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人類學家James Clifford在其2013年最新著作“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探討在全球化快速進展的世界，世界並沒有因此趨向同質性發展，原住民族、土著、少數民族並未如過去預期地隨著資本主義的散播與全球化的力量而消失，相反地，歷史與文化呈現了多重的過程與發展的可能性。

香港此役為何如此驚心動魄，為何大家都流淚了，為了什麼或誰？香港人？我們？文明？歷史？讀了容邵武老師和吳叡人老師的文章後，我企圖轉譯一個人類文明的戰役，在文化和政治的深度、視野和未知的重量。

沒有其他人類學的書比這一本《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更適合在捷運上看了。

阿基師為什麼要下跪呢？因為他代言的牛頭牌紅蔥肉燥染上一身餿。部份輿論認為他說到做到是真男人，有些人認為矯情。 每次食安出現問題時，我們經常把矛頭指向官方、指向商人、甚至指向食品的代言人，不過我們或許可以逆向思考一下，身為消費者，我們難道不是共犯嗎？ 當然我不是說政府可以免責，但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喊政府出來負責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一天，有一位名叫實際的比丘尼來到金華山俱胝禪師的道場，戴著斗笠手執錫杖遶著俱胝和尚走了三圈。 「什麼是佛？你說得出來我就脫下斗笠！」 連問三次，俱胝禪師都瞠目不知所對(這是哪來的神經病？)，比丘尼轉身就走，禪師連忙站起來： 「天色暗了，要不要在這裡暫留一宿？」 比丘尼仍然鐵著臉： 「你答得出來我就留下」 禪師還是無言以對(你到底是在說三小呀？)，比丘尼轉身離去了。

【序曲】安全島 很久很久以前，臺灣、綠島、蘭嶼、小蘭嶼、高石台、巴旦島幾十個島和菲律賓，本來是互相連接的一個長型大島，因為當時的人互相殘殺，從臺灣來的人和從菲律賓的人，欺負在蘭嶼的人，殺了他們，於是天神可憐蘭嶼的Tao人被殺，所以把地震動，把島嶼切開，於是蘭嶼形成了一個島嶼，島與島之間有隔海於是Tao人在島上很安心，沒有從外面來的人來殺他們了-- 。

從一種現象學的角度來進行觀察，摩托車前座與後座之間那僅僅數公分之遙的距離，實在很難不意味著某種親密關係。因此，蘭嶼人會把白天共乘一台車和晚上同睡一張床兩件事聯想到一塊，其實也不算是什麼太過跳躍的想法。從這個概念出發，如果你每天都固定和某個異性同進同出，那麼你們應該就是感情深厚的伴侶。如果你每天都載不同的異性、或是上不同異性的車，那麼你大概也就是貪玩愛亂搞的那種貨色。

這一回，我想說說和我的摩托車小白有關的那些事。 我是在2008年的九月，下定決心離開田野，回去面對論文與人生。算算，也已經是六年前的事情了。在我離開蘭嶼之前，我把小白送給了我的當地好友老六，藉此感謝他這段時間以來的照顧。之後我就沒再過問小白的事了。後來，聽朋友說老六把小白改裝了一番，外型變得很拉風；又過了一陣子，則聽說老六換了台新車。

當1949年物理學家Libby發明了碳十四同位元素定年後，立刻在考古學界掀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此之前，考古學家判斷器物的年代只能用地層的疊壓關係以及器物風格做推斷，所得出的年代結論僅只是相對地誰早誰晚，或是以臆測的方式推估一個年代；而碳十四的技術出現後，許多和年代相關的推論被全面改寫，一些爭議性的案例也透過檢定後有了與過去不同的答案(如 都靈裹屍布 ，不過最近的研究又有新的翻案)。

2014年8月，我在蘇門答臘島西北端Bukit Barisan山脈環抱的 Bener mariah 醒來。海拔一千兩百公尺的熱帶高地常年涼爽，清晨的空氣更近乎冷冽。我穿上棉蘭朋友的uniqlo羽毛衣，走出房門。客廳裡，年近八十的男主人ayah已經做完晨禱， 頭戴黑色Peci、身穿家居灰毛衣、下半身圍著沙龍，正以鼻頭快要碰到電視螢幕的距離關注總統大選的憲法法庭爭議新聞。

最近台北市長選舉出現一則花絮，網路上流傳一片競選微電影，拍攝小資女上班族的一日，勾勒悠遊卡與其生活的緊密連結，片尾將悠遊卡的妙用歸功於曾任悠遊卡公司董事長的連勝文的「努力」。星巴克110元咖啡的小確幸早餐在許多網民眼中過於不食人間煙火，負面批評不斷。該影片傳達的訊息主要有兩點：一、悠遊卡能應用於日常生活許多層面是一種「進步」；二、「促成此進步」的是連勝文，因此連勝文會是好的市長。這篇芭樂主要討論第一點：為何悠遊卡取代了小額現金是一種「進步」？

「在以色列，考古學幾乎可以說是國家癖好(national hobby)！」而這個聖經應許的奶油與蜜之地，今正飽受戰火摧殘。千百年來，猶太教徒、穆斯林、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爭辯著對於這塊土地的空間、文物與遺跡的合法擁有權。空間與物質遺存本來是中性，在時間更迭的長河裡，對不同的使用者而言有不同的意義，以色列正透過當代考古發掘與詮釋，賦予物質文化族群與國家的標籤。

來談談人類學家做為公共知識份子這件事吧。關鍵是，人類學界充滿了公共知識份子，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常常被忽視。

王丹請求盡速返台就醫的例子是否全然是一個法律程序問題呢？或者是一個知名人士的關說特例問題？或者是一個外國人與公民權享用的問題？除了人道主義的角度之外，在我看來，這整件事所牽涉的問題其實就是當代哲學家德希達﹝J. Derrida﹞所討論的Hospitality﹝好客接待﹞的法哲學問題。這就是一個主權政治與其如何接待「外國人」的問題。

與「金城武」相似，「黑暗部落」或者是小瑞士，其實也是飄移能指的一種。台灣不只六十石山的後山溪谷處有黑暗部落，實際上另一個也是知名的原住民部落司馬庫斯，在1979年才有電力牽入。這種特殊名號的轉移和重複特性無疑也是台灣原鄉觀光化的一個必然景象。對照於台灣不斷使用的「小瑞士」，「小京都」，「東方夏威夷」等等稱號，正是這種在地與全球跨區的對比挪用。台灣被稱為黑暗部落的地方不只這裡，但是對於黑暗的想像同樣都是微弱的政治照護力量與觀光想像的交互下所生產出來的。

七月十六日這一周，雅加達流行一個笑話：印尼這個國家現在有三個總統：蘇西洛（SBY）、佐柯威Jokowi（JKW）還有普拉博沃Prabowo（PB）。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這故事坦白說有點複雜，印尼的政治「分分合合，沒有原則」，不過還是勉強可以在一篇文章內說完。

318是一個非常的經驗，就像突然爆開的花朵，那麼燦爛，那麼令我們驚訝。但是這朵花並不是天外飛來，也不是我們突然「起僮」變出來的。如果我們不能把她放回我們自己的生命之流和台灣的歷史命脈，我們可能會持續焦慮她的存在或不存在。深怕她雲裡來霧裡去，而無覓處。

在以黃河中游為中心所展開的中國史中，其他地區向來被認為是帝國邊陲，以及文化上的相對弱勢，但在歷史恆流中，這種帝國與邊陲的關係卻有許多變化與值得討論的空間，不但中心之中又有中心、有次中心、次次…中心、泛中心，其界限既缺乏固定的形式，族群也常是一種交叉式的存在；更別說許多時候遠方的中心並不及於邊境，尋常百姓不過是過著自己的生活。

經過兩個十年，台灣研究的需求已經不同於「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最開始成立的樣貌。我認為在這樣的改變之下，以NATSA的組成背景可以形成三個層次的台灣研究。首先是台灣研究作為實質內容研究（Taiwan study as facts），這些以各類社會學的實證內容研究，媒體研究，歷史資料研究等類型都可以見到。以台灣本地在歷史縱深與地理關係之間，所探究的實質問題並且加以本質化為「台灣研究的內容」。第二個層次，是台灣研究作為象徵意義的研究（Taiwan study as symbolic comparison）。意思是，當台灣研究作為與其他相似發展，或者地理位置關係相近的地區比較時，所產生出來的象徵意義。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文學與電影討論等，都在這個層面上有許多發展。但是第三個層次，在目前的台灣研究當中比較少見，那就是台灣研究作為符號學平台的研究（Taiwan study as a semiotic platform）。我所謂的符號學研究，約略可以從台灣研究作為一個論述平台的角度來談。美國學術環節所分類出來的亞洲意識回流與美國內在亞洲化的亞洲研究裡，台灣研究到底佔有的地位為何？如何把台灣作為東南亞之一，作為大洋洲之一，作為離散華人之一，以及亞洲當代文化之一的多樣性，在這個具有符號學意義的平台上重新理論化。

"看著沿路的Urubamba聖河，以及兩岸據說有六千公尺的高山，我們感覺這邁向聖城馬丘比丘的聖河，好像一條為我們鋪好的絲絨布道，讓我們飄然於途，邁向聖城，沿路陽光燦爛，遠山青綠之間，我們漸漸意識到，我們與Pisac越來越遠。剛剛離開住了五天的夢幻小鎮，來到Urubamba我才發現我有點懂了Pisac小鎮與Ayahuasca等致幻植物之種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