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由一位「肉腳」人類學家與一位具有群眾魅力且活動力十足的排灣族牧師Wuhua Paqaliyus一起合寫的芭樂文，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15年2月到8月發生在台東市新園里的「新園里抗議設置養雞場」環境運動。整篇文章雖然是由這位「肉腳」的人類學家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所撰寫，但所描述的卻是由Wuhua Paqaliyus以及台東市新園里里民用行動所寫下的劇本。這個故事的劇本起於新園里里民抗議設置養雞場，劃下階段性句點的是在里民的督促下，台東縣議會在2015年6月9日三讀通過「台東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並於8月19日由台東縣政府公告實施。

為什麼要在享譽國內外的芭樂人類學部落格分享這個可能幾乎所有讀者都沒有聽過的台東「新園里」的在地故事呢？若能體會因這場抗議活動所制定的「台東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自治條例」）的特殊性與進步性，可能讀者就能理解這場看似平淡無奇的在地運動所帶給未來環境保護的強大力量。這個自治條例雖然不是全國首創，在此之前宜蘭縣、屏東縣、雲林縣已經制定相關自治條例。若比較既有的四個自治條例，雖然多數法規大同小異，但是台東縣版在要求養雞場與聚落之間的距離上卻採取更嚴格的限制。在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五款規定：「新設置畜牧場應距離社區、部落、商店、廠房、機關（構）、學校及非自有住宅周界一千公尺範圍以上。」而其他三個縣市的版本只規定300公尺（雲林、屏東）或100公尺（宜蘭）。從今年7月至今，屏東縣枋寮鄉居民持續強烈抗議在鄉內的幾座大型養雞場對生活環境的破壞，尤其是惡臭所帶來的空氣污染。然而，如果當初屏東縣政府制定自治條例時是採用一千公尺的話，或許枋寮鄉鄉民就沒有今天的痛苦。為何台東縣議會會制定出這樣的自治條例？其實促成制定此自治條例的力量是一場特殊的且具有時代性意義的環境運動，而發起這場運動的是居住在台東縣台東市新園里里民，以及協同里民一起努力的在地公民團體與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以下簡稱「公事系」）師生。

為了讓大家對於這個運動有更深的瞭解，以及體會公事系在實踐公共人類學的意義，在本文首先將簡單介紹新園里，第二部份則是從里民的努力以及原漢合作的角度來回顧整個抗議活動。第三部份，則是要分享台東大學公事系師生如何分進合擊，以及不用開會就形成默契並達成互補的公共人類學實踐的案例。最後，則是要回答為什麼在這活動中會出現一位「肉腳」的人類學家。

多元族群的台東市新園里

台東縣台東市新園里位於台東平原利嘉溪北岸，與靠近山麓的卑南鄉魯凱族部落東興村（達魯瑪克部落）和利嘉村，以及以漢人為主的台東市豐田里和建農里為鄰，距離台東市區約十五分鐘車程。就人口結構而言，該地區約有 2000人。自從投入新園里的環境運動之後，筆者經常騎著機車從台東大學出發，前往大型養雞場的預定地，路程大約十五分鐘。從位於建農里的台東大學騎摩托車往西連接台九線而行，首先會經過以魯凱族、阿美族和外省後代所構成的蘇巴陽部落，接著跨過新園橋進入漢人聚落，漢人以閩南族群為主，但也混居外省族群與客家族群，接著轉進該里唯一的國小--新園國小，再往東行經過漢人的信仰中心慈隆宮，穿過排灣族卡拉魯然部落就到了大型養雞場的預定地。

（卡拉魯然部落就是新園部落，當地族人對於該使用何種名稱較為妥當至今尚無定論，但是在抗議養雞場運動中，族人採用「卡拉魯然部落」，因此本文採用卡拉魯然部落。）

就族群結構而言，原住民與漢人人口比例是1：2，原住民人口主要聚集在排灣族卡拉魯然部落，約有90戶，730人。該族族人的祖居地位於金峰鄉中央山脈以東深山區的太麻里溪流域上游的四個舊部落，約在1940年之前，因日本政府命令強制遷徙以開墾利嘉溪北岸河川地而移居於此。然而到了戰後，鄰近部落的族人耕地卻因種種複雜的因素成為漢人使用或擁有私有化農地，而非族人所有。根據族人耆老的回憶，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今日大型養雞場預定地，曾發生因美軍轟炸而造成族人二死八重傷的悲慘事件。然而，這塊土地於戰後卻歸漢人所有，以種植荖葉或釋迦為大宗。部落族人的信仰以天主教、基督長老教會和浸信會為主，在經濟方面則以打零工與到外地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因此無論就宗教、文化與經濟活動而言，雖然新園里是由多元族群所構成，但是不同族群之間在過去卻少有往來，直到他們的共同敵人一座面積超過五公頃的「大型養雞場」的出現，才開啟了讓彼此有互相認識的機會。

里民的努力與密集的抗議活動

居民開始反對設置養雞場的行動是在2015年1月，到了2月12日他們要求里長說明，但本次說明會結束後未有任何後續發展。直至2月底，里民又聽聞人說業主已取得農業容許設施使用時，才更積極地希望里長趕緊向縣政府求證並阻止這件事情。3月31日新園里里民正式成立「反對養雞場新園里自救會」（以下簡稱「自救會」）。然在此之前，里民已經自主性地組織三次的里民討論會，並在3月27日發動全體里民前往縣政府陳情抗議，表示若廠商執意開發，里民不惜流血抵抗。該次抗議活動獲得許多原住民教會、鄰近原住民部落青年會、鄉鎮層級的民意代表與縣議員的支持。當天，新園里里民穿著喪服參與議會座談會以表達抗議。該座談會決議要求縣政府依照地方自治條例規定提案「台東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至此之後，里民已有明確的作戰策略，那就是在自救會的帶領下，協同台東地區的公民團體，制定符合在地需求與保護台東環境的自治條例，藉此阻擋設置養雞場。

當自救會成立之後，一方面帶領族人大量製作與懸掛抗議布條，另一方面用心經營臉書社團，成功地舉行拍照上傳支持自救會活動。在4月11日舉辦「雞在人亡」音樂會，許多著名的原住民音樂人以及卡拉魯然部落出身的Matzka樂團與查馬克一同獻聲；隔日，多數里民則參與自救會所舉辦新園里走街走路走透透，定名為「走自己的路」的遊行抗議活動。

居民對於環境運動的積極程度也可以從他們的組織活動的項目與頻率看出。從4月12到6月15日期間，自救會至少召開十三次的臨時會議、三次前往縣議會靜坐抗議並監督議員審議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四次在公開場合向國外學者與國際友人表達訴求與控訴環境不正義的情況、一次在台東大學向師生表達訴求、和利用縣議員會勘機會舉辦遊行抗議活動等；而離養雞場最近的卡拉魯然部落也召開三次部落會議。在居民的密集動員、開會與努力之下，縣議會終於在6月9日三讀通過「台東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

原漢合作的環境運動

這場新園里的環境運動或許是台灣歷史上少數原漢合作的環境運動，而且是一個成功的環境運動。因為這次的環境運動讓許多排灣族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第一次踏入漢人民間信仰的寺廟；另一方面，許多漢人也是頭一回在部落的教會停留，並且在每次活動開始跟結束時，跟著原住民一起禱告。原本隱然各自獨立在新園里的真實與想像的族群界線突然被模糊化，抗議活動所創造的特殊時空提供不同族群的里民相互認識的機會。尤其是當地的漢人對於原住民社群不但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且更具現代化、網路數位化與創意的表現大為震驚。雖然無論在人口結構、經濟表現與跟縣議員關係的親密程度上，新園里漢人應具有優勢，但是自救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所呈現的意象卻是相當具有排灣族味道的，例如抗議時穿著排灣族傳統服飾，以及用排灣族舞蹈（如勇士舞）表示誓死反對養雞場的決心等。

不僅如此，新園里的原住民更透過各種管道作虛擬網路與實體社會的串連，最終兩者所累積的社會力量匯集一起，成為支持此次抗議活動的強大力量。在實體社會的串連上，新園里周邊的原住民族，例如卑南族的卡大地布部落、建和部落和利嘉部落以及魯凱族的達魯瑪克部落以實際行動加入各種大型抗議活動，壯大聲勢；透過台東地區原住民長老教會的串連，也讓更多原住民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新園里的環境運動。在網路的串連上，經營自救會臉書社團的管理員是排灣族人，透過族人的努力與原住民社群的不斷連結與擴大，讓自救會的訴求成為在原住民社會中備受注目的事件。

一旦自救會的抗議行動成為許多原住民關注的焦點時，原住民的媒體優勢在這次的運動中發揮強大的功用。試想，如果要讓一個位處台灣政經邊陲地區的漢人抗議活動搏得世人關心，勢必要花費相當的力氣且必須有極具規模的抗議活動。不僅如此，要讓抗議活動不要曇花一現成為一日新聞，則更需要有綿密的動員與保持該運動的議題性。但是新園里原漢合作的抗議運動，透過原住民在媒體上的優勢，例如當抗議養雞場的事件在原住民社會發酵之後，藉由原住民立委在國會殿堂的質詢並在主流新聞媒體播放，和原民台新聞節目的持續追蹤和製作專題報導等，這使得自救會的活動持續被報導，以此也吸引更多社會大眾的關心。可以說透過原住民的力量，迂迴地讓這個邊陲地區的小型抗議活動成為了全國性的議題，如此也對台東縣政府與縣議會形成莫大的壓力。幾位接受我的訪談的縣議員表示，在審議自治條例時，他們格外謹慎與認真，因為新園抗議養雞場設置的事件已經是全國矚目的議題。

然而，雖然藉由原住民媒體的管道也讓新園里的環境運動具有全國性的能見度，並且因整個運動充滿原住民風味，確實會讓許多人以為這是以排灣族人或原住民為主調的原住民運動，但事實上，若仔細觀察組織運動的過程，則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原漢緊密合作的新的環境運動典範。

新園里的漢人多數以務農為主，他們或許沒有如原住民一般能夠迅速串連與匯集人氣，但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並善用他們與地方政治領袖的友好關係來支持運動。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漢人里民在這運動過程中充分表現尊重原住民基本法的態度，在3月27日新園里里民向縣政府提出六點訴求時，便帶入落實原基法第21條，保障原住民傳統領域之相關權益的概念，並且在往後的各種活動場合，要求縣政府與縣議員需遵守原基法第21條精神，便成為自救會重要訴求與對抗地方政府的武器。

然而，若我們考察原漢不同的土地概念，就可以理解到當居民以原基法為訴求時，這樣的成果是得來不易的。新園養雞場預定地及其周邊雖然在日治末期確實是排灣族人的耕地，但在當代則是漢人的私有農地。因此，採用「原住民傳統領域」來作為重要訴求，對部分漢人里民而言是有疑慮的；而原住民社群內部，許多族人對於祖先土地如今卻成為漢人耕地抱持不平之感。但即便不同族群對於該地區有不同的情感，整個自救會會以尊重「原住民傳統領域」作為訴求，一方面得力於原住民向漢人里民的耐心說明；另一方面則是得力於有一群人在自己社群內部扮演好居中協調與釋疑的角色所累積的成果。

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的公共人類學實踐

公共人類學強調科際整合，在兼顧理論與實務的同時，一方面協助在地居民將其微弱的聲音調大聲；另一方面藉由對於研究社群的文化與社會的理解，轉譯在地觀點，用容易溝通的語言透過各種媒介向主流社會傳遞在地聲音。在新園抗議設置養雞場的過程中，國立台東大學公事系師生的投入可以當成一個公共人類學介入環境運動的案例。

2015年國立台東大學正式遷入知本校區，校園與新園養雞場預定地的直線距離不到兩公里。我所服務的公事系是一所擁有公共行政學者、政治學者、地理學者、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所組成的跨學科整合學術單位，並擁有區域公共事務研究碩士班與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培育許多優秀的東台灣原住民知識青年，而他們所形成的社會網也是東台灣原住民發展的重要力量。例如Wuhua Paqaliyus，她是南島文化研究所畢業生，是卡拉魯然部落排灣族人，也是這次抗議新園養雞場的重要原住民領袖並擔任自救會發言人。她在環境運動中的努力與優異表現，也是這次成功的關鍵。此外，區域公共事務研究所畢業生洪宗楷也是少數從頭到尾非常積極介入制定「台東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的縣議員。

在此次新園養雞場的抗議活動中，公事系的老師與部份學生不僅積極參與，且發揮系所跨學科合作的精神與專長。首先，在事件發生之初，許多老師開始傳遞訊息，鼓勵同學參與。在課程設計上，有些老師將課程結合環境運動，例如我所教授的碩士班「環境議題」課程便將校外參訪行程改為參與此次的環境運動。有些老師則是鬆綁課程，讓有意願參與活動的學生不必困在教室內。就居民而言，學生有彈性地且持續地參與抗議活動是維持抗議強度不衰的關鍵性因素。從4月底開始，多數務農的漢人里民開始農忙因而無法頻繁地參與抗議活動，而多數的抗議活動卻都在平常日，原住民里民則需要工作賺錢，也因此學生與老師的持續參與便顯得格外重要。

許多學生也利用影像與文字，透過各種數位媒介傳達他們的所見所聞與反省，而這些學生作品同時也是公事系老師將他們的課堂作業與此次的環境運動作結合的成果。有關於學生的作品有公開的至少有：

	作者	作品名稱	類型	發表管道	課程 （授課老師）
	林廷益	我們不要養雞場！ 台東新園雞場爭議	報導文章	環境資訊中心	族群關係 （林頌恩）
	陳誼睿	什麼！蓋養雞場會導致文化消失？	報導文章	環境資訊中心	族群關係 （林頌恩）
	林光亮等	新園的最高雞密	動畫 4’17’’	Youtube 在6月21日在臺東鐵花村播映	影視特效 （數媒系張溥騰）
	闕良宇	我家住在養雞場隔壁	影片18’39’’	Youtube 在7月11日於卡拉魯然部落播放	紀錄片製作 （蔡政良）
	楊詠程	卡拉魯然走出自己的路	影片31’06’’	Youtube 在7月12日於卡拉魯然部落播放	環境議題 （林靖修）

不僅如此，也有許多公事系的學生將抗議設置養雞場的相關議題作為學期報告，例如有同學利用筆者田野調查課程，採用問卷的方式探討公事系學生對於該抗議活動的看法。每一篇報告或作品其實都代表著學生參與這次環境運動的紀錄。除此之外，南島所與區域所的研究生也邀請新園里里民到校園宣傳理念，在5月18日在校園內與當地居民合作舉辦說明會。為了吸引更多台東大學師生關注這個議題，學生並製作海報與拍攝宣傳短片，利用各種機會宣傳，最後當天吸引將近百位師生參加。最後，我也帶領同學繪製〈2015年台東縣新園里養雞場影響範圍評估圖〉，該地圖成為里民與政府溝通的工具，在許多場合都可以看到縣議員拿著該張地圖在作討論，也是他們擬定養雞場與聚落之間「合理」距離的重要參考。

公共人類學實踐與「肉腳」的人類學家

當縣議會通過本自治條例之後，我開始訪談新園里里民，試圖瞭解他們的想法，以及蒐集居民對於台東大學公事系師生在這次環境運動中的公共人類學實踐的評價與影響。有一位六十多歲且從頭到尾都參與環境運動的原住民長者跟我說：「如果說台東大學在這個抗議活動中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那就是太『慢』了。」這裡的「慢」，我認為包含至少兩個意涵，首先他其實是肯定這次公事系師生的參與；就是因為有效，所以如果公事系的師生能更早參與運動，可能可以更有效率地解決里民的問題。然而，對我而言，這個「慢」還有另一層意涵；這層含意即是體現自己做為一位人類學者在投入公共事務時的困境。

回想參與抗議的過程，我是在4月6日，在臉書上看見台大人類學系童元昭老師貼上一則反對設置新園養雞場的po文之後，才用Google找「新園」在哪裡，結果赫然發現原來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工作場所的周邊。這樣的結果令我感到驚訝，所驚訝的是自己的無知程度探不到底。帶著這份羞愧感，開始瞭解這個環境運動，並計劃將這環境運動結合「環境議題」課程。

然而，當開始與新園里里民一起活動時，學術倫理的幽靈與學科訓練的僵屍頓時成為我的左右護法。有時候覺得在還沒有確認自己的介入是否會造成傷害之前，如傳統人類學訓練所告誡的要doing no harm，實在不宜貿然行動；但又有另一個聲音告訴我，公共人類學不就是要跳脫doing no harm的傳統侷限從如何doing good來思考人類學介入公共事務的行動方案嗎？但是自己馬上腦補，那又如何認定什麼是「good」？甚至是「common good」？這時學科訓練的僵屍又跳出來，仔細看它貼在上額的黃紙符，上面有時寫著：「你不是研究排灣族的？」有時貼近一看，「你不是農業工程或畜產專家？」幽靈與僵屍不斷地告誡我：「在沒有對『在地觀點』有些許瞭解之前，不宜輕舉妄動！」這樣的內心交戰表現在外則是裹足不前。為了擺脫這樣的困境，開始系統性的閱讀排灣族文獻，詢問國內畜產研究專家，蒐集大型養雞場設置的相關資料，向當地的法律扶助團體學習等，用路人甲的身份參與里民的抗議活動等。即便相關知識不斷累積，但緩不濟急。

所幸這世界並不會圍繞這位顢頇的人類學者打轉。里民的積極努力、公事系其他老師的積極投入，學生的熱情、行動力與創造力都不斷地讓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肉腳」的人類學家。然而，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肉腳」學者其實也有其好處，尤其是讓自己更看清現實，可以用更清澈的思維去面對眼前棘手的公共事務。因此，我也逐漸找到自己的戰鬥位置並形成行動方案與策略。第一，與不同學科或團體合作，將自己視為是一個資訊平台，並協助不同團體彼此翻譯，瞭解對方。第二，課程彈性化，解放學生動能，讓公共人類學的實踐可以是以團隊或學術社群的方式進行；透過課程討論，帶領學生思考參與運動的更多可能性。第三，作自己能做的，並且是當地居民期望他人協助的工作。第四，作事後的訪談與活動評估，為往後的東台灣公民運動與公共人類學研究提供案例。相信不斷累積經驗、作事後評估以及和居民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之後，或許以後遇到類似的公共事務時，我能夠逐漸擺脫濃郁的「肉腳」感，不再讓工作伙伴覺得人類學者的投入總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