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共享「芭樂籽大賞」參獎「紫芭樂」之作品之一。作者嚴勳業為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

這篇硬芭樂文談柯南的密室殺人事件、哈利波特與金妮的邂逅或是一款新的逃脫遊戲。

柯Ｐ團隊拆除忠孝橋引道，重見天日（或媒體愛用風華再現）的北門成為西城區新寵的歷史建築，圍繞承恩門有大正洋式風的北門郵局、對街的鐵道部（亦是國民黨政府鐵路管理局舊址，端看你對殖民的品味）。只是有些小小遺憾，直率的柯Ｐ認為，附近大樓牆面各式招牌「雜亂」的中華民國美學令人受不了。柯Ｐ不是1990年就當臺北市長，不然鄰近中華路上延綿1100公尺的八幢棟棟相連到小南門邊以中華命名的商場，想必不合柯Ｐ的美學口味。好家在，領頭北門周邊西區門戶計畫的林欽榮副市長，早在1992年黃大洲市長拆除中華商場時已在市府任職，他與同僚提出了商場拆除後，將寬幅78公尺的中華路規畫成媲美巴黎林蔭遮蔽的香榭大道，而北門猶如巴黎林蔭大道的終點凱旋門，圍繞她將冒出一個城市具備歷史與現代美麗願景（如果臺北西邊的不夠看，同場加映城市東西軍的東、西區門戶計畫）。

在臺灣的各大城市，在國民黨政府的「一個自由中國」原則下，火車站前的重要幹道一定具備中華、中山、中正三中的原則。而臺北市的中華路當然也是戰後才出現的。許多都市空間與論述者會以具備重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來形容地景的更迭──中古世紀以羊皮紙為書寫材料，在上面寫字必須先刮去之前的書寫，但原本的字跡並無法完全刮除，反覆的書寫與刮除羊皮紙就呈現了刮／寫的總和。在中華路上的故事必須從北門開始，在清領時期這裏是西側南北走向城牆的位置；日治時期城牆拆除，原址成為臺語歌曲〈月夜愁〉中，夜晚月色燈光朦朧的西三線路，種滿綠色草皮的分隔島三線路已經頗有香榭大道的雛形；戰後1961-1992年中華商場落成，飲食學家逯耀東曾經形容商場是一道發光的城牆；2001年中華路兩旁的人行步道落成，加上近期的西區門戶計畫。啊～真是美妙的都市史治理的歷史分期啊！

等等，這樣故事就被都市計畫者給說完了，都市／人類學不覺得這種完美黃金分割的歷史階段論怪怪的嗎？至少還會畫個時間軸數線吧，不覺得少了幾年，而且城牆、路、城牆、路的唸謠卻像是歷代政權不只想刮除過往的地景，甚至想完全解消前朝的地方記憶。複寫紙只有兩種材料，如積木一般拆毀再找一批新物質重組，如此談拼貼也太單調了。不論路或是城牆同時具有界線與連結的空間，既有物理空間上的屏蔽與流通，同時也有機會沾黏上人與物，甚至成為生長文化的縫隙。

這些空缺恰好在中華商場在場的時間前後。我們必須倒退嚕到1949左右大江大海騙了你的年代，國民黨挾帶中華民國的法統論調與大批軍民，企圖重構臺北為一個既象徵現代又自由的治理首都。此時期的中華是存在於流離而來的廣大「同胞」的底層苦難敘事，呈現在軍隊戰役前撲後繼的轉進，與中國東岸港口邊生離死別的逃難中，中華民國正在戰爭的淒美中展露她的政治美學象徵—「外省—軍人—國家—民族」連續體之中。此時，有30萬不具軍籍或軍眷身分的平民湧入了臺北都市，臺北人口爆增了一半。無地駐足的難胞，經臺北市警民協會的「安置」，在公園預定地、街角甚至墳場搭起了竹篾作為暫居之所。

而其中近5000人，於中華路縱貫鐵路兩側搭起了棚戶，首都臺北成為帳篷城市，而中華路從道路用地，在非常情況下，轉為居所，甚至也就成為市區最熱鬧的零售交易所。棚戶居民在不到2平方米的地方起生意：我認識的山東大娘，在1954年與先生結婚後就在此落腳，當時許多人以補鞋、修傘、賣雜貨、製麵條、蒸饅頭、烘燒餅、榨豆漿為業。很快地，在不到5,6年間，這裏成為臺北市地租最貴的帳篷，1954-5年間在台大陳紹馨教授與美援總署合作的統計中，都市人口每家戶每月的收入約為450元，但鄰近西門圓環的間鋪就要價6萬。

此時能在中華路精華地段繼續經商的商戶，可是「難民」中的佼佼者，大陸籍貫移民不是非留在此不可，也涉及了他們對於在臺灣的生活想像。山東大娘家裡賣起了香燭、禮品、與紙錢等婚喪喜慶的祭祖用品，做起老鄉的生意。老鄉意味著區分了大陸與臺灣日常生活的不同。

但是你知道嗎？不只是中華路上高貴棚戶是違建，連蓋好的中華商場也是違建，因著這個原因，中華商場除了產權之外，並沒有以任何名勝、或是市場的敘述留在官方編纂的地方史當中。不要忘了這是一個正在戒嚴法的時期，1958年蔣總統的一句話：中華路上太髒亂了，徹底整頓，OK？就會如同十二金牌電滋滋地流入警備總部的保安與拆除大隊中，於是一個黑機關就開始一個偉大的計畫，簡單來說就是把住在此地的商戶都叫來，並且老實地告訴商戶們，我們很想拆遷你們，但現在國庫空虛，於是我們想好了一個辦法，我們幫你們重新蓋房子，但是錢你們自己出，蓋好的商場還是違建喔！並且產權是市政府的，交來的錢就當租金可以讓住20年！之後……再談。警總的整建計畫不只容納中華路的違建戶，連小南門等地200戶的違建都共同納入，這麼一石多鳥的計畫實在太划算了！

不過黃金店面在手，儘管很像不平等條約的整建計畫卻相當有效率的在180天之內建成中華商場。只是住在這裡的卻跟住在消失的密室一般，不知道商場什麼時候會消失。

1961年4月22日下午3點一刻，臺北市中山堂中正廳千人齊聚，臺灣省政府主席周至柔與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黃杰連袂宣布中華商場落成啟用。一個多月後，5月28日，商場頂樓的霓虹燈開放亮燈。此刻，逯耀東口中的發光城牆奕奕生輝，揭開中華商場30餘年的歷史，也開啟了中華商場商戶的黃金時代。此時商戶不只在這裡做生意，許多人晚上就直接住在商場中。

中華商場的白天，比夜裡更為氣勢萬鈞，此時的商場不只是商場，它仍頂戴中華之名，中華商場與中華路之間更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正飄飄。在商場落成時，商場各段頂早早預留了旗桿，並且於管理辦法中訂定了慶典應懸掛國旗，並統一使用六號國旗，商戶須保持國旗整潔鮮豔，由住戶購置保管。此後中華商場在國家慶典中扮演重要的政治地景，不只是總統府身後的靜態展示櫥窗，各種宣揚國威的車隊遊行，中華商場也是必經之途。如為亞運國手紀政奪金返國後舉辦的慶賀遊行、紅葉少棒奪金歸國，或十月國慶的各式花車，甚至連歡迎林青霞等影視巨星都會在中華路遊行。這排建築物不只在外觀充滿著國家符號的象徵；在1961年夏天，中華商場國貨推廣中心也進駐靠近鬧區的第五棟之內。

禮品店經營模式很像買辦，當客戶上門，山東大娘就想辦法去找到生產端。許多商品都是客人拿了東西來問能不能做，她認為有商品就一定有人做。比方說一個華僑拿了一個木碗問是否能大量製作，她會先答應客人，再請先生循線找工廠打樣，在成本上增添利潤報價給客戶，並且預留時間，留一些緩衝日期，向上游催貨。隨著客戶詢問的多，禮品店裡的商品種類也更為繁雜，倉儲貨品是由山東大娘盤整，在她腦中似乎有清楚的小櫥櫃，能清楚知道商品的位置。她自豪地說：「對啊，我們什麼都做，人家都說百貨店，我們是千貨店，萬貨店，我們就說是萬貨店」。

另外一個報導人台生主席的父親在中華商場建成後，跟朋友周轉了10萬元，在中華商場和棟頂了兩間店面，開啟了清茶館的生意。台生主席特別強調清茶館和剝皮寮附近本省人的茶室經營方式天差地遠，清茶館只賣茶，給榮民伯伯坐在那邊聊天、扯皮和聽戲。60F西門紅樓一帶有10餘家茶館，有些伯伯帶著鳥籠遛鳥，在紅樓附近的茶館常常是店門前掛著一排鳥籠，下象棋、喝茶與弄弄眼鏡。茶館大概分做兩種，一種是讓人下棋，允許顧客賭博，甚至在閣樓上就擺起麻將桌，店家抽抽頭。台生主席家的中興清茶館純粹只能聽戲，怕博弈生出事端，所以不能下棋、不能賭博，甚至帶了棋具單純玩玩都不行。當時電視少，節目也少，清茶館裡面就放起了父親側錄的電視台國劇讓伯伯們消磨時間。

適逢國家節日：雙十節、光復節、甚至是清明，清茶館更是高朋滿座。有時桌椅都排到大街上去，自然台生主席小時候是沒有假日的，當然父親更沒有休息的想法，生意好起來時，總要抓住機會。清茶館的位置對於榮民伯伯的消費極有地利之便，正對面由北而南是國軍英雄館、國軍藝文中心、和臺北南區的軍公教福利站；在商場前方正是中華路南站的公車站，有20幾條公車路線經過，算是重要的交通轉運站。對面的國軍藝文中心常常有國劇演出，有些榮民伯伯會順道在隔壁的軍公教福利站採買價格低廉的日用品，而那些喝了兩三口茶就不見人影的伯伯常常就往西門町裡邊鑽－有時候吃點小吃、去舞廳跳跳舞、到紅包場坐下聽點當紅歌星唱歌。在台生主席的記憶裡，甚至有些來喝茶的伯伯是從桃園榮民之家而來。

榮民伯伯到清茶館可能是因為無聊、混時間。榮民伯伯在西城區的行走軌跡，正穿梭在國家與日常之間，聽戲、買福利品或看著中華商場的國旗，這些是國家賦予或建構出的日常。在胡台麗（1990）對大陸來台「榮民」的研究中，相較於他們在臺灣家庭、婚姻、性行為的不圓滿，榮民的主體認同與對政軍權力核心的情感與理念相同，引發他們對於領袖（蔣總統）、國家（中華民國）、主義（三民主義）、黨（國民黨）這一體延伸中夾雜愛恨交織矛盾的圖騰情感。

來清茶館的榮民伯伯，表面上他們打發時間的休閒方式是煩悶的、無趣的；然而從中華路到西門町的消費，是否能讓他們藉由離家（或許不是家，可能只是居住地）的過程中擺脫掉無家失根之感，他們心中黨國圖騰信仰的叢結也許在中華商場的政治地景中依稀可能找到熟悉的情感。這些看似無趣的休閒，相較長期在軍隊中受到國家規訓與自我審查，中華路商場的消費，某種程度是脫逃國家桎梏的休閒。消費甚至是主體的選擇，在看似空白的時間之流中，找尋能動性的可能。

許多關乎國家儀式帶有神聖性的物質，在中華商場的商戶中轉變為世俗化的商品，特別在「販賣」的過程當中，榮民可能是外省流離社群中的一個身分，相對於清茶館產業，亦為在特定時空應對榮民類屬的產物。在禮品商戶中縱然報導人有區分商品的消費者為何人，商場開放空間反倒使商品來源被去脈絡化；而外省的概念解構過去以省籍為分類的商品消費。中華商場南段區域的消費呈現出特定的外省空間，或說是中華空間；跟報導人的談話出現很多計算數字的描述。這些計算不是家庭的收支簿，而是謀取商業的利益。換言之，這裡的經濟理性表現出兩種特質：一是商人作為職業利益帶給他們的滿足與愉悅（當然也包含勇於冒險遊走於法律或是市場經濟邊緣的逾越感），其二，則是成功商人的形象，應具備的工作倫理以及家庭倫理。

以台生主席家為例開設茶館之初，除了怕博弈在店裡惹上事端，也知道如果做生意不清白，有暴利可圖時，派出所都有可能收取額外的保護規費。樸勤伯伯怕孩子可能因為家業複雜，受到同儕的取笑或異樣眼光。台生主席說，開幕後一段時間西門町的青幫帶人來砸店，砸店的兄弟知道老父親做的是「清白」生意，反倒是不打不相識。

這種與黑白兩道的交陪我們商戶經營的不只是商品的買賣，也考驗著經商者如何周旋期間於各種力量之間。換言之，在中華商場交換不只是商品，甚至是店主的社會聲望、經濟實力或是其人際網絡。

縱然中華商場的商戶，經驗到現在國家機器的暴力促使他們與國家保持距離，但是關於中華文化的民族意識卻沒有因為國家的施為從他們的商人倫理觀中逐出，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甚至傳承到了第二代的世界觀中。二代報導人多數認為政府的角色在於不介入商業行為的情形下，提供良好的建設與經商環境。從國家到公務體系，報導人非常理解意識形態運作的邏輯，並且甚至能以同樣的話語對國家或其代理人道德訓話。但從父輩為商人這事情來看，對他們而言具有創業精神的職業才符合他們的工作倫理，對於官僚的科層化相當的不以為然。由於他們對於公務系統的行政失靈或介入，使國家意識形態召喚無法成為信仰，反而轉化為由個人與家庭為出發，而能否所賺得的金錢維持家庭生活的完整，似乎成為商人性格的華人頌讚的人觀（personhood）；次者，經商幾乎就成為他們的日常，也包含對其他家人的分勞解憂，即使在數字計算表面上不合成本，但由共同工作的實踐，又返回到家庭的親密聯繫。台生主席爸爸送給他的這三句話特別有趣「我出社會父親送給我三句話，不可以吸毒、不可以賭博、不可以作保，你只要記住這三句話，你出去社會就不會吃虧了」。

他解釋道，作保和借錢如同負債和歸零一樣，負債額度一旦超出負擔，人會連鬥志；而賭博則是一種主動的負債風險，常常有人賭博就把家業都輸光了；而不可吸毒，像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轉喻，然而更積極的意義在於身體就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當他們形容一個人聰明，經常是在稱讚一個人機靈的反應與清楚的記性。而我認為這個聰明不只是在思考上，甚至也展現在他們的語言行為上。語言不可能有固定疆界，不能忽視語境的作用，不同語言的混雜甚至可以挑戰權威性的語言。我的報導人雖然都跟我說華語，但是他們在日常用語上卻使用福佬語，而不僅僅是針對母語是福佬語的人，這些「外省二代」彼此私下的對話間也是使用福佬語。我認為這些不只表現在他們不同語言（山東話、華語、福佬話）的轉換，也在於他們將官方的意識形態語言接合到了日常用語當中，甚至能用在兩種語言間都能夠應用自如。

換言之，這些語言行動的文化來源不只包含官方意識形態，也包含因為經商產生的跨族群接觸能夠使用民間語言，我認為這就是一種本地化（localization）的過程。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商戶的話語中，理解他們從商業的謀生之中企圖逃離國家的桎梏，國家象徵或是忠黨愛國榮民族群的日常消費都成為其販賣的商品。商人的特質與經濟上的獨立自主，讓他們在論述上，保有與其他仰賴國家奧援的軍公教外省族群，在追求成就上有明顯的差異。然而，卻不能否認，以核心家庭倫理與工作倫理訴求的成功，仍然和戰後國民黨於臺灣建立的華人性文化控制，依舊息息相關。藉以發明國族共同體的寓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觀，在國民黨統治慾望下，成為「做人」的準則－一切禮節皆由個人身體出發，藉由孝道促成家庭的團結，而家庭知道建立在對權威的服從，透過日常的操演拓展到國家的層次。

北市在1990年代經歷了民主選舉的洗禮，區域重心移轉往東區，此時規畫者與執政者，已經不滿足於臺北市是戒嚴時期的現代性之都，臺北必須是一個新的故鄉，新的社區，一個可以在日常的漫步間體會臺北生活感的城市。而新的城市想像，將城市的視角由鳥瞰地觀看移至身體感受，平面化做立體，生活的界域將從地上將延伸往地下具體空間的拓展。

回到中華路，臺北市西區的熱絡原本就奠基在城市的消費節奏上，從1999年臺北市西門徒步區落成，到2001年中華路林蔭大道的完工，西城區在空間上才重新回到一個可「行」的狀態。台生主席回憶這十年間，配合市容建設而拆掉中華商場並非不行，但需要適當的配套措施。對中華商場的商戶而言，10年之間，有人搬到別的地方重新落戶了，有些人也換了行業，在地下街的安置，他強調商戶是用毅力和團結度過這10年，特別是地下街的權利是上一代留下來的家業，他們必須守住。這種信念和上一代來到中華商場的精神類似，是仰賴和政府靈活的折衝方能存活下來，對政府管理地下街的態度相當不以為然，才有以合作社模式經營，商戶互助管理才創造今日地下街的光景。

相較於被國家命定成為現代性建築地標的「中華」商場，與國家寓言的相互呼應，在商戶的日常生活實踐中，已經把中華商場從國家儀式的神龕挪下，「中華商場」是一個由八棟建築物所組成的社區，為商戶們共同生活的空間。中華（Chinese）在與市場（Market）經過30年的互動與拉扯間，市場的運作邏輯成為具體的維繫此區域是一個商場（a market）社會意義，國家的權力在市場間必須極小化干預與介入市場的角色。而第一代商場的經營經驗，將延續到第二代，成為經營與管理地下街的準繩。第二代經營者，認為其具有意識及組織的商業模式，將拒絕國家代理人的收編，以免除私有化的制度與商業組織淪為公有、市有市場困境－在層層行政官僚的牢籠間，缺乏效率與彈性管理的狀態。

相較於商場外省社群的一代經歷從離開大陸原居地、在臺北落戶及返回大陸的家與在臺北的家被拆除的經驗，當流離社群憑著過去的記憶與文化維繫與家鄉的關聯時，不論是原居地或現居地現在的（present）經驗，都經歷了家園（homeland）崩毀，使過去與現在的想像經歷了與現實的落差，難免因為維繫共同體的實存消逝而產生失落的情緒。然而在二代身上，我們卻看到了另外一種想像與論述自己從何處來的正向肯認。

當中華商場拆除後，商場的精神並不會隨著商場崩塌，反而會成第二代經商者的集體記憶：商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不僅要保持與國家交手的敏感態度，也要理解市場是由商人社群的集體力量共同維持至今。然而在二代的身上而商業空間又是由於新的城市想像與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一個可行走的城市，在臺北市新商業區域實踐的成功，亦步亦趨的重新啟動西門區域與地下街的生活節奏。在此我也須強調，台生主席地下街經營經驗，都是因為原本在商場的家業不繼續經營，而他們的家族記憶與生計與外省流離社群的物質與飲食又息息相關，當他們成為新地下街的管理者，把過去父輩的經商倫理與道德當作現在的經營精神，一方面為著表達地下街與中華商場的連續，一方面也可以推測一脈相承地宣稱也表達了曾經離開商場重新回來的正當性。

我們並不能只將中華商場的商戶，從軍人與平民的二元關係簡單切分。在此亦無法全然的描述出他們的全貌。我在這裡企圖以中華商場的商人性格來指涉不同氣味的外省經驗，並非只有在中華商場經商外省人的人才前述性格，以及經驗國家暴力或是具備與國家折衝的能力。我以商人性格作為外省人走向民間社會的轉喻，這其中可能包含想要拒斥國家又選擇性地親近國家，也包含對於利益的追求，商人性格外省流離社群與民間社會互動時，什麼時候他的外省身分（不）重要呢？在他們的敘事中的確可以很策略的選擇本地化或是把外省身分作為解釋自我存有的原因。 商業不僅僅是做為流離人群謀生之道，也包含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去尋找、集結、建構與編織地方社群感的可能，

中華商場商戶也藉由商品建構自己的認同與生活世界，商品一方面是因應著國家圖騰的需求，卻也有大部分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協商出的結果，也包含商戶作為生產者在策略上的選擇，以及如de Certeau（1984）所述，即時的戰術回應。中華商場商戶的商品，雖然看似是具有特定的族群性，既也包納特定消費情景的任意性以及與在地接合的彈性。換言之，中華商場的空間是揉雜的，人群之間也是揉雜的，商品也是揉雜的，沒有任何一段凝固歷史可以包納住由物質所展現出的揉雜性。我們可以看出，中華商場商戶對於國家的情緒清楚地展現在空間的更迭之上，我們會許可以把這些日常生活的實踐或是抵抗更具體地把中華商場的空間當作是流離人群的物質揉雜性（material hybridity）社群感的展現。

回頭看看十月的中華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依然插在天橋、和綠色的安全島上，這是中華民國當代的國慶美學。然而住在中華商場的外省商戶依靠著始終雜亂的中華路，重新賦予中華一種草根、在地與揉雜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