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說明：

「鄉民研究」（peasant studies）在人類學史中，指涉的是1950年代起、由Robert Redfield開創的研究領域──其中鄉民是介於偏遠、無文字的原住民部落以及都市之間的農漁村中介區域，相對於此兩者，鄉民社會有其特殊性格，應發展新的研究方法與框架來理解。然而原本限於學術領域、頗為冷門的「鄉民」一詞到了2005年後，在台灣已廣泛成為ptt使用者、甚至是網友的代名詞，於是人類學的「鄉民研究」也該添柴改寫。芭樂將推出有別於人類學教科書的「鄉民芭樂」，探討打臉、靠北、推噓、戰南北戰男女等現象。首先推出打臉文──不是打臉人類學的鄉民研究，而是打臉的人類學鄉民研究。（畢竟作者是ptt上站三千多的資深鄉民呀～）

如果有個外星人採取遙研──沒來台灣實地做田野，而是透過接收台灣媒體文字訊息來研究台灣──可能會以為台灣最近流行一種運動：

「馬喊政治迫害吳崢曝舊聞打臉」、

「打臉馬朱？中國《國安法》硬將台灣納入」、

「「監視器抓違停」政策喊停柯P打臉自己？」、

「大法官打臉最高檢立院可調偵查卷」、

「4月破產？高鐵去年大賺55億打臉交部」、

新聞標題中你打我，我打你，打臉打得眼花撩亂：

「超時空打臉！馬英九20年前稱九二會談「功虧一簣」」、

「李登輝通過九二共識馬用國統會文件打臉」

或許台灣政壇最有名的已經不是立法院打群架，而是政治人物的（被）打臉秀吧？政治人物非常敬業，左邊的臉被打完，趕快又獻上右臉。而藝人、運動員和市井小民也不遑多讓：

「日勝生「安心保證」 浮洲宅戶7訴求打臉」、

「騎車跟著公車闖紅燈法官打臉警方罰太重」、

「「不信我會說中文？」林書豪用流利RAP打臉鄉民」

「李毓芬宣示正宮被打臉！ 柯震東爆夜會E奶女大生夢夢」

到底這風氣是怎麼來的？「打臉」一詞流行始於ptt鄉民，逐漸擴散成為媒體常見的用語。一般的說法認為出處是周星馳兩部電影《大話西遊》、《鹿鼎記》中出現的台詞， 「說好不淮打臉」：

原劇中打臉指是實體的打臉，然而後來意義轉變，成為虛擬世界的動作：

後來在ptt，逐漸把打臉一詞當作找出別人錯認的事實而使之丟臉出糗的意思，並在近幾年流行起來。最常見的用法是用於互戰的鄉民之間，因為很多鄉民常對於一些話題，很愛講大話、或講話很大聲，自信滿滿認為很有道理，有時候就會有其他鄉民回文，拿出一些有力的根據或更專業的知識，直指出那個人的重大事實錯誤或推論謬誤等等，讓那個人很丟臉。大家一般就會稱這種文叫打臉文，推文中可能就會出現「原po被打臉」、「專業打臉文」，如果打臉的程度更高，或是某人連續被打臉好幾次（有可能是因為原po死不認錯硬拗），就可能會出現原po臉都腫了這樣的用語。（PTT鄉民百科）

基本上，打臉原本是對事實和推論提出的反駁，因為清楚的指出錯誤而使對方難堪、感到丟臉。打臉大致可分為三種，首先是專業打臉，也就是引用證據、新資料等，反駁原po或其他人的說法。第二種是揮空打臉，自以為「進行了一個打臉的動作」，但實際上貽笑大方，如318運動期間邱毅在中國電視節目上指出他有內線消息、立法院台上的「香蕉」是民進黨送的，由此得證學運是民進黨幕後指使，他指花為蕉即為揮空打臉（然後打到自己的臉）。第三種是自己打自己的臉，拿石頭砸自己的腳，通常是鄉民引用過去該人講過的話，凸顯昨是今非的對比，又稱「穿越時空的打臉」。

為何打臉會流行？首先，是其清楚、聳動，有畫面。其次，打臉有血脈噴張的效果，無論是彷彿「正義」得以伸張而大快人心。然而這無疑是兩面刃。

打臉中呈現的是非黑白分明──打人臉的一方「揭露」了被打方的錯誤，對的就是對的，事實就是如此。資料錯誤的指正非常重要，然而許多議題不那麼一翻兩瞪眼，無論是立場或觀點差異，或層次複雜交織，有時難以截然論斷。此時打臉意涵了拒絕討論，單向的宣稱何者為真、何者正確，也片面的宣稱何者為勝。「指正」資料錯誤，是可以比對、討論的，今非習比的發言，有可能是脈絡不同，此外論點也是可以辯論的，但套上了「打臉」卻是武斷的裁判，即刻蓋棺論定，沒有溝通的餘地。

而（自認）突破盲點（或謂突破盲腸）的一方在此種黑白分明的情境下自視「取得了」道德的高位，對另一方彷彿有權施予「處罰」──打臉。「打臉」是圖像化的詞彙，強烈的展現一種言詞的暴力。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臉」是一個人自尊的重要所在，這也是為何打耳光相對於打手心是更嚴重的體罰。在公開場合被打耳光與被打肚子，意義並不相同，兩者都是對身體的暴力傷害，但打耳光又多了公然侮辱的意涵。相對於「擊中要害」、「戳到盲點」，打臉的羞辱性意涵要高得多。

當人們逐漸把原先形容為「踢鐵板」、「打槍」的情境都改成「打臉」，於是一個爭論就被「人身化」（personalized）了，並且集中於非常個人性（personal）的「臉」上。打臉實為一種degradation ritual，用以貶低對方在社群內的自尊與社會地位，也因此容易引發「被打臉」的一方較大的情緒反應──屈辱、受傷、或憤怒。

這也是為何張小虹教授前陣子投書報紙反對台大人文大樓案，痛批台大「不要臉」（因為說了三次，所以大概可以算是「痛批」等級）。爭點在於對校地利用的主張不同、對建物設計的異議、以及個人審美的差異，此案中涉及校內民主機制、資源分配、不同行動者對空間的不同記憶與想像、話語權的爭奪等層次，要理解來龍去脈得花很多力氣，即便立場不同，驟然在文章中拉高到道德層次，將意見不同者貼上羞辱性標籤，，讓許多教授與學生覺得難以接受。

當某方自認是正義的使者、以打臉、不要臉等羞辱式的言詞激化彼此，將討論的層級拉低，更可能阻斷了溝通的可能。不過本文倒不是要打臉「打臉文化」，而是試圖理解為何打臉會成為一種常用詞彙。除了前述的鄉民歷史，動不動就說打臉，或許是媒體詞彙貧瘠、嗜血重鹹所致。然而什麼樣的社會情境醞釀了打臉風？

打臉最常套用的是政治場域，面對政客唬爛與濫權，如周星馳電影般，小人物挑戰大鯨魚，於是打臉大快人心。鄉民對抗說謊的政府官員、信口開河的民代、護航的專家等情境下，帶有「鄉民的正義」色彩──無論是昨是今非（超越時空打臉自己）、雙重標準、或宣稱含量不高ㄆㄨㄣ還是可以吃──是以下擊上、在權力位階不平等的結構下反撲，相對而言比較有正當性──畢竟前者無論在政策制定、執行，或媒體近用上都占了極大優勢。當大官被打臉，幕僚就得擦屁股了（恰好是人體的兩個面──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地方）。

然而此等「正義」是否為正義？如果太快跳到結論，是有危險的，許多時候也可能是一種自high罷了。而當這樣的詞彙也開始流通於權力關係不是高度不對等的鄉民之間，就有點像是大亂鬥、有點殘酷，畢竟平凡人的臉皮通常不是犀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