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位於平均4000公尺的高海拔，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之上。由於天然地理的屏障，自古就不是一般在平地生活的人，能夠輕易進入與安居之地，因此得以與世無爭，世人也難得一窺這個神秘的國度。15世紀之後，歐洲列強開始進行新大陸的探險，殖民主義興起擴張，到了19世紀，亞洲的舊世界成為英俄強權爭奪的重點所在，印度已經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於是西藏成為英俄兩國覬覦的對象。當時的西藏採取閉關政策，外國人沒有經過申請是不能進入的，違反者輕則驅離，重則處決。在當時沒有現代的谷歌地圖，以及先進衛星科技之下，誰能夠正確地掌握西藏境內的地理資訊，誰就在這個兵家必爭之地，擁有軍事戰略致勝先機。

 

第一張西藏地圖的繪製，就是由英國派出的間諜，原來擔任小學老師的印度人南星（Nain Singh Rawat）用他的雙腳走出來的。由於南星出生於印度的商賈之家，從小就和隨著父親從事印藏的跨境貿易，會讀寫流利的藏文，因而被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專家T. G. Montgomerie徵召，歷經了2年的訓練，學習觀察星象、使用六分儀、羅盤等測量工具之外，更重要的是學習走路，跨出的每一步剛好是31.5英吋，2000步剛好成為一英哩的單位。他穿著僧袍，帶著念珠和轉經輪，喬裝為一名朝聖者，在1865年從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出發前往拉薩，只是佛教徒用來計算持咒唸誦的108顆念珠被改成100顆以便於記步，每走100步撥一顆念珠。而手持的轉經輪，上蓋之下是羅盤針，經筒裡面應該裝的是寫滿 “Om! Mane Padme Hum!”的六字真言的卷狀經頁，則是探查資料的紀錄器，南星就在經筒上做出記號，沒有經文的法輪裡藏著細長的紙卷，記錄他沿途所見所聞。第一次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走了百萬步，之後，南星繼續進行數次類似的任務，總共走了250萬步，而根據他一步一腳印所走出來的西藏地圖，多年後的先進測量工具比對，精確到緯度半度之內。這份地圖成為當時外界理解西藏的一份重要資料來源。

 

距離第一份實測地圖的繪製已經140年左右的時間，現在要進入西藏，不需要如南星般的辛苦，已經有了青藏鐵路、公路，還有便利的機場，加上觀光旅遊是當地的重點經濟項目，進入與看到西藏的旅客絡繹不絕。而從「間諜的窺視」到「觀光客的凝視」，看遍西藏風景山水，每一吋土地風方，是一種西藏「被看」的方式，這是空間的現場面向。而對於1959年開始流亡的藏人而言，這個空間向度的西藏，歡迎的是來訪的外人觀光客，隔絕的卻是思鄉想家的藏人。

時間：「生」之「日」

地球的經緯度是定位地理空間的座標，而一個人的生日則是時間的座標，生辰八字在漢人的文化中被是視為是個人一輩子的生命裡，榮華富貴或窮困潦倒的密碼，連婚姻的對象，也要合八字，也因為生辰八字的重要性，所以有些父母為了給出生的孩子求「好命」，而刻意選擇以剖腹生產的方式，在特定的時辰生下孩子。在現代的民族國家的治理體制，出生年月日更是除了姓名之外，用以識別個人與他人的差異，舉凡身份證、信用卡、護照、簽證等證件，都有這兩種個人的基本資料，個人還可以因為各種理由而改名，甚至有些人的性別也可能會不同，但這組生日年月日就從脫離娘胎，呱呱落地之後，被登記到官方的戶政資料，將會頑固地從此跟著我們從出生到死亡。

對我們如此熟悉而理所當然的生日，在作為難民的流亡藏人的身上卻不見得能夠完全套用，雖然藏人都一定也有一個被生到這個世界的日子，但當中有很多人在證件上面登記的生日，卻大多不是這個日子，而是在流亡之後，隨著不同的生命際遇而寫在證件上面的日期。按照社會學階層化的觀念來說，個人的生日，也就是生辰八日，是一種「先賦地位」(ascribed status)，如個人的出身背景，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社會地位，但對於流亡藏人而言，生日的意義卻比較接近的是後天努力而取得的「成就地位」(achieved status)，是個人尋求自由流亡之後才需要擁有的數字。

 

在西藏傳統的社會文化，一般平民百姓重視的是出生的年份，藏曆年和我們的農曆年都一樣以干支紀年，相傳是唐代文成公主傳過去的，但藏曆是以五行代替十二地支。例如2017年是藏曆的「火」「雞」年，藏人看重的是出生的本命年，除非是貴族或是轉世的仁波切，一般人是不過生日的，應該說，也許知道出生的月份，很多人都不清楚確切的日期是哪一天？例如，我問藏人朋友Jamyang（化名）的生日日期，他沒有直接給我一個特定的日期，而是告訴我這個日期是如何推估出來的，他說：「我的父母隨著達賴喇嘛流亡之後，也從西藏出來，當時住在印度的尼泊爾邊境，我的父母每年冬天，大概是10月到隔年的2月，西藏的新年之前，都會到Kashmir賣毛衣，我的母親還在賣毛衣的時候，在那裡生下了我，據我的父親說當時應該是冬季的尾聲，西藏新年之前，所以應該是在2月，而我就根據這個說法，當時要填辦身份證的資料，就選了2月的其中一天當作我的出生日期」。

 

對於流亡藏人而言，是遭遇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公民治理之後，個人的生日在各種有關身份的證件表格之下才成為必須，即使是難民的身份，出生年月日成為個人身份的重要數字。於是，我開始隨機地詢問在田野遇到的藏人朋友，他們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己的生日日期？而個人的生日是如何「創造」或「決定」的呢？答案果然非常多元而有創意，例如，在南印度的一位喇嘛告訴我，當時因為一群人一起從西藏出來，一起辦難民的文件，填寫資料的時候，大家都答不出生日這一題，承辦人員乾脆全部都將日期填成一月一日，「方便又好記」。另一種日期選定的方式則有很實際的理由，例如為了能夠具有進入學校教育的資格，或取得某種福利的年齡門檻，將自己的生日設定在符合這些標準的範圍之內。而已經從印度移居美國並取得公民資格的Pema(化名)，則宣稱她有兩個生日，一個是從西藏成功逃亡到印度的那一天，是她的「重生」之日。另一個生日，則是來到美國，取得綠卡的那一天，是她的「再生」之日，由於這兩個日子對她而言都非常重要，因此她現在每年的這兩日子都會為自己「慶生」。

 

當談到藏人過生日的這個話題時，Jamyang特別向我強調，藏人因為沒有慶生的傳統，所以在傳統歌曲當中，沒有所謂的生日快樂歌，只是現在大家也受到歐美的影響，將Happy Birthday的英文歌填上藏文的歌詞來唱。而對藏人而言，自己不慶生但會參加一個重大的慶生活動，就是每年7月6日的達賴喇嘛生日。這是藏人社區共同慶祝的大日子，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神聖的宗教領袖祝壽的活動，也是凝聚族群的場合，這對於各地的流亡藏人社群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慶典。而哪些地方能夠公開或歡樂地為達賴喇嘛慶祝生日，就代表了當地藏人的被接納的處境，例如在境內西藏和尼泊爾這兩個地方，慶祝達賴喇嘛的生日是不被官方容許的活動，甚至被視為犯法的行為。三年前我拜訪加德滿都的藏人社區時，適逢達賴喇嘛的生日，就目睹警察設立路障盤查計程車裡的乘客，凡是喇嘛或尼僧，或穿西藏傳統服裝的藏人，皆加以阻擋。有的人甚至被直接逮捕，等到天黑才放人，這種戲碼年年上演。若在網路以達賴喇嘛生日為關鍵字查詢，就會跳出一類是各地藏人的盛裝歡慶的消息，另一類則是當天尼泊爾警方又逮捕了幾名藏人，被抓的理由是要為法王慶生的新聞。個別藏人的生日銘刻著藏人流亡的歷程，而各地藏人對於達賴喇嘛的慶生活動，則反映著藏人的政治處境，見微而可知著。

 

 

世界觀：業力與輪迴的視角

近年來開始遇到一些對於流亡西藏有興趣的學生來找我討論，我一定會提供的建議是：即使你去了西藏和印度，也結交了許多藏人的朋友，但如果你不知道藏傳佛教對西藏人的重要性，你就無法理解西藏文化和西藏的流亡社會。

 

佛教主張眾生輪迴的動力來自於業力（karma），一切身、語、意的造作行為，是由人心所啟動的過程，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業力造就業果，當前眾生的處境，就是個人過去業果的顯現，而理解業力的緣起，理解因果，則是活在當下積極努力的動力，改變未來的境遇。例如，藏人將當前流亡的狀態，也視為業力的顯現，流亡社會一首廣為傳唱的歌謠，很清楚地表現這樣的思維：

 

 

 

在業力的造作下，生在現在的故鄉，也因業而必須離開家鄉，藏人接受這是過去業所種的因，但未來將會因為現在的努力而改變，就像被雲朵遮蔽的太陽，總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在臺灣傳法的老格西，一生歷經中國的文革的磨難，流亡到印度，之後被派到臺灣傳法，他個人見證了藏人遭遇的大歷史，知道他的經歷之後，學術魂上身的我，希望老格西能夠口述經歷，為老格西寫傳記。但這個請求隨即被老格西回絕，他說，「中共是我的老師，監獄生活是我的教科書」，我的一切，都在我所教導的學生身上，也就是佛法的修行。」我不是第一個想為格西留下記錄的人，但決不是最後一個被他拒絕的人，對格西而言，他的修行是生生世世，過去經歷一切的苦難，若從佛法的角度，是鍛鍊心智，清淨業果的歷程。

 

從事自由西藏運動非常投入積極的藏人朋友，則套用佛教業果的理論，向我解釋為何自由西藏的運動可以維持在非暴力的方向。他說，「我們信仰佛法，相信輪迴轉世的觀念，這輩子我生為藏人，未來會出生在哪裡，就不一定，因為業力的關係，我可以還是藏人，但也可能變成漢人。一樣的道理，過去入侵西藏，殺了很多藏人的中共領導人，這輩子之後，可能下輩子就變成藏人，也不一定。我們現在是朋友，過去生可能是敵人，現在的敵人，未來可能是朋友，甚至是親人，所以我們現在讓西藏自由的奮鬥，不是只有為我們藏人，也為了大家的未來，甚至是為我現在的敵人，能夠有更好的世界。」

 

藏人最激烈的反抗不是進行恐怖報復的行動，而是自焚。業力造作和輪迴的世界觀，提供了超越人我之間分別的時空架構。唯有從這個視角，才能理解西藏文化的獨特性，以及這個文化可以為人類所帶來的寶貴資產，對於世事紛擾的現今世界，仇恨對立激化的時代，學習看見西藏的方式，也反觀了我們如何看世界的視角。