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哪裡這個樓梯

我在'Etolan（都蘭）的家附近有一棟鋼筋水泥平房，跟其他的solafu（外來語，是水泥平房的意思）沒有兩樣，但一進門，就看到一座樓梯──矗立在客廳後面。 而樓梯通往哪裡呢？

它期待著未來的第二層樓...

1975年，主人跑了三年遠洋漁船，「千辛萬苦走天涯」，才看到新家落成。那時候因為經費不足，所以二樓還沒能蓋起來，但樓梯替主人保存了希望。自1978年以來，已經三十幾年，樓梯依舊只能通往那尚無法建造的二樓。沒有二樓，只有一樓的屋頂。屋頂雖方便曬衣服，不過樓梯不是為了屋頂而設。平時，它只能幫主人堆放一堆不常需要、但沒心情丟掉的東西而已。有時，它真的懷疑，主人何時讓它發揮存在的意義？家人旅北的旅北，旅高的旅高，家裡如此，它要怎麼辦？樓梯無法搬家，它卻留在家裡，期待著，期待著…

默默地當做未來改善的標誌 (index) 的它，早就習慣了；有了它，主人不易絕望。

我想，就算你來部落，你應該沒有注意到它。其實，整個鋼筋水泥房跟一般台灣鄉下同年紀的房子太像。我曾尋找其他特徵來詮釋，但每當提起其屋頂幾根凸出的鋼筋，總會有人回答：「在太魯閣族部落也有」、「台灣到處就這樣」，類似的結構甚至在土耳其也會看到。我們無法否認，‘Etolan 部落的鋼筋水泥房跟其他部落、農村，甚至異國70－80年代的solafo房大同小異，毫不起眼。 'Etolan的鋼筋水泥房跟其他現代住宅具有圖像關係 (iconic relationship)；但我們忽略了，它表現出恰好正是它的意義：因為通過它，主人 （族人）脫離了主流社會對族人原始、落後的刻板印象，成為「相似現代」。對，我們沒有注意到，它才是現代的圖像。

此種住宅不能呈現文化差異，因此，以異己為研究課題的人類學，似乎無法將它納入研究範圍──它難以成為一個代表原住民族的流動象徵 (circulating token of indigeneity)。

但是，不呈現文化差異卻正好是鋼筋水泥房的文化價值。當我們仔細看前後的不同地板，幾種不同年代流行的瓷磚，走上期待二樓已然幾十年的樓梯，我們會慢慢發現一個家族的歷史感受。就算主人健忘，當年希望的標誌尚在，樓梯一直在那裡，期待著。

通往未來第二層樓的樓梯有自己的「家族」，以不同媒介不斷地表達希望：堆起的保力達瓶、念玫瑰經的念珠、詩歌和彌撒書本、當年學的一首西班牙語歌曲，都是懷抱希望的原住民性（hopeful indigeneity）之物。

激進盼望

充滿希望之原住民性迥異於文化、政治精英所推廣的原住民形象，而這個差異，剛好對應原住民面對「移民型殖民社會」（settler colonial society）的兩種模式：

（1）新傳統主義 （neotraditionalism）

（2）激進盼望 （radical hope）

如果新傳統主義已形成優勢論述，激進盼望卻屬於一群阿美族──特別是老船員──的文化實踐；而這種文化實踐，如美國哲學家Jonathan Lear所提及，是「面對文化毀滅而產生的倫理」。在他的著作Radical Hope: Ethics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Devastation（激進盼望：面對文化毀滅時的倫理），Lear 藉由美國 Crow 原住民族的領袖人物 Plenty Coups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驗，探討倫理與文化存活（cultural survival）議題，並且由Crow族歷史經驗提出激進盼望 （radical hope) 的概念。

如同其他美國原住民族，Crow族因歐裔移民的殖民軍隊、經濟勢力來襲，而失去其傳統領域，以及賴以生存的北美野牛，造成美國中西部大平原文化的迅速崩潰。在文化崩潰過程中，做人的核心價值、良好生活的概念 （concept of a good life)等倫理結構被瓦解。Lear指出，Plenty Coups 這位領袖人物以「激進盼望」來應付文化崩潰的事實。Plenty Coups的經驗使我們重新思考康德的問題：「我們可以盼望什麼？」（For what may we hope?）

激進盼望的特性如Lear所說：

激進盼望之所以激進，在於其指向一種超越當前所能理解的、未來的善 (goodness)。而激進盼望所祈望的善，是抱此希望的人尚缺乏適當概念來理解的善。那麼此希望的正當理由是什麼呢？ (Radical Hope頁103)

當一個文化脈絡所產生的自我概念和世界觀變成脆弱時，激進盼望是一個存活方式。Plenty Coups 知道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已面臨消失，不過他一直抱持希望。一方面，他是傳統文化臨終的見證人；另外一方面，他對後代也有一個交代：Plenty Coups瞭解西方文明的來臨對傳統文化是一個無法否認的災害，雖然不知道未來的Crow族要如何做人，但還是要為了存活而向前走，希望Crow族將產生一種西方文明之外 （替代西方文明）的新興文明。奇異的是，Plenty Coups只知道未來的Crow族無論是生存方式、自我和異族觀，一定跟傳統不一樣，但是他相信有一些來自傳統的倫理、智慧、價值，會提供存活的路線。

激進盼望戳破了新傳統主義無法真誠面對的事實──亦即傳統文化的沒落。新傳統主義想像的文化復振，如西方基督、天主教被推翻，或回復跟隨野牛的遊牧生活，激進盼望者都會拒絕。舉一個台灣的例子，如果新傳統主義者說：「我們為了幾袋麵粉放棄了傳統信仰，這種代價很不值得，趕快回復傳統信仰」，激進盼望者會回答說：「麵粉可以吃，麵粉袋也很好用。」。

激進盼望者的口頭禪是：「時代已經改變」。

鋼筋水泥屋做為盼望的媒介

Lear 所介紹的激進盼望，在當代阿美族部落十分明顯，我們只要看一棟一棟的鋼筋水泥屋，就能見到其軌跡。因其結合在地的物質慾望與政府「改善平地山胞生活」政策的運作，鋼筋水泥屋堪稱開發計畫與在地情況的中介。

無論是入遠洋漁業或蓋鋼筋水泥屋，都有政府催促並動員的證據。1976年教育部曾協助高雄漁訓所及遠洋漁業公司鼓勵國中男生跑船；1972年行政院在改善山地生活計畫中強調，有關單位應輔導平地原住民蓋穩固、衛生、舒適的水泥房來代替茅草屋等「臨建」。當我跟老船員討論他們用幾年遠洋的血汗來蓋的房子，他們多半會說，他們要給家人一間穩固的住宅。這些重複的用詞乍看指向執政者的文化霸權 (hegemony)，不過霸權的基礎應該是利益的匯合，除了國家開發計畫以外，船員回應了阿美族性別意識以及阿美族親屬結構的運作。

換句話說，國家不完全是用強迫性的手段來使阿美族人改住鋼筋水泥屋、或將入贅婚轉換成嫁娶婚等巨大的社會改變，反而，這些生活轉變來自阿美族女人和男人渴望現代生活的有限自由 (limited freedom to desire modernity)。

如果我們要瞭解這一段歷史，最好的方法，除了搜集部落有關茅草屋的回憶、當年部落失火的口傳歷史、蓋水泥屋所需的人力、經費如何籌備等資料以外，還可以透過民族誌想像(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去探討水泥平房的生命史，和寄託於solafo的各種感受。因為solafo等物，是一個世代欲「成為現代」的心神專注之物 （object of cathexis）；我們可以通過分析鋼筋水泥屋，瞭解1970－1980年代激進盼望所產生的倫理和文化情結。

我們的欲望或許跟他們當時的欲望不同，所以很難以體會solafo的感受。我們的文化認知及政治理念，隨著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成為主流論述，也偏向新傳統主義。因此，一間設有傳統木雕復刻版的茅草屋，比較吸引我們的注意，無疑的，這種象徵性營造好像值得我們的支持和掌聲。不過，我自己卻要為那座通往未來第二層樓的樓梯加油，它才是一個無法被主流社會利用的信物，它是激進盼望給我們留下來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