起玩。對比簡先生的孫子唸的是當地最好的公立小學，老師盯的緊外，放學後還有課後輔導，宋建平常常跟我講他很擔心自己的小孩，一來是覺得孩子個性缺乏專助力，二來是覺得自己能力不夠，沒辦法給她很好的教育，也沒能力讓他在課外去補習。

或許因為是擁有著同樣的姓氏，宋建平成為我在這工廠變成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我在這個工廠裏面最先認識的湖南人，並且也為我整個研究過程提供了非常直接且重要的幫助。知道了他的焦慮之後，我便跟宋建平說，如果他願意的話，我願意在田野工作這段時間裡面，幫他的小孩加強英文。後來為了增加學習的效果，我還找來其他工廠裡同年紀的孩子，一起來學習英文。

工廠裡的小孩都還在唸小學四五年級，對他們來說，學校裡的英文課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中國，小學三年級就開始教英文，但是因為這些小孩的父母自己都不懂英文，當小孩在課業上有英文相關的問題時，工廠裡完全沒有任何人能夠幫得上忙。所以我就自願在工廠裡當起課輔老師，讓幾個孩子一個禮拜內有幾個晚上到我的房間裡，在我開始整理當天的田野筆記之前，花點時間教他們英文，複習學校功課，陪他們練習英文會話。

沒想到，就在開始上課幾天之後，事情有了變化。宋建平開始邀請我跟著他一起到員工餐廳用餐，其他的工人對我的態度也開始有了轉變。在工人裡面我不再是「宋先生」或是「宋博士」，而是變成了「宋老師」。或許是華人社會對於「老師」有著特殊的情感，漸漸地開始能夠和工人們聊聊孩子的學習狀況，然後再聊到他們身為都市農民工的生活，以及各自對於水晶的經驗與看法。

第三個憂鬱

第三個憂鬱發生在巴西的田野過程裡。原本的計畫是在南紫晶鎮(Ametista do Sul)這裡待上兩個月。南紫晶鎮是位於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紫晶洞」出產地。全世界最大的高級紫晶洞出產地一是在烏拉圭，另一就是在這鎮上。

原本計畫在這個小鎮上待上兩個月，做一個類似傳統人類學聚落社群式的田野工作。 但田野就是會發生意外，我一到南紫晶鎮，負責接我的簡浚洋（也是雅式在當地的負責人，後文稱「阿洋」）就跟我說，他過幾天必須要回巴西中部家裡一趟。那裡是雅式珠寶在巴西的總部，要去處理一些家務事之外，可能還要再往北部的礦區去走一趟。

聽到這消息，我心裡立刻涼了一截，因為這和我原本的計畫完全不一樣。原先還期待能在南紫晶鎮上的田野調查工作，能增加我整個民族誌材料的深度，而不是只停留在商業活動的表象上。但如果沒有阿洋幫我在當地穿針引線，按照目前巴西水晶礦商為求市場穩定，不歡迎中國商人進入礦區的狀況，田野工作註定要開天窗。沒有辦法，我只能跟著他飛到巴西中部大礦州(Minas Gerais)的庫菲羅(Curvelo)市，之後再跟著他跑到北部巴以亞州(Bahia)的奧力菲拉鎮(Oliveira dos Brejinhos)。但在出發之前，我還是在這小鎮待了幾天，也終於進到了礦區裡面，記錄到了紫晶洞開採的過程，也完成了幾個很標準的礦工訪問，對於當地的經濟型態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一些讓我伴隨田野觀察而來的問題，雖然沒有機會再回到南紫晶鎮，好在阿洋在那邊已經待了七八年，對當地人的生活與礦業模式都非常清楚，回答了我很多的疑惑。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事後證明如果沒有跟著阿洋走這一趟的話，我在巴西的田野工作反而不完整。因為庫菲羅市其實才是目前所有中國水晶商人到巴西之後的集中之地，除了這裡出產俗稱「綠幽靈」的水晶之外，在簡家與其他中國商人的長期經營下，這裡也已經成為巴西中部最重要的水晶市場。另外，這裡離北部的新地平線鎮(Novo Horizonte)，也就是台灣商人與中國商人口中所說的「鈦晶城」只有12個小時的車程，要北上的商人也都會在這裡先進行補給，再開車前往該城駐點採購。許多和簡家熟識的東海人也都會來和他們打聲招呼，問問巴西目前水晶的行情，或是來菜園裡摘點蔬菜回去包餃子。

五月初時，跟著阿洋一起北上到了奧力菲拉鎮，記錄了白水晶礦、石英礦、綠髮晶與綠幽靈水晶的開採外，也再往北到了「鈦晶城」記錄了那邊開採鈦晶礦的過程，並訪問到了在那邊駐點等著採買的中國東海商人。五月中，回到了庫菲羅市。在簡家人的幫忙下，我打進了當地中國東海商人們的圈子，跟著他們一起去採買水晶，也聽他們講述採買過程中的辛苦以及如何針對國內市場的需要挑選水晶礦料。另外，在雅式工廠裡的巴西工人幫忙下，我有機會到附近只有十分鐘車程的另外一名為「伊尼穆塔巴」（Inimutaba）的小鎮做田野調查。該鎮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以挖採水晶礦為主要生計，所以我便把握機會，訪問當地各個年齡層的礦工，及向礦工購買水晶原礦然後轉手賣給中國商人的中盤商。

在伊尼穆塔巴鎮所進行的田野工作，讓我有機會和礦工與他們的家庭做比較密切的互動，參與他們的挖礦，聽他們對於水晶的想法，這彌補了在南紫晶鎮無法做定點田野調查的遺憾，也讓我在礦工生活這一塊上的民族誌材料更為立體。也因為這段田野工作才讓我了解到，中國東海商人、中盤商與礦工面對水晶有截然不同的觀念與態度。礦工所要面對的是直接的經濟壓力，以及到他人私有土地上偷挖水晶礦的風險。他們不願意直接和中國人或是其他外國商人做生意，因為這些外國買家不僅出現的時間不確定，更喜歡殺價（巴西礦工特別強調中國東海商人），損及他們的利益。礦工對於當地複雜的水晶市場也僅有片面的認識，很容易誤判手邊貨物的價格，所以賣給能讓價格穩定成長的中盤商變成是合理的選項。

而對於大部分中國商人而言，他們一年來巴西一次或兩次，如果要花錢長期「養」一批礦工，或是直接經營礦場，這成本遠遠高過他們所能負擔。所以這些中國商人也必須仰賴這些中盤商的收貨與分類，這節省了很多的成本。而對於中盤商來講，他們則需要花時間、甚至金錢去培養他們和礦工之間的關係，來維持手邊的水晶礦存量，好吸引買家來選購。回頭來看，正是因為阿洋決定到巴西中部一趟這個意外，我對於巴西的水晶貿易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也更理解地方上和全球貿易接軌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